作为生于20世纪的人，小时候无数次幻想过21世纪会是什么样子，大概和现在的小朋友幻想的未来差不多吧：在天空飞来飞去的“汽车”，日常工作就是探索外星的宇宙飞船，什么都可以干的机器人，内置各种神奇家具的大房子，以及一个永远阳光明媚、人人安逸、幸福快乐的世界。
到今天，21世纪也差不多过去了五分之一了，除了计算机、互联网和手机确实远远超出了原来的想象之外，这个世界在物质、心灵和生活方式方面，似乎并没有如想象中发生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想象中的21世纪不但没有成为现实，反而还越来越疏远陌生了。
看了高林的《皇帝圆舞曲》后，发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前面几年也像今天一样，更多的是上一个世纪的延续，当时的人们同样也浑然不觉整个世界将变得完全不同。
是不是要等到生于上个世纪的人们退出舞台的中心，新的世纪才会姗姗来迟？
《皇帝圆舞曲》部分摘抄：
当卡拉诉讼案发生的时候，伏尔泰正躲在瑞士边境，处境安稳。此时的他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唯一缺的东西就是崇高和不朽。当人们为了类似的事情让还在艰苦挣扎的卢梭站出来仗义执言的时候，卢梭很狡猾地推辞了，而伏尔泰这样一个耶稣会士培养出来的文人，却站出来说话了，而且爆发出了足以震惊整个时代的力量。因为他喊出了整个启蒙运动最崇高而且最值得被后世铭记的一个主张——宽容。
启蒙运动推崇理性反对愚昧，强调手段的高明和巧妙胜过了目的本身是否正当。这种主张发展下去，就是瘸子塔列朗和梅特涅在政治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冷酷的功利主义。但作为启蒙运动旗手和启蒙时期风尚化身的伏尔泰，那个对自然讽刺挖苦的伏尔泰，却喊出了启蒙运动里少有的温情的主张。也正是这一点让伏尔泰超过了所有的竞争者。伏尔泰聪明，他的竞争者们也不傻；伏尔泰讽刺挖苦，每一个希望战胜伏尔泰的人就会显得比他更恶毒。伏尔泰总是用笑声宣布一个对手的灭亡，所以每一个想要成为伏尔泰的人都喜欢笑，而且寻找一切可笑的人加以嘲弄。但是，伏尔泰这个穿着绣花礼服，戴着假发，佝偻着腰的狡猾老人，突然站直了，高声宣布了一个他的追随者永远都不会去在意的主张。
这件事给伏尔泰的生平画上了最辉煌的一抹霞光，也弥补了启蒙运动中冷酷的理性所缺少的道义力量和人类善良的天性。一个在宫廷里长大的王位继承人很少有机会体验到开明专制黑暗的一面，至少约瑟夫二世皇帝就没有体验过。所以，君王这个身份对约瑟夫二世来说就意味着权力，意味着可以造福整个社会和国家的能力与义务，但腓特烈看到了这个身份背后恐怖的一面，以及如果一步走错从宝座上跌落下来意味着什么。
19世纪是普通人时代和英雄时代的分水岭，而滑铁卢战役是19世纪和18世纪的分水岭。从时间上说，19世纪从1801年就开始了，但从1801年到1815年，这十几年完全是18世纪的延续，拿破仑的时代横亘在两个世纪之间，就好像贵族时代横亘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间。1801年已经到来，但是19世纪尚未苏醒，它所有的主题都在幕后等待，等待着滑铁卢的炮声，那炮声就是夏多布里昂、罗斯柴尔德远远听到的炮声，他们属于19世纪，那是他们登场的信号。
这是一个法国大革命的议员会一本正经地在自己的时髦礼服之外再套上一件更时髦的罗马人外袍，然后跑到巴黎的大厦里去开元老院会议的年代。整个欧洲仿佛进入了一个史诗般的时代。大大小小俱乐部里的侃侃而谈，国民公会里的口若悬河，主角们模仿的都是恺撒、加图或者西塞罗。胜利者会得到雷鸣般的掌声，那掌声会让每一个“古罗马人”为之迷醉，即使失败了被送上断头台，最后一次被广场上的人民围观时，他们依然要模仿崇高的古人。恐怖时期的巴黎革命妇女一边织毛衣一边看断头台杀人，为那些慷慨就义的牺牲者所发表的最后的豪言壮语热烈鼓掌，也为铡刀落下、一声闷响之后滚进篮子里的人头鼓掌。对她们来说，广场上的人头滚滚就是一出出免费的古典戏剧。只有一次，这出戏剧出了问题，那就是路易十五的情人杜巴里夫人被送上断头台时，这个老妇人从没想过要成为一个古人，她只想活下去，她一路上哭号哀求，在断头台上挣扎喊叫，当铡刀落下，她的脑袋被刽子手高高举起，以往掌声雷动的广场鸦雀无声——直到这一刻人们才意识到，原来他们每天崇高消遣的本质就是杀人。
在拿破仑派人把昂吉安公爵从莱茵河对岸绑架回法国枪毙的那个夜晚，瘸子塔列朗和警察总监富歇一起在某个夫人家里玩牌。富歇说公爵已经被枪毙了，夫人吓得惊呼：“这是犯罪吗？”瘸子眼皮都不抬地答道：“比犯罪严重多了，这是个错误。”那一刻的瘸子是淝水之战以后下棋的谢安，内心里为自己能说出一句永垂不朽的话爽得快爆棚了。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沙皇亚历山大驻巴黎的代表奉命向他报告俄国沙皇保罗一世不幸中风离世、新沙皇亚历山大已经登位的消息时，他作为法国外交部长居然把文件一合说：“我觉得你们以后真的应该给你们君主的死想一个新理由，总是中风太乏味了！”这件事据说让沙皇到1814年还在记瘸子的仇。1881年3月1日，当亚历山大二世即将实行改革的最后一环“立宪”时，一个革命者向他投掷了一颗炸弹，但沙皇奇迹般地毫发无损。当一个没认出亚历山大二世的军官向他喊“沙皇怎么样”时，沙皇回答：“感谢上帝我没事。”这时，被捕的刺客喊道：“别急着感谢上帝！”混在人群里的另一个刺客向他们扔出了第二颗炸弹。沙皇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送我回宫…去…死！”
1888年10月17日，在乘专列从克里米亚返回彼得堡的路上，亚历山大三世在专列上接见了西南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后者警告说沙皇的专列速度过快，不符合安全规章。沙皇对此不以为然，依然命令列车加速。第二天上午，刚刚吃完早餐的沙皇一家被出轨的列车甩到了车外。
1913年年初，维也纳人怀揣着给音乐会捣乱用的钥匙（维也纳人在音乐会上敲钥匙表示喝倒彩），坐等勋伯格来朝他们脸上泼音符，结果勋伯格给了他们一首完美的浪漫主义音乐，维也纳人兜里的钥匙一直都没掏出来，最后他们只能给作曲家献上疯狂的掌声。维也纳人觉得勋伯格跟他们和解了，于是，勋伯格在维也纳人对他毫无防备的4月亲自指挥他的学生阿尔班·贝尔格的无调性音乐。愤怒的评论家兜里没带钥匙，所以他扑上去给了勋伯格一耳光，这就是著名的“耳光音乐会”。
当1918年奥匈帝国崩溃之时，新建立的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国会同意并入德意志国家，却遭到了协约国的禁止。因为协约国的政治家无法向自己的选民解释，为什么经过漫长的战争，战败的德国的领土反而扩大了。
弗洛伊德抱怨说唯一承认他学术地位的官方机构是维也纳税务局，他们写信给弗洛伊德说：“为什么您已经举世知名了，申报的个人收入却这么少？”
相比于1914年夏天那些当局者对命运的漠不关心，更加富于悲剧色彩的是，在1913年走向终结的那个世界里的每一个人对命运的茫然无知。1914年6月的那次刺杀把少数几个人推到了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但在那之前，在1913年，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小人物，都是旧世界芸芸众生里的一员，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高高在上，但在1913年，没有人相信单凭他们几个就能把整个欧洲推进黑暗。
处在1913年的人们正急切地憧憬着未来，这和1914年以后的人喜欢怀念过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在热切地盼望着20世纪揭开它神奇的大幕，从先锋艺术到技术进步，人们对大幕后面的东西充满了想象，唯独没有考虑到“战争”和“革命”。如果日后能选择，他们多半宁愿留在1913年，但当时他们浑然不觉。
而那个在他们的浑然不觉中降临的世界就是我们今天身处其间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