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请原谅我这次在一篇文章之内复制、粘贴了这么多不属于我的文字，因为其中许多公开信已经在网络上被封杀，剩下的也难说能够一直存在，所以我在这里多做一份记录，除此之外，修正了一些文字和排版的错误，增加了一些链接。鉴于某些媒体的可信度不高，这里不转载关于这次事件的采访，只保留当事人和声援者的文章。
3月1日，是“钦定”《冰点》周刊复刊的日子，中宣部已经要求该期《冰点》必须刊载批驳袁伟时教授《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的文章。且看到时候《冰点》用怎样的表现迎合专权的官僚，放逐自己的灵魂，反衬李大同、卢跃刚等尚存新闻理想的中青报社报人的良知、勇气、坚毅和职业道德。
向往自由思想和自由言论的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噤声屏气，尚有良知的人不得不在羞耻中忍受煎熬，看重尊严和荣誉的人不得不无力地抵抗践踏，而一腔热血的理想主义者被洋洋得意的官僚们逼到走投无路，不得不用笔来捍卫自己最后的权利和尊严。
自由，哪怕是经过妥协的一点点自由，不是仅存在架空的《宪法》当中，就是由别人“赐予”给你的。可笑的是，施者和受者都浑然不以为耻，麻木地欣赏着抗争者的悲壮无力，嘲笑不识时务者的天真。
我们曾经嘲笑历史上那些卑躬屈膝、媚上欺下、没有风骨、没有原则的小人之所为，嘲笑那些贪婪、虚伪、色厉内荏的掌权者大祸临头了还要消灭一切逆耳之言，以为从此天下太平的愚蠢作为，嘲笑那些没有脖子、没有脊梁也没有脑子的奴才自己肉麻地拍着马屁之余还要迫着别人也跟着唯命是从，仿佛是那么遥远，仿佛今天的人们都应该清楚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
而现在，我们其实就活在这样注定受到嘲笑的历史中。
也许今后的历史书会语焉不详，会讳莫如深，会一笔带过，会粉饰太平，会歌颂赞美，会努力遗忘，但今日这已经发生过、正在发生着的历史永不会改变，让我们显得猥琐可笑的，正是我们自己…
当李大同、卢跃刚等报人正用无畏且无奈的呼喊对抗这种可笑时，我们该站在哪里？希望所有目睹这次事件发生的我们，都能在大是大非面前，对得起自己心中的历史。
《冰点》事件全文记录：
一、事件的起因：
2006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特稿第574期刊登了中山大学哲学系袁伟时教授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
因为中青网、新语丝和人民网上的文章仍然还在，而且该文的内容只是涉及学术争论，不是此次事件的焦点所在，所以就不复制全文了。
二、中宣部新闻阅评：
中宣部新闻局1月20日第34期新闻阅评严厉批评袁伟时、《冰点》周刊，该阅评超出学术讨论范围，上纲上线，并且流露出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准绳压制异见观点的倾向。新闻阅评全文如下：
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翻案 中青报载文公然批我历史教科书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1月11日刊登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撰写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文章说，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关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事件和义和团事件的叙述是“狼奶”，反右、大跃进和文革三大灾难根源之一“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现在，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表明：“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文章以火烧圆明园和义和团两个事件为例做出抨击，否定中国人民100多年的反侵略斗争，其矛头直指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一、关于火烧圆明园事件
文章说，教科书说战争起因是1856年3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潜入广西西林地区胡作非为，被当地官吏处死。后来，法国以此为借口，伙同英国发动侵略战争。马赖1842年起到西林传教，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是违反条约的错误行为，西林地方官员把他处死，违反了条约义务。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按照袁伟时的说法，只要清政府不违约，西方列强就不会发动侵华战争，然而实际上，首先违约的正是西方列强自己。文章说，教科书只字不提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二是《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规定12年后可修改通商条款。这“本属平常外交事件，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矛盾。”教科书说：1859年，英法公使各率一舰队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他们经天津至北京，并要求兵船武装人员不得登岸。他们蛮横地率舰队闯入大沽口，遭防守士兵开炮打击。文章说，“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当时政府和仕绅完全被极端的情绪所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事实上，列强的殖民扩张政策是其侵略本质决定的，清政府一再忍让，最终被逼得无路可走，不得不进行抵抗，文章所述完全违背历史事实。
二、关于义和团事件
文章说，“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关于义和团拆毁从天津到北京的铁路及砍断电线，文章说，“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教科书也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文章援引教科书沿海版“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群众开始围攻侵略者据点西什库教堂和外国使馆区”一句后说：义和团期间，“劫余的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国人和中国教民。这个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固守反抗屠杀，于理于法都无可指责。说这个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完全是信口开河。”文章意思很明确，帝国主义这场侵华战争是由义和团造成的，而事实是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烧杀掠夺在前，义和团反抗在后，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文章套用八国联军侵略者同样的语言，说中国人仇视欧洲人民，文章完全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一鼻孔出气。列宁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对义和团做出积极的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同西方列强的攻击是完全相反的。当然，义和团存在盲目排外，迷信落后的缺点，但义和团的历史功绩绝不容抹煞。
文章说，“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这个观点和当年蒋廷黼的观点如出一辙。蒋是要中国人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去实现现代化，这个观点和我党的观点完全相悖。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只有先直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去实现国家繁荣富强这另一个伟大任务。两点紧密联系，没有前者就不能实现后者。
文章把日本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我历史教科书扯在一起，说“我们的近代史观也有类似的问题”，是“社会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这是直接攻击我们党提倡和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对我党倡导的社会主流文化的恶意诋毁，而把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和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实际上混为一谈，严重地颠倒是非。
阅评员认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对于帝国主义血腥侵略中国的行径早就给予了有力批驳，历史本来早已对这些重大问题做出了结论，而文章作者竟然要如此为其翻案，使人难以理解。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刊不时发表同我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文章，在党的思想阵地上不止一次地散播有严重错误的观点，对人民提出的严肃批评置若罔闻，真不知要把我们的年轻读者引导到哪里去。
（新闻阅评小组）
本期加送：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常务书记杨岳、中国青年报总编辑李而亮
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本部领导
总第8136期 责任编辑：何黄彪
2006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刊发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严重损害中国青年报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严肃批评。
鉴于中国青年报刊发《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严重错误，决定处理如下：
1、对中国青年报社党组副书记、总编辑李而亮，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提出通报批评；
2、责成中国青年报对冰点周刊进行停刊整顿，并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冰点周刊停刊整顿自2006年1月25日起。
希望中国青年报社从这一事件中汲取深刻教训，认真做好冰点周刊的停刊整顿工作，进一步端正冰点周刊的办刊指导思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严格遵守新闻宣传规律，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做好有关停刊整顿工作、切实改正错误的基础上，实现冰点周刊的复刊。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
2006年1月24日
「胡錦濤」代表什麼？錦濤先生：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先生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中勉勵他的國青團青年學員時，說了這麼一句玩笑的話：「希望將來國青團也能培養出一個胡錦濤。」
我相信這是他從政以來所說過的最不及格的笑話。
馬英九先生很可能只單純想到，「胡錦濤」是從共青團體制裡脫穎而出的國家領導人，但是會說出這樣的話，也透露了他顯然不曾更深刻地細思過，共青團是個什麼樣的體制？這個領導人所領導的「國家」，是個以什麼為本的國家？他的權力來源是什麼？正當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紀初掌握中國政權的「胡錦濤」這三個字，代表了什麼意義？
它當然代表了超高的經濟成長指數，讓世界驚詫，讓國人自豪，可是同時，在政治自由的指標評比上，中國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說，這是以「西方右派」的標準來衡量的，不符合「中國國情」。好，讓我們用一個社會主義的指標吧。追求資源分配的平等，不管均富或均貧，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貧富差異上，中國的基尼系數超過0.4，迫近0.45，這已是社會大動亂的門檻指標。指標數字下，多少人物慾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
也就是說，「胡錦濤」三個字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歷史裡，仍代表一種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專制集權；在追求平等的大趨勢裡，它嚴重的貧富不均。
在您剛剛上任時，人們曾經對年華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為，作為一個新世紀的人物，您的心靈和視野會比您的前輩們更深沈，更開闊。共產黨權力革命的殺伐蠻橫之氣，終究要被人文的體貼細緻和文化的潤物無聲所取代。但是，兩年了，我們所看見的，是什麼呢？
被割斷的喉嚨
促使我動筆寫這封信的，是今天發生的一件具體事件：共青團所屬的北京「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今天黃昏時被勒令停刊。
在此之前，原來最敢於直言、最表達民間疾苦的「南方週末」被換下了主編而變成一份吞吞吐吐的報紙，原來勇於揭弊的「南方都市報」的總編輯被撤走論罪，清新而意圖煥發的「新京報」突然被整肅，一個又一個有膽識、有作為的媒體被消音處理。這些，全在您任內發生。出身共青團的您，一定清楚「冰點」現在的位置：它是萬馬齊瘖裡唯一一匹還有微弱「嘶聲」的活馬。
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這僅有的喉嚨，都被割斷。在「冰點」編輯們正式得知這個「割喉」處分之前，所有跟「冰點」有關的字和詞，已經從網路上徹底消滅。
在您的領導之下，網路警察的絕對效率，令人駭異。
選在今天執「刑」，誰都知道原因：春節前夕，人們都已離開工作崗位，準備回鄉圍爐。報紙開始撲天蓋地報導娛樂，製造溫馨；電視開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聯歡，生產快樂。選在這一天割斷中國僅有的喉嚨，然後讓普天同慶的歡聲把它淌血的聲音遮住。行刑者躡手躡腳走開，過完年，一切都已了無痕跡。網路警察的效率和現代傳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現的二十一世紀統治技巧。
網路警察動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時間動手，是怕國際媒體知道。偷偷摸摸地執行，費盡心機地隱藏，洩漏的是政府的虛心和害怕。但是，請您告訴我這個困惑的台灣人民：這「和平崛起」大有為的政府，究竟為什麼如此的虛心和害怕？
「冰點」的停刊，其實沒有人真正的驚訝，人們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個宿命論者永遠在等著鬼的半夜敲門索命；我發現，太多的災難和壓迫，使得大陸很少人相信好事會長久、夢想能成真、正義能落實。刊出龍應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時，網路上已經四處流傳「冰點」被封殺的臆測；今天，只是「鬼」終於被等到了。而「冰點」「勇敢」到什麼程度使得共產黨用這樣陰暗的手段來對付它？
仇外的建國美學
今天封殺「冰點」的理由，是廣州大學袁偉時先生談歷史和教科書的文章。因為它「和主流意識形態相對…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領導」。而「毀」掉了一份報紙的袁偉時先生的文章，究竟說了什麼的話，招來這樣的懲罰？
我認真讀了這篇文章。袁偉時以具體的史實證據來說明目前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謬誤百出不說，還有嚴重的非理性意識形態的宣揚。譬如義和團，教科書把義和團描寫成民族英雄，美化他對洋人的攻擊，對於義和團的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以及他給國家帶來的傷害和恥辱，卻隻字不提。綜合起來，教科書所教導下一代的，是「一、現有的中華文化至高無上。二、外來文化的邪惡，侵蝕了現有文化的純潔。三、應該或可以用政權或暴民專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領域的邪惡。」。對於這種歷史觀的教育，袁偉時非常憂慮：「用這樣的理路潛移默化我們的孩子，不管主觀意圖如何，都是不可寬宥的戕害。」
錦濤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產黨是以美化秦始皇、盜跖、太平天國、義和團這樣一個歷史脈絡來奠定自己的權力美學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個政權都會設法去建構一個所謂建國神話和圖騰──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進黨的企圖。但是，建構的國族神話裡如果藏有仇外情緒，就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危險。在二十一世紀，國界幾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來愈是一個緊密的村子，因為唇齒相依，不得不憂戚與共。中國為什麼極力爭取主辦奧運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圖以最大的動作向世界推銷一個新的中國形象：你看，中國是一個充滿發展能量、愛好世界和平、承擔國際責任的泱泱大國！
如果對外面的世界推銷的是這樣一個形象，關起門來教下一代的，卻是「中華文化至高論」、「外來文化邪惡論」以及義和團哲學，請告訴我，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總書記能夠光明磊落大聲地告訴國際社會嗎？
袁偉時說，教科書不能罔顧史實，不能讚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國人對自己狂熱，對外人仇視。這樣的認知，錦濤先生，在我們這裡，叫做「常識」。在北京，竟然是違反「主流意識形態」的入罪之論。那麼能不能請您告訴我這個台灣人民，您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什麼？
哪一個是你真實的面孔？
我們暫且不管大陸的知識份子和一般人民讀者怎麼看這「冰點」事件，但是我很願意和您分享像我這樣一個台灣的知識份子的感受。至於龍應台這樣思維的人在台灣有沒有代表性，有沒有影響力，您自己判斷。
我對中國大陸有著深切厚重的情感，來自命運血緣，歷史傳統，更來自語言文化。在台灣生長，我同時發展出與這一條「家國認同」情感線平行並重的執著，那就是對生命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而從這種尊重和堅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價值：譬如主張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對貧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對國家暴力的絕不容忍，對統治者的絕不信任，譬如對知識的敬重，對庶民的體恤，對異議的寬容，對謊言的鄙視……
這一條我稱之為「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當「家國認同」的情感線和「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相互衝突時，我如何取捨？毫無猶豫，我選擇後者。二十年前，我曾經寫「野火」和國民黨那個「家國」對抗；李登輝當政時，我曾經為文批判他的虛偽與狹隘；陳水扁不公不義，又迫使我執筆徹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鬧不清我究竟是「統派」或是「獨派」，不妨這樣試試：台灣和大陸，哪邊符合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的「家國」。哪邊違背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離之棄之抵抗之的對象。如果兩邊都符合我的「價值認同」，那就開始討論統一吧。所以，我是統派還是獨派呢？
以這樣的價值結構來看今天「冰點」事件，您說我這個台灣人看見什麼？
我看見這個我懷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緣家國」，是一個踐踏我所有「價值認同」的國度：
它，把真理當謊言，把謊言當真理，而且把這樣的顛倒制度化。
它，把獨立的知識份子當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識份子當家僕使用，把奴才當──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鑰匙，交到奴才的手裡。
它面對西方是一個臉孔，面對日本是另一個臉孔，面對台灣是一個臉孔，面對自己，又是一個臉孔。
它面對別人的歷史持一個標準，它面對自己的歷史時──錯了，它根本不面對。它選擇背對自己的歷史。
它擁抱神話，創造假象，恐懼真相。他最怕的，顯然是它自己。
……
您，還要我繼續說下去嗎？
請說服我
我真正想說的是，錦濤先生，作為一個台灣人，我實在不在乎團團和圓圓來不來台北，雖然熊貓可愛得令人融化。但是我這樣的台灣人可真在乎「冰點」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個被逮捕的記者的安危。如果中國的「價值認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鑰匙的奴才在壟斷它的解釋和執行，而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擊、戒律、監控的對象，請問，我們談統一的起點理由究竟是什麼呢？而我對中國的情感還是有條件的，台灣還有很多熱愛、深愛、無條件地執著地愛中國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麼東西去跟他談統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罵呢？
重點不在團團和圓圓，您知道嗎？重點也從來就不在民進黨，您明白嗎？
重點就在「冰點」這樣具體而微的事情上，因為，說穿了，錦濤先生，您容不容許媒體獨立，您尊不尊重知識份子，您用什麼態度面對自己的歷史，以什麼手段去對待人民，每一個最細小的決定，都繫在「文明」這兩個字上頭。經歷過野蠻，我們不得不在乎文明。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願意誠懇傾聽。
（本文寫於一月廿四日。台北中國時報、香港明報、吉隆坡星洲日報、美國世界日報今同步刊出）
五、第一次公开抗议：
1月25日，李大同发表《就〈冰点〉周刊被非法停刊的公开抗议》。全文如下：
新闻界的同行们、知识界、法律界的朋友们、《冰/点》周刊海内外的热心读者们：
2006年1月24日，星期二，是《冰点》周刊的发稿日，《冰点》在京编采如往日一样，齐集编辑部，认真校对将于1月25日出版的新的一期周刊。下午4点多，版样全部出齐，送总编辑审阅付印。然而反常的是，迟迟没有回音。我们听到，报社领导层被全部召到团中央开紧急会议，没有人看大样了。这意味着将有不同寻常的事情要发生。
天塌下来，报纸也是要正常出版的，这是对所有订户、所有读者负责。我们将大样中所有发现的错漏改定，静等事变的发生。鉴于中宣部对《冰点》的批评指责从来就没有断过，星期一还刚刚见到中宣部阅评小组对《冰点》刊发的袁伟时教授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作出的文革式上纲上线的蛮横指责，作为主编，我估计，撤销我职务的时刻来到了。
然而卑鄙所能达到的程度，总是超出常人的想像。大约5点多钟，全国各个媒体朋友们的电话纷至沓来，告诉我他们已接到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北京市新闻局的通知，“不许刊登任何冰点停刊整顿的消息和评论”、“不许参加冰点编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不许炒作”、“要保持距离”等等。继而，各个海外媒体记者的电话也络绎不绝，要求我证实这件事。然而直到7点，还没有人正式通知我，报社领导层从团中央回来，还在开会商量。我反倒成了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所有信息证明，这是一个党内高层某些人甘冒天下之大不讳，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行动。这个行动，不仅没有任何宪法和法律的依据，也严重违反、践踏了党章与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作为一个职业报人，《冰点》停刊是我最不能理解、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因为报纸是社会公器，报社与订户、读者有契约，是读者付款购买的信息产品，报社必须履约，不管个人的命运如何，《冰点》周刊应该如期送到订户手中。然而在作出这个决定的人那里，社会影响算什么？广大读者算什么？主流大报的声誉算什么？党章国法算什么？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算什么？执政党的形象又算什么？
他们将社会公器视为个人的家产，认为可以随意处置。
晚上7点30分,我接到社长、总编辑叫我上去谈话的电话。对我宣布的决定，是团中央宣传部作出的。“决定”将袁伟时先生的文章冠以若干莫须有的大帽子，然后宣布《冰点》周刊“停刊整顿”；除对总编辑和我本人通报批评外，还要作“经济处罚”，谁给了他们这种权力！心态如此之龌龊，令人哭笑不得。
自然，这场谈话在前述种种背景之下，已经成了一场滑稽剧。很明显，这是“上面”少数人在背后操纵，团中央在前台扮演丑角。我据理向社长、总编辑痛斥这份“决定”和中宣部《新闻阅评》的荒唐，并向他们宣告：我将正式向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控告这次非法行为。
就在《冰点》周刊被停刊的今天，报社接到大量读者的询问电话，已有读者在得知《冰点》停刊后愤而去邮局退订本报。
“上面”少数人对《冰点》周刊的扼杀，蓄谋已久。2005年6月1日，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前夕，《冰点》刊发了《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一文，真实记录了面对民族危亡，国共两党两军密切合作、相互配合、浴血奋战的真实历史场景。与传统宣传不同的是，《冰点》首次在主流媒体上客观真实地报道了国民党将士在这场战斗中牺牲数万人的战斗历程。
这样一篇真实的历史描述，却遭到中宣部阅评组的蛮横批评。他们批评的根据是什么呢？没有任何事实，而是根据“××年××出版社的中共党史××页关于平型关大捷的记述”，《冰点》的报道是“美化国民党，贬低共产党”。结果，在纪念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大会上，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讲话中全面肯定了国民党将士在抗日战争主战场上的功绩。谁对谁错，不言自明。
在连、宋访问大陆结束之际，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女士在《冰点》发表长篇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文章用丰富的材料，首次客观真实地向大陆人民介绍了台湾几十年来的变化和发展，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好评，对沟通两岸民众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这样一篇文章，竟被中宣部某些人指责为“处处针对共产党”，其眼界和心胸之狭隘令人惊诧。
去年11月18日，党中央隆重召开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的纪念会，曾庆红同志代表党中央对耀邦同志一生的光辉业迹、伟大人格作了充分阐述，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而中宣部的某些人却禁止媒体发表纪念耀邦同志的回忆文章，规定只许发表新华社通稿，各媒体不允许有自选动作。
2005年12月7日，《冰点》刊发胡启立同志的长篇回忆文章《我心中的耀邦》，引起强烈反响，海内外中文媒体纷纷转载，无数网友发帖说被文章感动得热泪盈眶。对这样一篇起到极好社会反响的文章，中宣部竟打电话到报社来问罪，称报社违反了“没有自选动作”的规定！在这些人那里，哪有一点对胡耀邦同志的真感情、真悼念啊！
中宣部少数人对《冰点》的无理指责和批评还有很多。譬如，2005年11月30日《冰点》刊发记者调查，披露了武汉大学法学教授周叶中在学术著作中的剽窃行为。这位周教授在《冰点》记者采访他时，竟有恃无恐地劝告道：你就不要管这事儿了，晚上中宣部就要找你的！你们总编辑会找你的！报道刊发后，果然遭到了中宣部某些人气势汹汹地问罪，蛮横地指责这篇报道有严重的舆论导向问题。
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冰点》对此事的后续报道被撤版。2005年12月28日，《冰点》历史性地出了一期只有三块版的周刊。试问，中宣部的少数人究竟在保护什么行为？
现在，他们终于要跟《冰点》算总帐了！用袁伟时先生的文章为发难对象不过是个幌子。袁伟时教授在近代史的研究上著述颇多，在知识界影响很大。袁教授写的这篇文章依据的是史料，立论基础是开放的理性。文章发表后，亦引起很大反响。本来，对历史问题的讨论，需要对材料和观点有平等的、心平气和地交流，才能逐渐达到共识。诸多网上评论中，即便是不赞同袁先生文章的网友，也有态度十分认真、考据十分扎实的反驳文章。我本人曾将这些帖子转给袁先生参考，袁先生看后对我回复说：这些文章态度确实十分严谨，我将会认真考虑他们的观点，作出相应的回复。这正是一种健康的、正常的学术交流。而中宣部的阅评除了文革式的詈骂和扣帽子、打棍子，还有什么？！
这次事件再次集中暴露出我国新闻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弊端，那就是中宣部少数人以其狭隘的眼界、逼仄的心胸、专制蛮横的工作方法，将本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政治局面，管制得万马齐喑、一片死气沉沉。这些人要的是顺从，而不是平等。这种专权，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哪一条授予过他们？！
对我国新闻管理体制的弊端，我们将另文论述。在这封信里，我们只是想告诉同行们、读者们、朋友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没有真理害怕辩论，没有真相惧怕公开。尽管中宣部的某些人动用权力，封锁所有媒介和网络，但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看到这封信！你们有知道真相的权力！
衷心地感谢你们！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 李大同
2006年1月25日
萧瀚按：受当事人委托，代为上传此份文件。
2006年1月24日，《冰点》终被中宣部假手团中央的宣传机关下令停刊整顿，这是中国新闻恶性管理制度长期作祟的集中爆发。这是中国新闻界的重大历史性事件。
历史证明：只有极权制度需要新闻管制，妄想永远把大众蒙在鼓里，贯彻愚民政策，图谋"一言堂"万寿无疆。然而无情的现实证明：恶性新闻管制的土壤注定要生长出李大同、卢跃刚、杜涌涛、贺延光和他们那个形弱质坚永葆朝气的冰点群体。这是历史的唯物论，这是生活的辩证法，不会依任何人的欲念而转移。
《冰点》坚守理念，十年不易。他们编发广大作者的智慧和良知，体现出舆论监督权力、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受到了广泛、持续的赞扬。这样一份显示着先进性的党报周刊，竟遭蓄意封闭，消息传出，两岸舆论震惊或出意外，全球为之震动则属必然。
事出有因。它决非孤立个案。这是中宣部近几年屡屡封闭、改组诸如《新京报》、《岭南文化时报》、《环球经济导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以及《书屋》、《同舟共进》、《方法》、《战略与管理》等等等等报刊杂志这类恶性管理行为的延续，其源大多出自该部的一个"阅评小组"。中宣部把"宣传"异化为"
管制"，代行政府权力，应属越权，构成违宪。“阅评组"自始以"审"代"阅”，以"判"代"评"，根本名不副实。他们为了钳制舆论，剥夺言论自由，除了扣帽子、打棍子之外，竟至发展到制造各类"黑名单"，暗中追查，待机而发，有时一个电话指示便完成了"执行"过程，使相对方失去了申辩的权利。他们的做法荒诞粗暴，全然不受法律约束。据知中央从未授予他们持有特权。他们甚至违背中央16届5中全会通过的文件精神，把励行法制，以法治国的国策从根本上架空。人们会提出问题：宣传机构不保护媒体，不保障言论自由，还有什么作用？
试看他们得胜称庆之后，人们得到的却只是舆论界尽失活气，新闻业几近枯萎。人们听不到争鸣，看不见和谐。“主流意识"也不知流到了何处。
然而，我们曾是高歌"不自由，毋宁死"追随革命进军建设的。诚然，我们都届暮年，但自信锐气不减，于是愿效梁任公"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回顾六七十年的教训，透过历史风云，深知一旦失去言论自由，当权者就只能听到一个声音，哪里会有心情舒畅，政通人和？而今纵览天下局势，又感悟一条规律：在集权制度向宪政制度转轨的历史关头，剥夺大众言论自由，不敢让人说话，一定会给政治转轨、社会转型埋下祸根，不免引发群体对抗，导致动荡。古往今来，执政者用暴力维持强权政治，得到了多少血的教训，我们怎能失忆？
言论自由对于提高执政能力不可一日缺失。其底线恰恰在于保障而不是给予，更不是赐予。而保障的基本要求应是：政权不得以国家的需要加以限制，例如不能借口
“稳定"予以剥夺。经验证明：广开言路有助于"稳定”，处置孙志刚事件的经验是最好的例证。自由的舆论释放了冤抑，社会矛盾得以缓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司法的缺陷。汕尾事件的教训，更从反面证明了我们的论断！
言论自由的意义不在于保守固有文明，而在于能够导向不断的创新。取消言论自由注定会妨害创造力的发挥，因而应当尽快立法，扩大公民的自由权利，保护媒体的言论自由，促进国家的进步兴旺，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法国大革命产生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二战后出台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对此都有示范性条款，何不接轨仿效？
概括以上申明，提出如下要求——
- 中宣部就冰点事件向中央提出书面报告，深刻检讨，汲取教训，撤销"阅评小组"。\
- 全面恢复《冰点》周刊，不得"秋后算帐"。\
- 尽快出台《新闻保护法》，废除一切恶性管制新闻的办法，保障新闻媒体的职业权利。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这是先烈狱中高歌的《自由颂》。我们将踏着先烈血痕，竭尽薄力去捍卫公民的自由权利；我们与《冰点》一同前行。
签名（以姓氏笔划为序）：
江平 朱厚泽 李锐 李普 何家栋 何方 邵燕祥 张思之 吴象 钟沛璋 胡绩伟 彭迪
戴煌
2006年2月2日，于北京
附件感言：《冰点》停刊事件发展至此，证明了我们努力通过党内规定途径来协商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只是幻想。面对这样一个从团中央到中宣部均视党章为废纸的官僚群体，你还能指望他们尊重宪法吗？立此存照吧。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吴官正同志并报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曾庆红同志：
2006年1月25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中宣部个别领导下令停刊整顿。此举没有任何宪法和法律的依据，严重违反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明确规定；侵犯了下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正当权利；侵犯了报纸编辑、记者正当的从业权利；侵犯了广大报纸订户按照购买契约如期阅读《冰点》周刊的法定权利，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国内影响，严重损害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形象。
现依照党章第一章、第四条、第四款的规定，提出申告。
一、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简介：
《冰点》是中国青年报于1995年元月创立的专题特稿版。创刊伊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好评。在1995年底中国青年报大型读者调查中，《冰点》获最高票，被读者选为“我最喜爱的版面”之榜首。
1996年年中，《冰点》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评选中，被评为“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栏目”。
1998年至1999年间，《冰点》为周一至周四连续出版的报纸版面。在这一年当中，创立了“冰点时评”言论栏目。2000年，“冰点时评”被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评为第二届“中国新闻名栏目”。
2003年年中，《冰点》被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评选为第三届“中国新闻名栏目”。全国记协此前在七个省市的各界读者中做了较大规模调查，结果《冰点》被提名为报纸类第一名。
2004年6月，为满足读者的需求，《冰点》扩为每周四块版的周刊，每周三定期出版。
《冰点》周刊自创立以来，持续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好评，在中国青年报每月一次的读者调查报告中，《冰点》周刊的阅读率始终居于榜首，平均阅读率一直保持在70%以上，《冰点》周刊的四个版中，有三个被读者提名为“最喜爱的版面”。
《冰点》周刊的报道和文章，经常被其他媒体转载，无论在读者还是在业界当中，都具有显著的影响力。
二、事发经过：
2006年1月23日上午，本报总编辑通知我有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阅评小组的一份阅评，阅评对《冰点》1月11日所刊发的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提出批评。《阅评》说文章是“和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翻案”、“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这种蛮横不讲道理的批评，是中宣部阅评小组的一贯作风，批评不是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而是采用我党早已明文禁止的扣帽子、打棍子的方式，断章取义，肆意歪曲文章的主旨。这种方式历来为新闻界同仁所不齿。
1月24日星期二，是《冰点》周刊的发稿日。《冰点》周刊在京编采人员照例将第二天出版的四个版样出齐，下午三点左右送总编辑审阅付印。此时听说报社社长和全体总编辑、副总编辑已被团中央书记处召去开紧急会议，报纸版样无人审阅。
下午五点钟左右，我们开始陆续接到中央各大新闻媒体、各大网站同行的问询，“冰点为什么被停刊整顿”。此时，作为当事人，我们还完全被蒙在鼓里。经仔细询问，我们得知，中央及全国各媒体最早在当日上午11时就已经传达了中宣部如下指令：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停刊整顿一事，任何媒体不得报道和评论；不得参加任何由冰点采编人员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不得在网上以任何形式进行议论等等。与此同时，相同指令也由国务院新闻办和各地新闻办发至各大门户网站和其他网络媒体，“关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停刊整顿一事，一律不报道，论坛不讨论，发现此类消息立刻删除，请立即执行”。其意图是从一开始就完全封死关于《冰点》周刊停刊的任何消息和评论。
当日晚六时左右，我即开始接到世界各主要媒体的采访电话，要求确认此消息。我意识到，一场严重危害我们国际形象的新闻浪潮即将因此而发生。
当日晚七时三十分，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党组书记王宏猷，中国青年报社党组副书记、总编辑李而亮找我谈话。他们向我宣读了一份《关于对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错误刊发〈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处理决定》。决定内容有两条：对中国青年报社党组副书记、总编辑李而亮，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提出通报批评；责成中国青年报对冰点周刊进行停刊整顿，并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冰点周刊停刊整顿自2006年1月25日起。
让人莫名其妙的是，这个决定竟是团中央宣传部作出的。中国青年报直属团中央书记处领导。在管理权限上，团中央宣传部根本无权作出这种决定。
自这篇文章发表之日（1月11日），直至1月24日晚上，本报没有收到过主管上级团中央书记处的任何批评意见。本报所接到的批评，均为中宣部新闻局发出（1月13日，中宣部新闻局宣传处发出一份“月报”；1月20日，又由新闻局阅评小组发出“阅评”）。
我们了解到，团中央书记处在1月24日下午向本报领导下达《冰点》周刊停刊指令时，明确表示“这不是团中央的决定”。事实也证明如此：团中央怎么可能有权命令全国新闻媒体和网站封锁消息呢？很明显，这是中宣部个别领导人无视党纪国法约束的一次滥用职权的恶劣行为，直接违反《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二章、第十四条的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对同下级组织有关的重要问题做出决定时，在通常情况下，要征求下级组织的意见。要保证下级组织能够正常行使他们的职权。凡属应由下级组织处理的问题，如无特殊情况，上级领导机关不要干预。”
鉴于中国青年报是在国内外拥有大量读者和广泛影响力的中央级主流大报，而《冰点》周刊是中国青年报阅读率最高的一个周刊，如无正当理由，突然停刊将构成重大事件，也将构成重大国际新闻热点。我当即向本报社长和总编辑指出：停刊指令没有任何宪法和法律的依据，将在人民群众中严重破坏我党形象，也会在国际上严重破坏我国改革开放的形象。我向社长、总编辑提出紧急建议：为顾全改革开放的大局，请他们立即向团中央书记处汇报，应保证《冰点》周刊第二天的正常出版；作为缓冲措施，可以先将我本人做停职处理（事后证明，我的建议没有向上汇报）。我当场向社长、总编辑表示：我将按照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规定，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控告中宣部个别领导人滥用职权的行为。
当天晚上十时左右，我的私人博客被非法关闭。据了解，这家网站是在接到某市公安局的强硬限时指令后，被迫将我的个人博客关闭。网站被威胁说：如果五分钟内不关闭李大同的博客，就拔掉网站服务器的网线。
第二天，《冰点》周刊未能正常出版。本报当天接到大量读者电话询问；很多读者听说《冰点》周刊停刊后，愤而去邮局退报。
与此同时，美联社、路透社、共同社、法新社、俄罗斯文传通讯社、BBC、《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悉尼先驱晨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朝日新闻》、《德国之声》电台、《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卫报》等数十家著名媒体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大量媒介均集中报道了此事并发表了评论。停刊事件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形象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害。
1月25日，鉴于本报没有对《冰点》周刊停刊一事向本报读者作出任何说明解释，作为周刊主编，我认为这是对读者、订户极不负责任的做法（有大量订户是因为要阅读《冰点》周刊才订阅本报的）。当晚，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写成一篇短信，以邮件方式回复给一些直接向我询问的热心读者，以说明事实真相。
三、中宣部个别领导干部此举严重违反党章和宪法
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第二章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第二章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袁伟时教授依据自己的研究，在报纸上发表批评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文章，是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这篇文章本身是对100多年前晚清时期一段历史的讨论，属于正常学术观点的表达，文章在谴责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同时，依据国际关系理性，认为也有若干历史教训应当重新辨析和汲取，并对我国中学教科书的若干史料陈述和史观提出批评。文章里没有任何涉及党的领导、涉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也没有任何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将这篇文章蛮横地指责为“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纯属信口雌黄。
依照宪法，袁伟时先生有发表这篇文章的自由，其他读者有反驳这篇文章的自由，报纸也有刊发交流文章的自由，这个权利是不允许被侵犯的。报纸作为一个各种不同意见平等交流的平台，也有义务发表态度严谨、材料扎实的各种不同意见的文章，这样才能使不同观点的作者和广大读者通过心平气和的交流，获得教益。真理越辩越明。
作为周刊主编，从文章发表至停刊之日，我没有接到过任何一篇投给《冰点》据理反驳袁文的文章。我在研究各个网站的读者辩论时，看见既有大量反对袁文的意见，也有大量支持袁文的意见，表明这正是读者关心的话题，有必要继续讨论。在反驳意见中（以非理性谩骂为主），我精心挑选出一篇学术态度严谨、材料比较充分的商榷文章（网名“子乔”），发给袁伟时先生参阅。这篇文章如果投给《冰点》，已经具有发表水准（我已开始寻找真实作者联系发表事宜）。袁伟时先生也很赞赏反驳文章的严谨态度，回复说将仔细研究这篇文章的材料和观点，再作出回应。而这准备开展的正常的意见交锋，却因这次突如其来的停刊事件被中止。中宣部个别领导如此蛮横地侵犯宪法所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是严重违反党章的。
众所周知，报纸是订户因其能够满足他的特定信息需求而预先付款购买的产品，这意味着报纸的生产者与订户之间建立了契约，而这个契约是由法律加以保障的。报纸生产者一方无权单方面改变契约。此次中宣部强令《冰点》周刊停刊，又不在报纸上作任何声明和解释，严重侵犯了订户（消费者）的法定权益。
党和国家权力机关严格依法办事，有两个基本含义。一、宪法和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行为，不得禁止；二、宪法和法律没有明确授权的公权力，不得行使。
党组织本身并不是国家权力机关，无权发布行政指令。此次中宣部个别领导下令报纸重要周刊停刊，同时动用国家行政权力禁止一切媒体和网络刊布《冰点》周刊停刊的消息，甚至网友个人博客都不能幸免，凡发布此消息者均遭封杀。我国宪法和法律有哪一条授予了中宣部个别领导这样的权力呢？这是一种目无党纪国法的严重的滥权，理应得到追究。
四、中宣部此举严重违反《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规定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六章规定：“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由于认识错误而讲错了话，或者写了有错误的文章，不得认为是违反了党纪而给予处分。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所谓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就是禁止任意夸大一个人的错误，罗织成为罪状，并给予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甚至迫害。”
《准则》规定：“党内在思想上、理论上有不同的认识、有争论是正常的。对待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民主讨论的方法求得解决，绝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有些思想理论是非一时解决不了的，除了具有重大政治性的和迫切现实性的问题以外，不要匆忙做结论，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和经过实践来解决。”
《准则》还规定：“把思想认识问题任意扣上‘砍旗’、‘毒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种种政治帽子，任意说成是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不仅破坏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造成思想僵化，而且易于被反党野心家所利用，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秩序。这种做法必须制止。”
此次《冰点》周刊发表袁伟时教授的文章，有不同观点是正常的，适时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也是我们准备要进行的。中宣部阅评小组对这篇文章提出批评也属正常，但是批评必须严格遵守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有关规定，不仅要摆事实讲道理，还应听取被批评人的意见；如果意见不一致，应当允许从容讨论，特别是要多听取历史学家的意见，不急于下结论，这才是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体现。然而中宣部阅评小组用打棍子、扣帽子的方式，粗暴指责，将一篇讨论百年前历史教训的文章，罗织罪名，臆造为“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何其荒唐！
而中宣部个别领导同志竟也不顾《准则》的相关规定，在被批评人、甚至连本报总编辑都不知道他们的批评意见的情况下，即强令团中央作出《冰点》周刊停刊的决定，并非法动用国家机器，封锁一切媒介和网络，封杀个人博客，这正是“违反党内民主制度和违反革命道德品质”的行为，应当立即加以制止。
综上所述，这次由中宣部个别领导同志发出指令、由团中央执行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停刊事件，不仅违反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也严重违反了宪法和法律，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严重影响了台湾和平统一的进程，严重损害了执政党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
我要求：依据《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彻底调查此次事件的全部过程，查究中宣部个别领导同志的违纪、违法责任。立即恢复《冰点》周刊的正常出版。
此致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 李大同
二零零六年二月六日
尊敬的胡锦涛总书记，尊敬的中共中央各位常委：
我们是《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部分作者。
2006年1月24日，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决定，由于该周刊发表了袁伟时教授的一篇文章，反思中国近代史和历史教科书，“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严肃批评”，因此对该报总编辑和周刊主编通报批评，并“责成中国青年报对冰点周刊进行停刊整顿，并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冰点周刊停刊整顿自2006年1月25日起。”该事件发生后，马上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响，抗议声不绝于耳。想必你们也清楚：恰恰是这一处理决定本身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因为它既不合法也不明智，剥夺了公民最基本的言论权利和新闻自由的宪法权利，也破坏了本届政府建设“和谐社会”的努力。
在过去的十一年间，“冰点”周刊的编辑和记者群体用他们的智慧和勤勉树立了新闻界的典范。他们通过富于思想性的言论、对重大和有代表性事件的深度报道，启发了无数读者的心智，揭示了许多问题的症结，推进了社会的变革。这种极富独立性的追求和科学性、建设性的态度使得“冰点”周刊成为这个时代我国媒体中少有的亮点之一。可是，偏偏是这样的媒体却遭到整肃，这究竟是怎么了？难道说这就是我们念念不忘的“依法治国”，抑或念兹在兹的“和谐社会”？
各位常委近年来都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依法治国，胡总书记当选之后第一次公开活动便是出席宪法施行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人们不会忘记胡总书记当时振奋人心的讲话：“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必须健全宪法保障制度，确保宪法的实施。……由于法律和体制不健全以及执法人员自身素质不完全适应等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还不少，一些不同程度的违宪现象仍然存在。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在立法过程中充分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要切实担负起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坚决纠正违宪行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然而胡总书记:眼前这起停刊事件违反了宪法第35条的规定，难道不是显而易见么？这条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中的许多人与多数读者一样高度评价袁伟时教授的这篇文章，我们中也有人对袁文的论点并不完全赞成，但是坚决维护他发表文章的权利，因为袁文并未违宪违法。言论自由的基本内涵是人们有发表“错误言论”的权利。在任何地方，只要人们只能发表“正确言论”，那里的言论自由就消失了。不仅如此，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就确立了一个旗帜性的话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就是说，一种言论是否真理，必须发表出来，让实践来检验。但是，现在的情况却是，宣传部门操控言论口径，它们成了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此外，今天这种违宪打压落到了袁伟时教授头上，明天就可能落到任何别人头上，如同它过去曾落到刘少奇、彭德怀等各位的政治局前辈头上一样。团中央宣传部或“中央有关部门”如果不喜欢袁文，完全可以撰文反驳，同时也要确保袁伟时教授再反驳的权利，绝不能违宪逞威封人家的嘴。更何况文责自负是文明媒体的通则，因袁文而查封“冰点”，就更不成体统了。
在一个法治国家，一个最基本的准则是所有公共权力的行使都必须有宪法或法律的授权，而且要给相关当事人提供法律上的救济途径。也就是说，当受到权力影响的人们认为有关决定违反了宪法或法律，可以提起诉讼，并且有权获得公平的审判。可是，作出本次决定的团中央宣传部和不断作出封杀传媒决策的中央宣传部，在法律上完全属于不具有法律人格的组织，它可以毫无顾忌地行使权力，然而，媒体或个人却无从提起任何法律上的质疑。原因无他——它和类似的部门都不具备法律上的人格，它们完全是法律之外的组织。我国宪法序言里说：“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上述胡总书记的讲话也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然而，不具备法律人格的组织，本身就生活在宪法和法律之外，这类组织言出法随，操纵着新闻机构生杀予夺之大权，难道你们看不出，这就是“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么？
不少官员担心，一旦人们畅所欲言会产生一些负面效果，例如引发社会动荡，影响经济发展，导致思想混乱，以及损害政府权威等等。可是，只要我们放眼世界，就会看到这样的担心完全没有必要。任何能够长久维护的社会秩序都不可能建立在压制的基础上。在一个转型期的社会里，传统的利益格局被重构，多元化的利益群体需要公开表达的途径。各种言论的公开表达会展现真实的社会情态，让决策有的放矢，而压制异见只能导致决策者闭目塞听，井里观天，无从作出合理决策。平常各位常委都会到地方视察或调研，你们也经常为地方官员欺上瞒下苦恼，在调研过程中要求人们说真话，但是最后还是真话寥寥，甚至完全被欺瞒。其实，有了新闻和言论自由，一切都会变得十分简单，根本不需要兴师动众地下去视察，公开的媒体就能够披露所有的真相实情，你们所要求的各种资讯应有尽有，哪里是地方官员能够隐瞒得了的？
我们相信，居庙堂之高的各位常委对这个国家有着跟我们一样强烈的责任感，我们也深知这样一个大国的治理良非易事。如今，一方面是你们不断地强调建设和谐社会，另一方面，社会中各种矛盾和冲突层出不穷，愈演愈烈。你们对开放言论空间引起一些动荡的担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恰好是一个看起来充满各种冲突的社会。尊重不同利益、不同观念之间的差异，同时建立公正的制度使得不同的利益与观念能够开放而和平地相互竞争，国家才能够实实在在地走向大治。古人所谓“同不可相治，必待异而后成”，讲的正是这样的道理。
当然，在这个具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度里，民主、法治以及宪政的建立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过，即便步伐缓慢，我们的方向却必须正确。遗憾的是，近年来我国在新闻领域中实施高压政策正是一个错误的方向。对“冰点”周刊的处理不过是最晚近的一个例证而已。
各位常委，回想三年前，“SARS”肆虐，“孙志刚事件”又引发了全国性的愤怒，你们能够顺应民意，放松新闻管制，废除了臭名昭著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赢得了民众的衷心拥戴和国际社会的好评。可令人不解的是，这样的势头只持续了短短数月，接下来却不断倒退。以至于在舆论管制下某些人更加有恃无恐，不但以所谓“非法上访”、“恶意讨薪”之类的荒唐借口肆意镇压对政府怀抱希望的苦主，还连续制造出比孙志刚事件更为残暴的定州事件、汕尾事件等等，使社会危机不断加剧，本届政府的和谐、亲民形象也严重受损。
有鉴于此，我们呼吁各位通过制止团中央宣传部的违宪行为，回到三年前的和谐方向。如此则人民幸甚，国家幸甚，我们与各位也幸甚！
2006年2月14日
签名（以姓氏拼音字母为序）：崔卫平（学者），丁东（学者），付国涌（学者），贺卫方（学者），郝建（学者），江晓阳（律师），刘晓峰（学者），马少华（学者），秦晖（学者），童大焕（编辑），章诒和（学者），赵牧（编辑），朱学勤（学者）
李大同在2月16日接到了中青报社党组免去其职务和停刊整顿的通知，一同被免职的还有《冰点》周刊副主编卢跃刚。当天下午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冰点周刊”停刊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冰点周刊所刊载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损害中国青年报形象”，因此停刊整顿该刊物。
处理决定全文如下：
一、责成党组副书记、总编辑李而亮在党组会上对反关不严做出深刻检查。
二、现成编委会向团中央写出书面检查、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进一步端正办报思想、完善规章制度、明确责任制，制定并落实具体措施。
三、扣除李而亮、潘平当月奖金；扣除李大同当月绩效工资。
四、对冰点周刊做出人事调整：
免去李大同冰点周刊主编职务，调新闻研究所工作。
免去卢跃刚冰点周刊副主编职务，调新闻研究所工作。
党组成员、常务副总编辑、副社长陈小川兼任冰点周刊主编。
五、冰点周刊在停刊整顿期间要认真总结办刊经验教训，进一步端正办刊指导思想，完善规章制度，明确出版流程，落实岗位责任，一周内向编委会、党组提交整顿情况报告。
六、认真组织批驳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的文章，在冰点周刊复刊第一期刊登，以消除已经造成的恶劣影响。
七、冰点周刊于2006年3月1日起复刊。
中国青年报社党组
二○○六年二月十六日
这是扼杀冰点的荒唐和愚蠢的决定。太下作了。
2006年1月24日，团中央下达了《冰点》周刊停刊整顿的决定。如同李大同在1月25日发布的公开抗议书里叙述的那样，整个过程不仅毫无宪法和法律的依据，甚至连管理程序的正当性也弃之不顾，充满了阴谋味道和精心算计。有朋友评论，“官僚们在技术上做到了极致，但是在价值层面上却滑稽可笑。”信哉斯言！
不管当权者手段如何卑鄙，我们却要堂堂正正行事。2月6日，李大同将给中纪委的申告书正式交给报社党组书记王宏猷，王满口答应按照程序一定将申告书送到，并给予回执。他之所以痛快应承，出于一个党员的常识——党组织有义务逐级转交党员的申诉。
然而在拖延了7天后，在李大同的追问下，王书记2月13日终于转达了团中央的回复：在经多人研究了党的各项章程之后，认为上级党组织没有义务一定要转交党员的申诉，所以决定不予将此申告向中纪委转交，退回本人自行处理。
多人研究后的结果？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兹将有关条文照录如下：“党员对党组织关于他本人或其他人的处理，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或向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声明、申述、控告和辩护。党组织对党员的声明、申述、控告和辩护必须及时处理或转递，不得扣压，承办单位不得推诿。申诉和控告信不许转给被控告人处理。不许对申诉人或控告人进行打击报复。”（引自《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如此言之凿凿的明确规定，竟然由团中央多人研究后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我们惊讶之余不免浩叹：地处首都的党的高级组织，竟寡廉鲜耻到这种地步，他们还有一点做人的道德底线吗？！
2月14日，我们通过其他可靠途径，直接向中纪委呈交申告书。有理由相信，申告书应于2月16日送达。
可就在2月16日下午，在明明知道申告尚未被中央有关领导看到之前，本报党组即向我们宣布了七条决定，核心内容是：
免去李大同《冰点》周刊主编的职务，免去卢跃刚《冰点》周刊副主编的职务，二人都发配去报社的新闻研究所（1989年政治风波后，李大同曾被撤销职务，在此赋闲5年，这次是“二进宫”）。
《冰点》周刊在提交整顿报告后，于3月1日复刊。
认真组织批驳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的文章，在《冰点》周刊复刊第一期刊登。
在违反党章规定、对前一个处分的申诉延迟扣压后，紧跟着再加重处分，不提供任何理由。这还有一点公理可讲吗？
撤销李大同职务的理由是什么呢？姑且算是《冰点》刊登了一篇“观点错误”的文章吧。然而只要是报人都一清二楚，一篇文章是否能够刊登，决定权不在版面主编手里，而在总编辑手里，没有总编辑审阅后签字付印，任何文章都不可能刊出。此前《冰点》曾被总编辑多次换稿和撤销版面，正是报纸出版程序的体现。
具体到《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刊出前李大同与分管副总编辑和总编辑做了充分讨论，最后决定在做必要删节后发表。最后一道删节工作是由总编辑亲自完成的。换言之，李大同作为版面主编，仅对报纸出版的中间环节负责，不可能对最终是否刊发文章及如何刊发文章负责。写下这些办报的常识，不是要推卸任何李大同应该承担的责任，而是要告诉作出这种昏聩处分决定的人，别以为官儿大就可以胡来（更别说毫无规章根据的“经济处罚”了）。
这篇文章是否有错，错在哪里，不能由个别位高权重的人说了算，而要由高质量的讨论来辨析。逐步取得共同认识是正常的，参与讨论的各方继续抱持己见也很正常。不正常并且要坚决反对的，恰恰是“朕即真理”！蛮横下令《冰点》停刊，同时也剥夺了反对者发表意见的权利。
没有说出口的真实原因是，李大同竟然还敢发出公开抗议，还敢接受海外媒体采访说明事实真相——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许点灯！他们脑子里从来就没有过一点“公民权利”的影子。
撤销卢跃刚职务的根据又是什么呢？卢跃刚与上述文章的发表毫无瓜葛。在追问下，报社党组书记支支吾吾说出三条：
1.
在报社内部网上发表了悼念原中国青年报老记者刘宾雁的文章。
2. 接受了国外媒体的采访。
3. 与境内“民运人士”有联系。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一个后辈，在报社著名前辈被迫客死他乡之后，在内部网上悼念一下都有罪吗？这位老人80高龄，重病之下多次申请回国竟不被批准，这些官员还有一点人道可言吗？以一篇悼念小文治卢跃刚之罪，可知天下尚有“冷血”二字？！
接受国外媒体采访，不可以吗？中国宪法和法律有哪一条禁止？国家领导人和各级官员，接受国外媒体采访数不胜数，也应当问罪和撤销职务吗？诚然，我们更愿意接受国内媒体的采访，但当局封锁一切媒体和网络，甚至连发布消息的个人博客都加以封杀，防民之口如防洪水猛兽，可笑亦复可怜，不就是一点真相吗？何至于恐惧若此！
至于和“境内民运人士有联系”，更是荒诞不经。报出来的两个人名，一个卢跃刚从不认识，面都没见过；另一个则是他多年的朋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是对卢跃刚2004年《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以及之后《关于团中央对〈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的政治结论致周强、赵勇的抗辩信》（未发表）批评周强、赵勇，作公然的打击报复和丑陋的政治陷害。“秋后算账”是这些人的惯技，本不稀奇，然而智商显得比三岁小儿略高一点如何？
少数官员真的大慈大悲，忽然为广大读者着想，尽早让《冰点》复刊了吗？非也！他们不过是忌惮国内外的强烈舆论，又顾及自己那一点伪装出来的“国际形象”，让《冰点》的牌子照挂，却抽走《冰点》的灵魂！没有了核心编辑的《冰点》会是个什么样子呢？“跪安”罢了。听着，复刊第一期即批袁伟时——遵旨！
对不起，《冰点》的热心读者们，伴随你们走过11年了，期期《冰点》刊发后接踵而来的反馈言犹在耳，逢年过节寄来的贺卡仍历历在目。我们素昧平生，却经常在电话里像老朋友一样交谈，在电子邮件里批评讨论……就在《冰点》停刊这短短的十几天里，我们接到数百个读者的问询电话，从17岁的中学生到80岁的老知识分子，纷纷写信来表示支持和声援，中宣部老部长、人民日报、新华社老社长、中共老党员、老干部，公开声讨中宣部官员的违宪违法行为，还有很多读者，愤而去邮局退报。我们感到了人格的慰藉。我们从不孤独。
人民要的是什么？是宪法赋予的新闻、言论的自由，是对自己生存环境有价值的信息，是对人间不公的调查和披露，是对强势集团的遏制和对弱势人群的扶助，是对国家民族生存发展所必须的深刻思考。而用纳税人的钱办的报纸，用纳税人的钱来订阅的报纸，却通常被宣传官员强迫塞满垃圾，这是一种非法的滥权和犯罪！不终止这种局面，人民的精神和创造力就永无焕发之日，公民社会的到来就遥遥无期。
我们在《冰点》工作，诚惶诚恐，不敢懈怠，编发让读者喜欢的报道、文章，略有美誉，只不过是在按新闻职业的标准尽自己的本分，也是与《冰点》其他同事共同创造的成果。在这里，我们要向《冰点》的同事们致谢，没有他们的一流表现，不可能有《冰点》的今天。如果我们的维权行动对他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什么不便，我们只能深表歉意，那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所有个人署名行为，由我们负全责，与他们无关。
多少写稿、改稿的不眠之夜，多少紧张、快乐的星期二、星期三，没老没少的“408卡通世界”。在这里，我们要对《冰点》的同事们说：我们怀念和你们在一起的快乐日子，我们爱你们。
接下来，我们还要感谢所有十一年来为《冰点》写稿的海内外作者朋友。我们不会忘记每篇稿子里所蕴含的支持、企盼、熨贴、默契、睿智和激情。我们将会永远珍藏那些可歌可泣的编写往来的故事。
我们两个人，李大同在中国青年报供职二十八年，卢跃刚在中国青年报供职二十年，算是老报人了。在这里，我们要引用《冰点》纪念中国青年报令人尊敬的总编辑王石先生文章《报人王石》的一句话：“老报人永远不死，他只会飘然而去。”
我们确信，任何强权都不能扼杀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
《冰点》倒下。《冰点》无罪。《冰点》再生！
2006年2月17日凌晨
昨天听到《冰点》复刊的有关消息。悲愤，忧思，一言难尽！
李大同、卢跃刚，不公正地受到撤职处分，让铁骨铮铮的两条汉子投闲置散，与其说是个人命运，毋宁说是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正在胶着纠缠的反映。
《冰点》复刊，昔日勃勃生机能否保存？这是最让她的读者、作者和世界各地的观察家牵肠挂肚的大事。往事历历在目，多少著名报刊在换脑、阉割手术后奄奄一息！《冰点》恐怕难以摆脱重蹈覆辙的宿命。
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在前进，中国理应涌现一批在世界舞台上有大作为的金融集团、报业集团、企业集团、一流大学，一批可以同默克多、索罗斯等一比高下的传媒、金融巨子……有多少中国人心怀壮志，却郁郁而终。原因无他，有数不尽的天条束缚住了手脚，让英雄气短，热泪沾襟！
只有改革能够走出这个困境。而邓小平早在二十年前（1986年6月28日）就说过：“我们所有的改革最后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会遇到人的障碍。”（《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北京）政治改革滞后，正是中国当前各种弊端的总根源。为什么一个阅评组的意见就可以决定一家报刊、出版社和一篇文章或书籍的生死？这是明摆着的远离法治的人治。在一个法治国家这是绝对不容许的违法勾当。
复刊决定规定要在第一期刊登批判批判袁伟时的文章。对此我无任欢迎！条件是我必须能够正常使用我的公民权利，维护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任何正直和合格的学者都不怕反驳，也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更重要的是这乃现代国家应有的制度，也是我国宪法明文保障的权利。
5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教会中国人一个简单的常识：世界上没有句句是真理的圣人！任何人的主张和文章都可能有错，只有自由讨论的制度和民主决策的程序可以发现和减少错误。没有学术研究的自由，包括发表成果的自由，就不可能有学术正常的发展。如果大权在握的官员承认这个常识，承认这是不容侵犯的制度，《冰点》风波无从发生。有人认为我或其他作者的文章错了，写出文章来批判，也让别人反批判，是非愈辩愈明的同时，中国以自由和开放的形象屹立在世界，对国家利益有何损害？假如梦想成真，新的《冰点》有这样的现代报刊应有的品格，全世界都应额手称庆，为中国报刊走出人治的困境欢呼！
不过，更大的可能是依然在错误的轨道上滑行，让笔杆子写出颁行天下、骂倒骂臭的大字报来，绝对不准他人说半个不字。出现这样的情况，无非是为研究文革史的学人撰写《文革遗风》新一章增添一批新材料。一切关心祖国命运的中国人，只能浩叹：中国，中国，您为何要再次受辱！
寄语下令和奉命写作的人们：文字是无情的判官，它铁面无私记下写作者的品德和学养。千万不要忘记两件事：
第一．不要玷污自己的良知！“毋曲学阿世”，两千年前的先哲箴言应记取！自己的历史自己写，全世界的读者都在盯着您。
第二．请为中国的形象和前途多作考虑！
中国正处在改革和反改革的十字路口上，胡锦涛主席在去年的一次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讲话中，把健全民主、法治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首要措施。温家宝总理把建设法治政府列为这届政府的目标。可是，习惯势力和为私利反对这些主张的势力所在皆有。您究竟是在为民主、法治呐喊，还是为不肯退场的文化专制和人治效忠？
您不知道学术和言论自由是学术、文化发展的生命线吗？
您不知道当前权钱交易肆无忌惮，没有独立的舆论监督，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痼疾无法根治，黑暗将愈演愈烈吗？
祖国分裂，是几代中国人心头的痛。如果不保障自由、民主、法治这些普世价值，是加深分裂还是促进统一？
“提高中国人的创新能力”等口号充斥耳际。要是神州大地除了趾高气扬的官员，举目皆是逆来顺受、忧谗畏讥、猥琐胆寒的顺民，何来随处勃发的“创新能力”？一个机构、一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随意宣判这篇文章“极端错误”，那个报刊要立即停刊，你们伤害的不仅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份报刊，而是在戕害中国发展的生机！
2006年2月17日星期五
刊载于2006年2月22日《明报》
卢跃刚致赵勇的第一封公开信全文：
赵勇阁下：
我们必须进行一次直言不讳的谈话。阁下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国青年报中层干部会上的讲话令报社许多同仁及我本人的极度反感和失望。阁下代表本届团中央书记处在中国青年报树立了一个恶劣的形象，一个小官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形象。阁下的讲话，传达的信息很多，剔除大话、套话和言不由衷的话，择其要点有三：一、谁要是不听话，随时随地可以滚蛋，虽然阁下的原话是“谁要是不想干，今天打报告今天就批准”；二、中国青年报是“团报”，不是“抽象的大报”；三、不能用“理想主义”办报。阁下的讲话充满了教训、恐吓和无知。
关于第一点，在座聆听阁下教诲的中国青年报同仁很清楚，阁下已不是恶狠狠的威胁，而是在重述已经发生的事实。对副总编辑樊永生、《青年参考》主编梁平、记者陈杰人的处理，显然是“杀鸡给猴看”，赶尽杀绝，在报社内部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武汉女大学生卖淫的报道有严重错误，察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记者缺乏经验，编辑把关疏忽，总编辑通气不够。有错，但是错不当诛。记者开除，主编撤职，主管副总编辑“辞职”，阁下们开创了中国青年报历史上“小题大做”、“党同伐异”、“落井下石”的先例。
按照阁下们的逻辑，自胡耀邦以来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的许多历史都要改写，因为中国青年报五十多年所犯的错误，比武汉大学生卖淫报道失误严重的多得是，处理却是完全不同思路和后果。和“六·四事件”比怎么样？十五年前，1989年5月11日，就是在六楼大会议室阁下讲话的地方，前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启立同志代表党中央来中国青年报就中国新闻体制改革问题与青年报人对话，而且当时无论是代表新闻界与中共中央高层对话，还是广场现场的报道，后来被定性为“政治导向错误”，问题严不严重？那时的团中央领导如果想投机或者自保，可以找到一万个理由对中国青年报高层和中层干部“落井下石”，而且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反弹。团中央没那么做。
“”开枪以后，团中央一位主管书记来报社看望大家，也是在六楼大会议室发表讲话。我忍不住想先告诉阁下讲话的效果，那次讲话后，奇迹般地消除了青年报人对团中央的某些疑虑和抵触情绪，将心比心，互相理解，使得青年报人能在国难当头又前途难卜的情况下，与团中央风雨同舟，和衷共济。阁下的讲话与那位团中央书记的讲话效果为何有天壤之别？道理很简单，他说的是人话，讲的是常理。六楼大会议室是见证中国社会和中国青年报历史的地方，不管是谁，不管怎样表现，包括撒野的表现，都会被纪录在案，都会给历史留下记忆。报社不同于官僚机构，官僚机构官大一级压死人，“真理”和“真理”的解释权，谁官大掌握在谁的手里。
当然，体制内也有明白人。前不久，胡启立同志接受了我和贺延光的专访。他1989年后，十五年没有接受过记者的专访。我们都知道，启立同志因“六·四事件”下台，1990年出来工作，当了机电部排名最后的副部长。然而，他很快进入情况，成为打破中国电信业垄断，形成电信业竞争局面的“领军人物”。一般情况下，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未来的总书记接班人，连降五级，实行象征性的、安抚性的、以观后效性的安置，从权力金字塔的顶尖跌到了最底层，心理落差是极大的，也很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我问他为官之道，他说，官位再高，并不能说明他的智慧和能力有多高，官位再低也同样不能说明他的智慧和能力有多低。他的回答实际上阐释了做官、做人、做事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能区分出个人的素质和品质。阁下真该听听启立同志的教诲。
“陈杰人事件”发生后，樊永生主动请辞，承担稿件终审领导责任，有人说他幼稚，有人请他从报社的大局出发收回成命，他说：“我可以不做官，但是不可以不做人！”说起来，樊永生应该算阁下们的前辈。他1978年就参加了共青团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当时阁下们各位还是孩子。他当时有两个选择，要么去刚刚复刊的中国青年报当记者，要么回江苏某地当团地委书记，他选择了当记者。可见，他是把新闻工作当作了终身职业来选择的。他当副总编辑二十年，新闻敏感，心胸包容，谦虚待人，团结同志，领导了许多有重大影响的报道，在报社享有很高的威信。我还想特别强调的是，他在报社是有名的谦谦君子。“陈杰人事件”中，他犯了两个错误，一个错误是稿件终审疏忽，一个错误是用君子的逻辑面对政客的逻辑。政客的逻辑是什么？就是落井下石尤恐不及，就是借机扩大事态，把事件人为升级，改组中国青年报高层领导班子。细细观察整个事态发展的过程，不能不让人怀疑这次对中国青年报的改组是一场窥伺已久的阴谋。
阁下们的错误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选择了一个不恰当的人物和事件，采取外科手术式的不恰当方法来改组中国青年报，把一个偶发性和常规性的事件政治化，一举解决中国青年报的高层人事问题。阁下们的错误是把中国青年报当作了一个官僚机构的下属机构，相当程度地恶化（或者说“毒化”）了中国青年报的内部政治生态，想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一张听喝听令的黑板报。阁下们给青年报人传达的所有信息已经到位。但是，阁下们并没有收到震慑的效果，反而在中国新闻界给阁下们自己制造了一个丑闻，让中国青年报蒙受了前所未有的耻辱。为了纠正团中央失当、过当的处分决定，给团中央一次体面地改正错误的机会，前不久，中国青年报七十多名编辑记者致信团中央书记处和周强书记，要求恢复樊永生的工作，遭到周强书记的断然拒绝。七十多名编辑记者一致行动，为改正团中央的一项错误决定签名致书，是史无前例的。当然，在阁下们眼里，民意狗屁都不是，也不会在乎什么丑陋的历史记录。
我也在信上签了字。我们心存侥幸。我们对团中央报有善意的期待。我们有理由对团中央报有善意的期待，因为，从冯文彬、胡耀邦到李克强，七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以及他们所领导的书记处，不论是什么时期，不论针对什么事情，都对中国青年报报有善意和尊重，甚至对中国青年报的不同意见都报有倾听和接受的雅量。当然，他们的雅量有前提，第一，对青年报人有充分的信任；第二，对青年报人的职业标准和职业水准有充分的尊重；第三，对把握大局势有充分的自信；第四，对大是大非问题有相当的默契和共识。青年报人对这种雅量十分珍视，以至于遇到复杂的政治局面时，能够与团中央保持高水准的一致。
请注意，我在“一致”前面的定语，不是“高度的”，而是“高水准的”。“保持高度的一致”很容易，很被动，直肠子，吃啥拉啥；没脑子，指哪儿打哪儿，见谁咬谁。“保持高水准的一致”很难，却很生动，不仅要有政治智慧和勇气，还要有很高的职业水准。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1986年底，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北大学潮，总书记胡耀邦下台，开除了刘宾雁、吴祖光、王若望的党籍，改革开放出现大回潮，局势很紧张。这段时间，我在总编室一版上夜班，一天晚上，白班送来一篇团中央拟好的本报社论，标题是“同学们你们要赶快成熟起来”，第二天头版头条见报。值班副总编辑周志春浏览了一遍交给我，说：“跃刚，你看看，觉得怎么样。”我看完后说：“内容还可以，但是标题不行，有教训人的口气。语句也不通顺。”周志春又让负责一版版面的总编室副主任何春龙看，何春龙说：“我同意跃刚的意见。”周志春问：“你们是什么意见？”我说：“改。”何春龙说：“改。”周志春拿过稿子，“同学们”后面加了一个逗号，删去“你们要”，我们一致叫好，那种家长式的教训变成了平等的交流和劝导。改完标题，周志春打电话请示总编辑和团中央，一致同意。八十年代末，中国青年报发行近二百万份，对大学生的影响很大，社论发表后，反应良好。总结起来，我们无非是在大动荡时期头脑冷静，坚持了职业的标准和操守，坚持了新闻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应该有的角色。当然，还有一点私心，就是不愿意在历史的进程中同流合污，留下恶劣的记录，哪怕我们可以在“工具”和“喉舌”的挡箭牌下不承当任何个人的责任。其实，这不仅是个人的职业准则，也是社会道义的要求，更是对历史后果的警惕。
1993年，我在阁下的家乡与钟叔河先生讨论现代化问题时，他说，“什么是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就是每个负责任的个体构成的社会。”以“宣传”为指向的新闻媒体政策，明确主张“工具论”和“喉舌论”，极端强调党报的党性原则，忽视并反对党报的人民性原则，扼杀编辑记者的人性、个性，扼杀报纸的新闻属性，鼓励报社和编辑记者不为自己的职业行为负责任，甚至鼓励他们投机取巧、助纣为虐，实际是对现代社会的反动，把社会导向专制和蒙昧。我们该总结的历史教训太多了。别的不说，仅仅从危机处理的角度看，1989年，如果没有《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会拱出那么大的火，导致学生和社会各界持续不断的大游行吗？会有后来的学生绝食和情况不可收拾地恶化吗？“四·二六社论”对局势的判断，对学生运动性质的判断，以及那种杀气腾腾、准备秋后算账的口气，很大程度上激化了矛盾，增加了理智地处理社会危机的障碍和难度，汇合各种复杂的因素，导致了至今让所有中国人伤痛不已的大悲剧。仅从危机处理的角度看，两次危机，两篇社论，两种效果。团中央用杀一儆百的方式处理“陈杰人事件”，已经让我们感到了来者不善，但是，我们仍然报着极大的善意去团中央向周强书记当面呈交签名信，直至阁下们践踏我们的善意。我们的善意是，通过恢复樊永生的工作，修复并调整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的关系，在中国青年报和团中央、报社内部编辑记者和主要领导人之间的重新建立信任和信用。我们明白了，阁下们不要报人，要的是马仔。按照阁下的逻辑，大多数青年报人都该滚蛋。我们的冲突，是兵痞逻辑与秀才逻辑的冲突，是官僚文化与报人文化的冲突。而且，我们还敢推断，将来如果遇到与1987、1989相当的社会危机，阁下们要的一定是1989年《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而不是1987年的中国青年报社论，因为，阁下们与阁下们的前任比较，私心太重，官气太重，既不可能有历史的自信，也不可能有历史的智慧，当然就更谈不上历史的勇气。
有人说，今天“中国青年报的历史才真正开始”，大有“时间开始了”的气势。阁下则煞有介事地拿出1951年团中央创办中国青年报的会议纪要，向青年报人发问：“为什么要创办中国青年报？”本来是个青年报人要不断追问和自省的好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从阁下的嘴里出来，从阁下制造的讲话氛围和“主子”般的姿态里出来，实在是别扭，甚至有点滑稽。不过，我们听懂了，阁下代表本届团中央书记处追根溯源，对中国青年报的现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重新宣布“时间开始了”。阁下提出这个问题是想强调：“中国青年报不是一个抽象的大报”，而是“团报”，你们搞清楚一点，我们握有中国青年报生杀予夺的权力，我们才是中国青年报真正的“主子”。
其实，成熟的青年报人从来就没有怀疑这一点，我们报纸的老板是谁，我们办的是一份“共青团中央机关报”，正是以这种共识为前提，我们遵守着上级和下级、宣传和办报、工具和职业报人之间的游戏规则，在1978年复刊后创造了中国青年报的辉煌，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了对社会，尤其对青年人有着广泛深入影响的“全国性大报”，办成了备受读者和业内人士尊敬的“伟大报纸”，而且，当赞赏中国青年报的时候，都要赞赏团中央创造了一个办报的宽松环境。了解中国办报环境的人都知道，没有上级主管部门的信任和支持，不可能办出一张好报纸。我们在总结中国青年报的办报经验时，须臾不敢看轻团中央的作用，特别是胡耀邦同志在共青团系统培养的并得到良好延续的民主、活跃、敏锐等好的传统，由此而形成了中国青年报不同于其他报纸的办报文化。我们承认，中国青年报和团中央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还有发行上的依存关系。阁下在讲话时强调中国青年报发行，今天四十多万份发行量，百分之九十是公费订阅。所谓“公费订阅”，相当多数是团费订阅，话说白了，你中国青年报的发行要靠团中央，你中国青年报的生存要靠团中央。在中国青年报完成市场化、中国开放报禁之前，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对此没有异议。
那么，今天我们的分歧在哪儿呢？我们的分歧在于，阁下们在把玩权术，按照官场规则塑造一张听话的“团报”，而我们想办一张推进中国社会进步，青史留名的好报纸；阁下们要马仔、工具、喉舌，我们进入报社第一天起，就立志改变党报几十年形成的“奴才文化”、“小人文化”、“政客文化”、“说大话、空话、假话的文化”，采取相对中立的政治立场，始终保持相对独立的新闻价值判断，做普世职业标准的编辑记者。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分歧在于对中国青年报办报文化、办报理念的理解。按照阁下的说法，就是反对“理想主义”，反对办“抽象的大报”。关于后者，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阁下，我们从未有过办“抽象的大报”的想法并形成什么办报理念，中国青年报也从来没有“抽象”过，性质、主张、目标、形态、策略、技术都很具体，很明确，阁下或阁下们的担心，无非是害怕中国青年报失控，成为“第四种权力”。
我们倒是不担心在这个层面上与阁下们取得共识。我们的担心是，阁下们为了红顶子，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中国青年简报”，办成宣传自己政绩，满足某种虚荣心的垃圾场。我们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九十年代初担任经济部副主任就知道，之后又听夜班的同志说，阁下就是爱在中国青年报露脸，想方设法往报纸塞稿子，“爱岗敬业”，推销自己工作成绩的人。如果阁下们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报纸的“团性”，我们之间肯定有巨大的差异，我们则更强调报纸的公共属性。这是个老问题。本报团的生活部及其保留的“不可动摇”的、“没人看”的专版，以及要闻版和综合新闻版捏着鼻子发团中央和各级团组织各种活动的稿子，就是这个矛盾的妥协。这是妥协的底线，即中国青年报可以为团中央设置垃圾桶，但是决不能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一个垃圾报。办垃圾报，肯定有人办，但决不是我们这些人办。这个问题的解决，我意应该从改变共青团工作作风（首先要从书记处改起），进而改善团的工作宣传做起。有好的做法值得总结，比如“保卫母亲河”、“青年志愿者行动”、“希望工程”等等。对于我们来说，阁下反对办“抽象的大报”是一个有明显针对性的假命题，完全可以在技术层面上解决，不需要讨论，不值得讨论，与阁下反对理想主义办报的命题相比，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不知阁下注意到了没有，我在行文中，多次使用“青年报人”的提法。这种提法在中国新闻界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提法有两个含义：一是“中国青年报同仁”，一是把“青年”当作定语，强调“报人”。这是中国青年报传统和文化的核心概念。在党报内部“同仁办报”、“报人办报”，是我们青年报人身体力行的高度默契，也是青年报人凝聚力、归属感之所在，也是青年报人追求报社文化的最高目标。我们以“报人”自居，自持，自傲。今天的情况我不敢说，我敢说的是，这个传统和文化曾经排斥“官本位”文化，反对用官僚的眼光评价编辑记者，虽然绝大多数党报把自己看作官僚系统的一个部分，许多编辑记者当官得到了好处。甚至有极致的例子，某副部级报纸的总编辑们，以把报纸办得没人看为己任，以把新闻史上“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毁掉为己任，报纸发行量一天天降下去（听说发行量不到十万份），自己的官位子一天天升起来。报纸办得没人看，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官升三级。其中的诀窍我们知道，就是强奸民意，把报纸办给上面看，就是练习《葵花宝典》——自己阉割自己，把乌纱帽看的比公益、良知重。上面喜欢什么？喜欢“保持一致”，喜欢听话、跟风。这些人，在官场上是“成功者”，在正直的报人心目中，在新闻史上是小丑。我们不愿意同流合污，还心存办报的理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青年报的传统和文化，具有阁下在讲话中所蔑视、反对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一色彩使中国青年报成为诞生名记者名编辑的摇篮，成为新闻界和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向往的地方。
2000年，我曾主编了中国青年报复刊以来的重要报道选集《本报今日出击》三卷。我在序言中总结中国青年报的传统和文化，主要有两条，即“理想主义加业务民主空气”。后来，备受老青年报人尊敬的前总编辑王石跟我说：“跃刚，你还要加上一条，就是‘鼓励出名记者名编辑’。”王石何许人？我估计阁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报社的年轻同仁则可能完全陌生了。王石可能是中共建党以来，党报总编辑中唯一不是因为“错误”或者升迁而自动提出辞去总编辑职务的人。今天回忆起来都觉得匪夷所思。王石1952年调入中国青年报，任吉林记者站记者，1957年春天调到编辑部，参加编辑“辣椒”。“反右”中，“辣椒”全军覆没，都被打成了右派，王石因为来的晚、文章少而幸免于难，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960年，王石因为主笔《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一举成名，成为影响至今的名记者。1978年中国青年报复刊，王石担任文艺部主任，1979年担任副总编辑，1982年坚辞未果，担任总编辑，至1986年12月辞职，担任中国青年报新闻研究所所长。他辞职那年那月，1986年12月，我进入中国青年报。我在报社小白楼门口墙上，看见王石用钢笔写的辞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的“告示”，不仅吃惊，而且不解。李大同去找王石，问：“老王，你说真话，为什么要辞职。”王石说：“说真话，两条，一条是检查写的我头昏脑胀，屁滚尿流，不堪重负；一条是我们的思想已经老化，跟不上你们了，不能领导你们了。”我也问他这个问题。他说：“总编辑做烦了，大事小事都找你，提拔干部，家庭矛盾……每天弄得焦头烂额，屁滚尿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想留住徐祝庆。那年，《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周修强病重，向社长钱李仁提出，调徐祝庆回《人民日报》理论部主持工作。徐祝庆就是从《人民日报》理论部调到中国青年报的。钱李仁给团中央主管书记李源潮打电话，李源潮给我打电话。徐祝庆1982年当副总编辑，人品、业务反映都不错，想留住他。我跟李至伦说，我愿意下，提拔徐祝庆。我害怕至伦误解，误解我不愿意跟他合作，专门作了说明。李源潮来报社征求中层干部的意见，都说‘老九不能下’。我仍然坚持，又去找了宋德福（团中央第一书记）。”
王石下的时候，学潮汹涌，外界多有传闻，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不好说，但是有一个事实是可以肯定的：没人强迫他辞职，不仅不强迫，而且极力挽留。那年，他五十三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什么变故，理论上，他至少还可以在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的位子上再干七年。他还跟我讲了第三个原因：“我还想当记者，写一些大报道，大通讯。”他卸任后，采访写作了“李润虎的几幕人生”等多篇长篇通讯。“李润虎的几幕人生”获中国新闻二等奖。我把这个故事讲完的时候，我的思维发生了短暂的错乱。我自己问自己：“这个故事真实吗？中国青年报历史上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
提到李至伦和徐祝庆，我还有故事说。先说李至伦。1986年12月，我在总编室报到后，上了三个月的夜班，然后转白班。一天，编前会后，我在白班办公室看第二天见报的稿目和稿子。头条是团的生活部的长篇通讯。我发现稿子有显而易见的问题。我向总编室主任陈泉涌汇报。泉涌指着发稿签上一个名字说：“你知道他是谁吗？”我说：“不知道。”泉涌说：“他是本报社长兼党组书记。”我知道，泉涌不是拿大官压我，而是警告我，编前会那么多报社领导和部门主任定的头条稿子，长篇通讯，提意见要慎重，特别是颠覆性的意见一定要有根据。而且，稿子是一位老记者写的。我又看了一遍稿子，坚持我的判断。泉涌说：“你把你的意见写出来。”我拿过一篇稿纸，写了好几条意见，交给泉涌。泉涌拿着意见就走了。总编室白班和社长、总编辑们的办公室在六楼同一层。一会儿，泉涌带着个高个阔脸的人进来，介绍说：“这是刚来的编辑卢跃刚。”又对我介绍说：“这是社长李至伦同志。你把你的意见当面跟至伦说一下。”我说，稿子的情节和细节可能有问题，估计没有采访，或者是采访了，没有采访到位。至伦听完我的意见，说：“稿子撤下来，明天不见报了，你们找记者谈谈。”找记者来总编室谈，果然，没采访，是根据一份材料写的稿子。我们的意见是，稿子主题不错，建议记者重新采访。这时没有官大官小，只有稿子的好坏标准。李至伦还有一件事不能不说。
1985年10月，叶研去老山前线采访，出言不慎，得罪了某军首长，告到总书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批示说：中国青年报记者叶研问题严重，要认真检查，如果一贯表现不好，又不认真检查，其中任何一条，就调离新闻岗位。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书记处书记王兆国打电话给李至伦，落实总书记指示，催办叶研的处理。李至伦说：“兆国同志，我们已经派人调查，等调查结果出来后再处理不迟。如果你们不同意我的处理办法和意见，可以先撤我的职！”李至伦现在是监察部部长、中纪委副书记。叶研被保护下来，后来参加了大兴安岭火灾、1998水灾、内蒙古雪灾、南极和北极等一系列重大报道，获范长江新闻奖。
阁下在讲话前宣布徐祝庆退休，可是当着报社全体中层干部，对徐祝庆没有一个字的评价，哪怕是敷衍的评价。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阁下连起码的传统伦理都不懂。按照年龄计算，徐祝庆应该是阁下们的父辈。他1982年当副总编辑的时候，阁下们还是乳臭未干的孩子。徐祝庆1987年担任总编辑，1988年李至伦调到监察部后，党组书记、社长、总编辑一肩挑，继续着前任的辉煌，在1980年代末，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了让业内和读者尊敬的“伟大报纸”。他是中国青年报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社长、总编辑。话说的俗一点，没有功劳有苦劳，连一点苦劳的安抚都没有，寡情寡义，令人心寒。这算什么？辞退店里的伙计还要说两句虚伪的贴己话呢！徐祝庆怎么看？青年报人有自己的评价。前不久，我们一些报社的老人为徐祝庆设宴送别，志春说：“老徐是什么人呢？老徐是那种在位时不觉得怎么样，离开的时候显得特别重要的人。”这个评价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到位非常高的评价。
老徐没有辜负大家。他在宴席上发言，首先向在座的一些同志道歉，向以前曾经处分和伤害过的同志道歉。本来，大家想你好我好大家好，嘻嘻哈哈为老徐送别，可是老徐挑起了一个沉重的话题。这个话题不仅是历史记忆的沉重，也是现今状况的沉重。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中国青年报今天的诸多不如意，总体上是“后遗症”。国家、报社、个人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座的人，都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都知道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老徐一个人根本无法逆转形势，不必为那个历史错误和悲剧承担任何责任。他代表上级的意思，对报社一些中层干部进行处分，为了尽快过关，保全报社，有的处分不得不违反《党章》的原则，是可以谅解的。老徐性格内向，不擅交际、应酬，相信这些道歉的话，深思熟虑，淤积已久。我个人认为，他是在澄清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立场，庶几是良知的剖白。他的剖白令在场所有的人动容。老徐有很多缺点，当场也有人指出这些缺点，但是，有一点大家是共识的：他是个正派人。期间，我们与他在局势判断和报道思想上有多次重大冲突，我们甚至对他有许多激烈言辞，但是他能不计前嫌，使用和他有直接冲突的人，比如大同、叶研、我。
王石不当总编辑当记者，李至伦保护记者、敢于担当，徐祝庆忍辱负重、良知剖白，还有许许多多今天没有篇幅来说的故事，构成了青年报人文化，同时也影响了青年报人文化——确凿无疑的阁下所鄙视和呵斥的“理想主义”文化。可能在阁下们的价值观里，这些不啻是“傻子文化”、“自杀文化”，与阁下所谓的“现实主义”相差不啻几千万里！我们今天来归纳总结中国青年报文化，是想告诉阁下，中国青年报的文化是青年报人几代人共同创造的，是风风雨雨半个多世纪的结果。我们对我们所有的行为负责。我们愿意倾听任何批评的意见，我们可以和任何质疑平等讨论，惟独拒绝阁下居高临下的呵斥。阁下在我们之间设置了一条鸿沟，鸿沟的两边游荡着完全不同的两个灵魂。
我在《本报今日出击》“序言”中说：“张建伟经常用加缪的‘西绪弗斯神话’来鼓励自己，我则愿意举中国治水的例子。比如黄河。黄河是抚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一条几千年来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和痛苦的害河，甚至有‘黄河清，圣人出’的诅咒与期待。面对黄河，我们爱恨交加。明明知道黄河水永远不能清澈，明明知道黄河绝难尽行舟楫和灌溉之利，明明知道千辛万苦流血流汗修筑的堤坝可能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明明知道治河‘不能改变，只能改善’，却丝毫不能贬损我们的祖先和他们的子孙满目希望，满目绝望中的希望，在黄河岸边种上一棵树，为黄河大堤培上一抔土，为黄河决口背上一捆薪草的永恒意义和价值。种一棵树，培一抔土，背一捆薪草，年年累积，循环往复，绵延不绝，何等壮观！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感受到不懈努力的‘理想’的高峰体验，才能登临怀风，在历史的伟岸上感受到风云际会，波澜壮阔。”“复刊以后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第二阶段是九十年代。两个意象似可概括：其一，‘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其二，悬崖边沿的舞步。大江弄潮，欲取肥美之鲈鱼；悬崖舞蹈，既揽奇峻之山川。－－惊险而富于挑战。”这样的归纳和描述，既有知其不可而为之，也有知其可而不为之，与阁下所倡导的“现实主义”实在不相干。我们的灵魂，我相信是西绪弗斯式的，千年治河式的。现在，阁下不但可以蔑视“理想主义”，而且可以嘲笑“理想主义”了。阁下在颇有玄机的“现实主义”告诫中，暗含着一种“理想主义”幼稚，不切合实际的逻辑。阁下是在以官僚的逻辑套青年报人的逻辑，以官场谋生的手段解构青年报人的文化。有些东西在官场是个玩意儿，出了官场就不是个玩意儿！我们知道，理想主义在中国官场活不下去，胡耀邦就是典型。理想主义在官场往往被嘲笑被总结。
其实，历史上并不缺乏“理想主义”（如果能叫“理想主义”的话）创造伟大政治人物的事例，如阁下的乡党曾国藩。曾国藩之所以能以一介书生打败太平天国，就是因为他有维护儒教正统的文化理想。如华盛顿等美国独立战争领导人因为他们伟大的理想和政治远见，不仅创造了《独立宣言》，而且创造了支持后来一个伟大而强盛国家的《宪法》。那种蝇营狗苟的政客厚黑、侏儒的“现实主义”理论还有什么可值得说的呢？几百年前的一天，一位高人来到橘子洲头，指着湘江说：“湘江不过漓水一余波耳”。湘江过长沙，已成大势，其势汹汹，不过尔尔。
当然，“理想主义”对于青年报人来说，不是狂妄、不食人间烟火的代名词。青年报人不是桃花源中人，自我审美，自我陶醉，自我得意，总是要察言观色，“埋头拉车，抬头看路”，我们还没有愚蠢到不清楚自己生存和办报环境的地步，否则，早就崩盘了。
中国青年报的理想主义其实是很现实的。本报一位副总编辑曾与时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有一段对话很有代表性：一、坚决不说假话；二、不主动说假话；三、一定要说假话时，决不发明创造。他实际上阐明了三条底线：一个正直的普通人的底线——坚决不说假话；一个职业报人的底线——力求不说假话；一家党报——中国青年报的底线——被迫说假话时，只转述上面强迫说的假话，虽然是从我们的口里说出的假话。不仅是假话，还有大话、套话。时代不知道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打开电视，翻开报纸，假话一点没少，大话、套话漫天飞。而且有的大话、套话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全党讲，全民讲。两年前，我去江泽民的家乡江苏扬州采访，见到闹市区有一个巨型的公益广告牌，上面赤裸裸写着八个大字：“江淮之水，恩泽于民。”果然是“恩泽于民”。两年后，今年5月1日，扬州火车站通车，扬州人民就享受了现任总书记为前任总书记家乡火车站通车剪彩的殊荣。“五一”长假，我也在扬州，有幸耳闻了盛况。扬州人民还没有从现任总书记剪彩殊荣的亢奋中缓过劲来。一位官员向我炫耀：“你们北京火车站通车有这样的待遇没有？上海火车站通车有这样的待遇没有？”按照级别，扬州只是个地级市。
我说这些，无非想揭示，青年报人有一种历史自觉，或者叫“历史警惕”，政客不必为历史负责，我们必须为历史负责，要防止政客为了保护既得利益，用“假大空”毁报纸。董桥说：“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如果新闻成了历史的垃圾，或是假、丑、恶的帮凶，假、大、空的帮闲，将是何等恐怖的情景。历史的教训太多了。在各级党报不难听到这样一种言论，党报党报，是党的报纸，再难看也是党的报纸，办垮了也是党的报纸，跟我们有什么相干？一位省级党报的社长曾跟我说：“我的任务就是把报纸办的没有人看。”中国青年报与其他的党报最大的不同，就是许多青年报人把中国青年报也看作自己的报纸，看作自己的精神家园，看作实现自己价值、理想的安身立命的载体。中国青年报的“报人文化”、“同仁文化”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生长起来的。为了生存，我们也妥协，进取中妥协，突围中妥协，创新中妥协，锤炼出了许多让新闻界同行称羡不已的博弈理念、技术和技巧，与理想主义和民主业务空气一起，构成了中国青年报文化。八十年代后期，反自由化，一些左派痛恨中国青年报，系统搜集中国青年报的报道“罪证”，结果是“镜中花”，“水中月”。所以，青年报人对任何伤害中国青年报的行为都特别敏感，包括对阁下的讲话。
阁下在讲话结束前为此次讲话定了一个调子，说阁下是在和大家“谈心”。我们也想跟阁下、阁下们“谈心”。然而，“谈心”是这么“谈”的吗？阁下以为听阁下讲话这帮人是吃屎长大的？阁下以为台下这帮人智力低到连什么是“谈心”，什么是“训斥”都分辨不出来？阁下代表团中央书记处要求中国青年报领导班子“要加强学习”，我认为中国青年报领导班子是“要加强学习”，但是团中央书记处特别是阁下本人更“要加强学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阁下众目睽睽“开黄腔”。阁下说要保证中共永远的执政地位，必须依靠笔杆子、枪杆子——“两杆子”。我们听得懂，阁下在引用阁下湖南老乡毛泽东的“两杆子理论”。两杆子理论，说的好听一点是“政治哲学”，说的贬义一些，是“统治术”。可是阁下忘了，那是革命党的政治哲学。在革命党夺取政权和早期巩固政权时期，这套政治哲学的潜含逻辑是笔杆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笔杆子后面站着枪杆子，控制舆论，舆论一律，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谁要是敢于质疑和反对，就亮出枪杆子，于是几十年万马齐喑，于是“谎言说一千遍就是真理”，1949年以来政治运动不断，二十多年民不聊生，总结经验，其中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在革命党的轨道里运转，主要精力用在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上，折腾别人，折腾自己，最终折腾中华民族，以至1959—1962“三年困难时期”饿病交加，至少2700万人非自然死亡；以至酿成十年浩劫，悲剧。
有人说，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是湖南人和四川人的历史。湖南一百多年来产生了曾国藩、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政治、军事、文化人物。阁下也能算三湘子弟中的一个人物，敢于在中国青年报六楼这个见证历史的地方，在二十一世纪，讲什么执政党的“两杆子”理论，几乎就能解释为，在人类社会民主化潮流浩浩荡荡情形下，中共要巩固执政地位，一靠控制舆论，二靠暴力。有阁下这样的湖南革命党后起之秀垫底，难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湖南还在广大农村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共选择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道路，就是按照那套革命党理论瞎折腾，已经严重动摇了执政的合法性，不得不承认严酷的现实，不得不向人民的经济要求做出妥协。到了今天，执政党必须正视人民的政治要求了，因为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实际上，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问题早已在民间和执政党内部有识之士、包括胡温高层中提出来了，即政治体制改革已是迫在眉睫，这不仅关乎中共的命运，也关乎中华民族的福祉。说白了，对于中共来说，就是必须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并且在服膺《宪法》的前提下，通过民主渠道，解决自己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否则，后果太严重了。我们听明白了，阁下的回应是“两杆子”理论。
“两杆子”，“两”也可读为“二”，“两杆子”可以读为“二杆子”。在互联网时代，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在民主化潮流时代，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宣布，阁下的“两杆子”理论是一个“二杆子”理论。我真为阁下担心，担心让当今立志改革的当权者听见阁下的思想如此混乱，如此无知，会断送阁下的政治前程；更担心阁下这样的政客一旦执掌了更高的权力，可能为祸国家。
说阁下“无知”不冤。阁下把民调80%支持率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突然被颠覆，归罪于媒体舆论导向出了问题，这种解释很像阁下的湖南老乡毛泽东解释尼克松下台。毛泽东的老朋友，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消息传来，毛泽东在中南海红墙里的理解是：“有人想整他。”阁下与毛泽东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对民主制度的无知。无知无畏。不展开说了。
忍无可忍，遂有洋洋万言，唯望阁下好自为之。
卢跃刚
2004/6/13
卢跃刚按：二零零四年七月五日，我在中国青年报内部网络公布了《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旋即在互联网上扩散、传播，海外各类媒体报道，影响之大，超出了我的想象。一个星期后，团中央即对《公开信》作出政治结论，政治结论之严厉，也超出了我的想象。
政治结论有三条：第一、《公开信》从内容到形式都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和新闻宣传纪律，内容涉及一九八九年《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和“64”等敏感话题，已经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造成了恶劣影响，是典型的自由化；第二、这封信涉及许多人和事，事实上伤害了很多人，很不道德，也严重损害了中国青年报的利益；第三、这封信进行了人身攻击，对赵勇“五·二四讲话”的观点断章取义，也有谩骂和污辱。
我当场回应了四点意见：第一、不能接受团中央的结论；第二、继续恪守我“不赞成扩散、不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的“两不”承诺；第三、准备承担责任和所有意想不到的后果；第四、对团中央和赵勇阁下缺乏起码的反省意识或能力表示遗憾，如果团中央采取过分措施，我的承诺约束自动解除。我特别强调：“我的承诺有前提，如果没有了前提，我的承诺立即失效。”
为了有案可查，我写了近一万七千字的“抗辩信”。这封“抗辩信”就是一段时间外界盛传的我的“第二封万言书”。经过慎重考虑，除当事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周强和常务书记赵勇，“抗辩信”发给了徐祝庆（中国青年报前任社长兼总编辑）、李学谦（时任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周志春（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樊永生（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陈小川（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另外，为了防止意外，我还把“抗辩信”发给几个非常可靠的人，同时发了“特别授权书”，满足我所设定的条件，即可灵活处置《抗辩信》。
对于这封《抗辩信》，至今为止，我严格履行了承诺。我的动机很简单：一、必须结束有来无回、自上而下、主子和奴才关系的“跪安文化”；二、坚持体制内说理、论辩、抗争，所谓“有理、有利、有节”。今天，发生了冰点周刊被勒令“停刊整顿”严重事件，而且，团中央用政治陷害的卑劣手法，对我进行打击报复，假中国青年报党组之手，免除了我的冰点周刊副主编职务。因此，我承诺的前提已经不存在了，我承诺的义务也就自然解除。至此，我决定发表我的“抗辩信”，以明心志，同时向公众展示“冰点事件”的某些背景。此次发表，我对文字作了必要而非常微观的订正。
2006／2／21
关于团中央对《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的政治结论致周强、赵勇的抗辩信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周强阁下及常务书记赵勇阁下：
首先声明，此信的发放范围是：周强、赵勇、徐祝庆、李学谦、周志春、樊永生、陈小川。本来这封信只给周强、赵勇阁下二位，考虑到老徐、学谦、志春、老樊、小川等人了解我信中涉及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青年报发展和近几年情况，以及《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以下称《公开信》）事态演变的见证人，所以增加了发放的范围。阁下二位有落井下石、构陷下属的记录，如果在没有见证的情况下发出此信，我有深深的忧虑。而且我本人与阁下二位没有个人恩怨，所涉及的话题都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公共话题，需要历史见证。此信请学谦代表报社党组转交给阁下二位。
七月十五日下午，社长兼总编辑李学谦、副总编辑周志春向我正式传达了团中央对《公开信》的几点意见。他们告诉我，在场的人除了他们外，有你们阁下二位和团中央宣传部长刘可为阁下。团中央的意见传达由赵勇阁下主持，刘可为阁下宣读了团中央的意见，意见有四条：第一、《公开信》从内容到形式都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和新闻宣传纪律，内容涉及一九八九年《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和“64”等敏感话题，已经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造成了恶劣影响，是典型的自由化；第二、这封信涉及许多人和事，事实上伤害了很多人，很不道德，也严重损害了中国青年报的利益；第三、这封信进行了人身攻击，对赵勇“五·二四讲话”的观点断章取义，也有谩骂和污辱；第四、对这封信造成的恶劣影响和后果，卢跃刚要承担责任。我注意倒，给我传达团中央四点结论意见时，没有明确说是团中央书记处的结论意见。那么，我要问，这四点结论意见是团中央书记处的集体意见，还是作为《公开信》当事人周强、赵勇阁下二位私下里捏咕的个人意见？我之所以特别指出这一点，是要提示，周强、赵勇阁下二位是否履行了必要的规避程序，既使是走过场和面子上的程序，以隐去当事人挟权力打击报复的嫌疑。这不仅涉及法理意义的程序，也涉及阁下二位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操守。
当然，我知道，你们处在一个制度性的悖论里，履行书记处会议的程序，也是作为第一书记和常务书记的你们阁下二位主持。这个悖论可以称作“民主集中制悖论”：一个程序及规则设计与实际上一两个人说了算相冲突的制度。这种“民主集中制”制度设计和运行，与《宪法》与公民权利、《党章》与普通党员权利等情形一样，使执政党及其精英陷入了一个“说一套做一套”、自己制定规则又自己破坏自己制定的规则、自己搞了许多说法又自己扇自己嘴巴、前面说一个样又在后面制造出风马牛不相及另外一个样、出了问题死不认错的制度性的“道德困境”或总体的“制度悖论”里。这种制度性的“道德困境”或总体的“制度悖论”无处不在，从上到下，由宏观到微观，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反道德的制度链条和机制，使得执政党及其精英、官僚在进行道德倡导、论说和指控时，缺乏必要的道德基础，在心灵上戕害别人，同时也戕害自己。我之所以稍稍展开这个话题，是想说明，这是我给阁下二位这封信全部认识的立论基础，借此提醒阁下二位在论述和理解道德问题时的真实处境。所以，阁下二位对《公开信》的四点结论意见，我既可以理解为团中央对《公开信》的政治结论，也可以理解为阁下二位对《公开信》的政治结论。
七月十六日下午，在团中央和赵勇阁下的直接压力下，报社党组被迫对赵勇阁下“五·二四讲话”和《公开信》做出正式表态，对前者自然是“赞成”——哪敢不赞成，中共党内政治文化，自延安整风运动后，历次政治运动和大的社会危机，上级对下级，从来都是鼓励撒谎，鼓励口是心非，并形成了一个荒诞的运行逻辑：即使骨子里不赞成，表面上也必须“保持一致”。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表示屈服，表示“保持一致”，是否口是心非并不重要。我把它称作“保持一致定律”。对后者，在与团中央结论总体保持一致的前提下，略有和缓，但是仍然有“从内容到形式都是错误的”，未经当事人同意点名，“违反了新闻职业道德”等严重指责。
《公开信》让赵勇阁下成为世界级的新闻人物，也让团中央处于公众的关注之下，即使如此，赵勇阁下也没有起码的反省和检讨，却像个连长（股级都够不上），汗流浃背地指挥士兵堵“管涌”。我断定赵勇阁下不是响鼓，所以用了重锤。没想到，重锤下去，赵勇阁下却没有正常的声响。太遗憾了。
团中央对《公开信》的政治结论相当蛮横，没有正面回应我提出的问题，却是上纲上线，大帽子漫天飞，对信的内容和我本人提出了严重的指控，我当场向学谦回应了四点意见，请学谦转达阁下二位：第一、不能接受团中央的结论；第二、继续恪守我“不赞成扩散、不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的“两不”承诺；第三、准备承担责任和所有意想不到的后果；第四、对团中央和赵勇阁下缺乏起码的反省意识或能力表示遗憾，如果团中央采取过分措施，我的承诺约束自动解除。我特别强调：“我的承诺有前提，如果没有了前提，我的承诺立即失效。”学谦表示，他“会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选择适当的方式转达”。有一天学谦告诉我，他向赵勇转达了我的意见，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完整转达了我的意见。我问学谦：“为什么没有向周强转达我的意见？”他没有明确回答。为此，我有一个担忧，担忧学谦“三个适当”忌讳上下级关系，不能完整准确地向阁下二位转达我的意见，而阁下二位在组织系统内话语权处于绝对优势，一会儿向上级写报告，一会儿开通气会，打招呼，定调子，只强调我的承诺，不知道或不理会我的其他态度，混淆视听，给外界留下一个残缺的历史印象。因此，给阁下二位写一封信，完整、准确地表达我的意见，非常必要。
我想告诉阁下二位，一封《公开信》换来团中央三大“罪状”，不胜荣幸之至。我猜想，阁下二位把调子定得那么高的真实意图是：上可交差，下可恐吓；既踩着卢某人一条大尾巴，还给自己屁股后面留了一条进退裕如的康庄大道，为秋后算账埋下了伏笔。
“典型的自由化”，“很不道德”，“断章取义”，对我个人来说，虽然第一条指控比后两条严重致命得多，但是，我更在乎后两条指控。先说第二条。我要问阁下二位，“很不道德”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公开信》“涉及许多人和事”，还是“事实上伤害了很多人”？看来都有。不该“涉及许多人和事”，“涉及许多人和事”便是不道德。是这个意思吗？这里还潜含着一个“程序不道德”的指控，认为我点这么多人的名，未经本人同意，所以不道德。后来本报党组给团中央的报告进一步明确了“程序不道德”的指控，即“违反了新闻职业道德”。用法律语言来说：我正受到“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不道德的指控。报社党组的指责依据的是“职业道德”，你们指控我“很不道德”的依据是什么？
我统计了一下，《公开信》包括孟子、华盛顿、曾国藩、毛泽东、邓小平、尼克松、瓦杰帕伊、刘宾雁、董桥等在内，点名和没点名的人物有四十余人，粗粗归类，涉及的人无非是四类，一类是批评，比如赵勇阁下，某大报的总编辑等；一类是赞赏，比如华盛顿、曾国藩、胡耀邦、胡启立、樊永生、周志春、徐祝庆、王石、李至伦、李源潮等；第三类略有褒贬；第四类则是中性，点名纯粹是论据或叙述的需要。这些人当中，有的已经作古，无从“经本人同意”，比如孟子、华盛顿、曾国藩、胡耀邦等；有的官位太高，无门传达文义并“经本人同意”，比如胡启立、李源潮、李至伦等；有的远隔千山万水，无缘“经本人同意”，比如中国青年报前辈刘宾雁、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等；有的是本报在职或不在职的领导和同事，比如王石、徐祝庆、周志春、樊永生、梁平、李大同、贺延光等，还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领导，不便事先通告，“经本人同意”；一种是我有充分的把握，我们对历史、对局势、对办报、对赵勇的讲话等重大原则问题有着共同的判断和感受，不必“经本人同意”。
徐祝庆是个例外，事后我登门当面致歉。我本人对徐老充满了敬意，有《七律·送徐祝庆离任》为证：“书生办报可自慰，跪着造反是楚才。落井下石小议论，沐猴而冠大悲哀。歌罢楼台人已去，曲尽家国色更衰。二十六年明月夜，从此一别长徘徊。”此诗在为徐祝庆送别宴上诵读。“落井下石”用暗典，两层含义，一层是回忆中国青年报1994年北京洋桥记者全会。一天傍晚，徐祝庆跟我长谈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给我背诵柳宗元不计个人得失，援手遭难的刘禹锡，令韩愈感叹：“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夜已黑尽，明月高悬，只见老徐的瘦削剪影唏嘘感叹。他有所指地告诉我，面对“64”这等大是大非问题，中国青年报也有“落井下石”的小人。我对老徐的真正尊敬，是从那一刻开始的。之前甚至之后，我和老徐没有个人交往。第二层含义是，团中央和报社主要领导处理“陈杰人事件”也是“落井下石”。“沐猴而冠”什么意思？赵勇阁下“五·二四讲话”后，本报有人（我亦同意）形容赵勇阁下在台上演讲时，张牙舞爪、缺乏分寸、自以为是、不可一世、孤陋寡闻、屁话连篇的情态。由于对徐祝庆的敬重，也是对具有历史价值的事件敏感，如同赵勇阁下讲话，陈杰人事件，七十多人上书团中央的要求遭到周强阁下拒绝，“徐祝庆道歉”必须记录在案。我们私下议论，“徐祝庆道歉”为老徐几十年新闻职业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与赵勇阁下的讲话和做派相对照，还有一个人值得记录，（对不起，我又要点名了）他就是前中宣部部长朱厚泽。一九八六年四月，中国青年报在北京圆明园召开记者全会，请来了当时的中宣部部长朱厚泽。本来是晚饭后作报告，朱厚泽来早了，记者们正在吃晚饭，杯盘狼迹，弄的大家挺尴尬。朱厚泽并不在意，说：“你们吃饭，你们吃饭，我去散散步。”朱厚泽作报告的地方，也是随随便便一个会议室，不讲究。那天，朱厚泽说“自由、平等、博爱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意识形态管理政策“要宽松、宽容、宽厚”，震撼和激励了青年报人，给青年报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朱厚泽，“朱三宽”，一个“三宽政策”，为什么会让青年报人铭刻于心，很简单，朱厚泽及其意识形态政策主张，有民主之风、常识之理，一扫以往中宣部党棍、官僚的面目，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可惜呀，“三宽政策”天下美名传扬，却在中共党内几成绝唱！
实际上，我明白你们的指责是指我在《公开信》中点到一些特定的人，这些人是仍在党政高级岗位上。我在《公开信》里叙述了一点他们很少为人所知的事，这些事证明了他们在关键时刻没有丧失做人的基本准则，没有丧失良知，甚至准备为维护良知而承担政治风险。他们完全可以不这样做，完全可以趋炎附势、指鹿为马，为自己谋个更好的“政治前程”。但他们都选择了前者。让人们知道这些有良知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一点作为，为什么在你们的逻辑里就是一种“伤害”呢？就是“很不道德”呢？很明显，因为按你们的，也就是现行官场的潜规则，这会损害他们的前程。一个官员道德与良知的良好记录，为什么会影响他们的前程呢？这只能证明，现行这套干部体制是反良知和反道德的。任何官员如果表现出他还有一点生活的常识与良知，他就没有“前程”了。在这一点上，我与你们确实“道不同，不相与谋”。
我很清楚《公开信》意味着什么，也很清楚在一篇文章中点那么多人名违反常规，我之所以要那么做，就是我意识到我正在做一件超常规的事，我必须对我所说的人和事负责，对历史负责。我知道阁下二位担心“点名”伤害何人。这些人无非是在职党政官员。如果叫板，我可以这么说：“党政官员的俸禄来自纳税人，纳税人有权利知道他们的各种表现。”再者，他们如果连澄清自己的历史角色，承受历史记录和评价的能力都没有，说明他们缺乏起码的公共意识、公共责任，那我还能说什么呢？进行历史描述或评价，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岂不荒唐？有这样的历史研究吗？司马迁的《史记》都可以直呼其名地批评当朝丞相田蚡，我就不能直呼其名地表扬几位党政官员？当然，我在当面抗辩时，没有援引这些逻辑。我充分照顾了人情世故和官场规则。我的底线是善意是法律。我对学谦说：“周强是学法律出身的人，他应该明白，所谓伤害是一种后果，请团中央具体指出伤害了何人，或者说有何人指控我伤害了他。指控必须具体。请你转告团中央，如果我的《公开信》伤害了哪些当事人，我愿意表示道歉。因为是公开信，如果当事人认为所说事实不准，因此损害了他的名誉，已经涉及法律，可以援引《民事诉讼法》对我提起诉讼。”直至今天，我仍然坚持，如果我的《公开信》伤害了我所褒扬和敬重的当事人，请接受我诚挚的歉意。被批评的人就免了。
稍有历史常识，稍有历史感，便会有一种强烈的意识：我们无处不在历史之中，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将进入历史。为此，面对历史，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敬畏和恐惧。“放之须臾则与草木同腐朽矣，争之须臾则与日月同光辉矣。”人人如此，概莫能免。历史感是政治家与政客的分水岭，也是好编辑好记者的标志。时刻警惕自己的历史角色，须臾不敢忘记记录历史，真实地记录历史，当然是一名职业记者的天职。恪守这一天职，是一名负责任的记者最高的道德，否则，定遭天谴。一位当代史专家说：“历史有一种强烈呈现自己的力量。”说这话，很叫劲，很倔强，很自信。我们时刻感受着这种力量的存在和冲动。观察和描述这种力量，很难“高大全”，卑微、屈辱、孤独，一篇《报任安书》，可谓极致。这种力量，是一种寻常人家是非好恶的常识力量，存活在人们的心灵深处，经过史家（或记者，甚至每一个普通人）的记录、推衍、扶持，滴水穿石般地呈现着，便是“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这种力量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抵抗着忘却、胆怯，考量着人性、良知。如此，我怎么会在乎阁下二位“很不道德”的指控呢？记者真实地（包括用“公开信”这种形式）记录历史，便是最高的道德。你们从内容到形式指控《公开信》时，忘记了我的“记者”、“作家”的社会角色。你们在放大官僚逻辑。你们不知道“知识分工”这一现代社会原理，以及违反这个原理形成了以绝对权力为特征的暴政，以及暴政对人类社会、人类文明、人类情感的伤害。你们在这种绝对权力的迷惑、毒害和支持下，企图让那种无聊之至的小官僚逻辑“放之四海而皆准”。
关于“程序道德”问题，你们恰恰有软肋，而且是大软肋。还是举“陈杰人事件”的处理为例。《公开信》因为主题的原因，没有展开说。去年五月二十一日《青年参考》发表武汉大学生卖淫的调查报道，仅隔两天，五月二十三日，五月二十四日，中国青年报社即违反常规，不是在《青年参考》，而是在中青在线和《中国青年报》主报刊登“致歉信”，大包大揽，提高责任层次，按照湖北的基调，表达了积极、迅速平息事态的态度，并为中国青年报高层洗牌埋下了伏笔。五月二十八日，学谦在内部网发表文章《摆脱危机，走出阴影，走向光明》，把“陈杰人事件”危机升级归咎于陈杰人的“抗辩信”及其流传。根据我的调查，此说大谬。学谦五月二十三日下午找陈杰人谈话，要求陈杰人写出武汉大学生卖淫稿件采写经过前，已经向武汉方面道歉，已经在中青在线发表了《道歉信》，道歉信直截了当地点了陈杰人的名，宣布陈杰人的“报道失实”。这种做法的性质相当恶劣。最常识的问题是：你们仅仅依据武汉方面的情绪，没有对稿件内容进行调查，就说“报道失实”，谁服气？在没有履行调查程序之前宣布“失实”，比“有罪推定”还恶劣，直接就是“有罪判定”。处理过程中，还有一个程序被省略了，就是被处分人的申辩程序。陈杰人武汉大学生卖淫的采访和写作，职务程序没有问题，这种做法，省略了必经的调查程序，给人一种印象：团中央和报社在关键时候落井下石，出卖记者。陈杰人告诉我，学谦找他谈话，他提出必须履行调查程序，学谦明确说，赵勇指示：先处分了再说。我认为，先道歉了再说，先处分了再说，这种简单粗暴的危机处理逻辑才是矛盾激化和危机升级的真正原因，也是陈杰人激烈反弹的原因。退一万步说，陈杰人千错万错，申辩是陈杰人应该受到尊重的权利。任何人遇到这种不公正的处分，都会申辩、抗争。另外，重重处分陈杰人的理由之一，“擅自向外传播申辩信”的事情也不存在。
“陈杰人事件”的处理，让青年报人痛心不已，愤怒不已。樊永生“辞职”，梁平“免职”，陈杰人“辞退”，不仅没有如学谦所愿“走出阴影”，反而在报社内部制造了浓郁的不满和恐怖气氛，直至七十多人上书、匿名信、公开信。在这种不讲理和高压的情况下，别说是陈杰人，任何一个履行职务行为的记者都会激烈反弹，何况陈杰人并没有激烈反弹，没有采取过激行为。根据稿件产生的流程，记者在采写稿件阶段是主体行为，一旦把稿件交给了编辑，便成为客体，使命就结束了，原则上，稿件的删节权和发表权都在编辑手里。除了恶意隐瞒或者编造事实，陈杰人的责任是相当有限的。我在中国青年报供职十八年，在总编室、经济部、新闻中心都干过，编辑记者来稿，陈杰人这种可能惹大麻烦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过被堵住没见报罢了。本来可以借陈杰人的报道失误，可以在报社内部展开深入的讨论，总结经验，提高业务水平，但是随着事态的人为地政治化发展，这些业务总结已经不可能了，甚至有些滑稽可笑了。面对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记者、编辑、副总编辑，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业务上的所有问题变成了等而下之的问题。我认为，“陈杰人事件”对中国青年报人的伤害，与枪毙“SARS报道计划”相叠加，某种程度比64还严重。当我们听说陈杰人被处分后，即不准进入报社大门，以至陈杰人不能到办公室清理自己的物品；当我们知道，有人通知陈杰人住处派出所，二十四小时监控陈杰人，如果陈杰人乱说乱动，随时可以抓人。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悲哀。动用专政机关对自己的记者下手，真是骇人听闻！太过分了！远远超出了底线！远远超出了可容忍的程度！
“五月二十七日，团中央书记处决定接受樊永生同志的请求，同意他辞去中国青年报社常务副总编辑、党组副书记的职务，保留党组成员、编委会成员的职务；责成中国青年报社党组免去梁平青年参考报主编职务，二十六日对采访中心记者陈杰人作了辞退处理。”团中央和报社为什么要这么干？学谦在文章中解释说：“我曾做过多年的高校学生工作，经历了八十年代所有的学潮，深知学生情绪一旦被激起，将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和后果，给报社和共青团造成的损失必然更为惨重。”
别拿“学潮”吓人。我们也经历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潮。我们可以断定，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大学生，不会为“64”这样的政治问题发动学潮，因为，据我所知，一、相当多数的大学生、研究生已经不知道“64”为何物了！二、他们更在乎现实利益。这要感谢我们的教育和意识形态管制。第三、你们会相信武汉的大学生会为一个报道的不太准确的卖淫丑闻闹学潮？而且，我们认为，所谓“学潮”苗头，不过是必须对学校的现状负责任的官员们煽动起来的虚张声势的“网上学潮”，利用“64”前所谓“学潮”的可能来施加压力，来掩盖丑闻，逃避自己的责任。
加大力度、违反常规、无视程序地处理“陈杰人事件”，除了“可能导致学潮”这个耸人听闻的原因外，或许还有一个不能说的原因，就是周强阁下是湖北人，总要让周强阁下在乡党面前有点面子。小小的部下——中国青年报都摆不平，何颜见江东父老？当然，这种原因比起觊觎改组中国青年报高层的“阴谋”和党同伐异来说，真个是小巫见大巫。所以，按照“党同伐异”、“落井下石”的标准来衡量《公开信》点名和莫须有的“伤害”，岂止是“不道德”，而且是“极不道德”。
关于道德，我要讲两个小故事。
我在前两年到长沙橘子洲头，公园“橘子洲头”石刻标志的上空赫然挂着一条一二十米长的红布大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同志莅临指导工作”。陪同我的人说：“周强前几天来过。”我问：“走了为什么横幅不拉下来？”陪同的人也觉得不可理解，敷衍说：“可能忘了吧。”忘了，有可能，但是，借用你们给《公开信》定性的语言，在这种国内外游客云集的地方，可能为居心叵测的“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丑化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阁下的形象，进而丑化我党我团的形象，造成“恶劣影响”。我相信周强阁下一定见过这条显赫的横幅。橘子洲头应该是长沙最著名的名胜，或者说是长沙最著名的公共场所。在如此著名的公共场所挂如此招摇的横幅，是大忌；不仅挂了，而且长时间挂，成为橘子洲头景中之景，大忌的大忌。这样的官场风景可以说是“典型的”大煞风景，可以用六个字概括其情状：阿谀，虚荣，张扬。我不知道周强阁下去橘子洲头是“指导工作”，还是旅游，不管是“指导工作”还是旅游，古代官吏、甚至帝王将相都知道轻装简从，一不扰民，二可体察真实，况乎以实现共产主义、“三个代表”为己任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我们能不能设想一下，胡耀邦到某旅游胜地旅游或“指导工作”，下面拍马屁，赫然挂着“热烈欢迎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莅临指导工作”或“热烈欢迎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莅临指导工作”，胡耀邦会怎么对付？我敢说，胡耀邦定会大怒，喝令拿下。这只能说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还有一个故事。本报不止一个人告诉我，周强阁下曾在河南省某市参加一个活动，当地团组织和政府非常重视，组织了很多小学生们等候周强阁下驾临。那天是大太阳，很热，等周强阁下驾临并讲话时，当场就有小学生中暑晕倒，不止一个小学生中暑晕倒。晕倒一个，抬走一个；晕倒一个，会场便引起一阵骚动。要么没看见，要么视而不见没感觉，周强阁下继续演讲，让在场的人很反感。本报一位记者在场目击。我找这位记者核实，他说，小学生中暑晕倒时，“周强书记就在现场”，没有任何表示。
我注意到，《公开信》发表后，赵勇阁下作为主要当事人，毫无顾忌，也不回避，始终在团中央第一线发号施令。七月十五日，团中央的传达，赵勇阁下主持，刘可为阁下宣读团中央的定性意见，周强阁下讲话。这个图景挺搞笑的。你们阁下二位是我《公开信》批评的当事人，按常理，你们有多种符合你们阁下二位身份的回应方法，结果却给了我们“我有权力我怕谁”的面目。“明镜高悬”下面坐者两个法官，一个书记员，两个法官都是被告，却在堂而皇之开庭审理原告，“典型的自由化”，从内容到形式都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严重违反了新闻宣传纪律”，“很不道德”，“断章取义”，而且作出了置于死地或准备置于死地的，似乎不容讨论、不可更改的终审判决。阁下二位不仅不回避，反而变本加厉，这算不算“很不道德”？说“很不道德”都轻了！这种审判的荒唐，我相信周强阁下最能体会。你们所谓的“道德标准”，或者那种无所不在的“道德优势”，说白了，就是以暴力为后盾的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自欺欺人。可悲的是：“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米兰·昆德拉语）
什么东西“预先被原谅了”？什么东西“可笑地被允许了”？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曾经请教一位团系的前辈领导人，他说，这是制度决定的，什么样的制度机器就能生产什么样的人。这话不免让人悲观。这等于说，只要这部机器不修理不改造，每时每刻都在运转，祸国殃民的小官僚就会无休无止地被生产出来，而事实上这部机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会高效率地运转。
《公开信》流传到海外后，境外媒体起码有一条说的在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新启蒙运动，二十多年下来，结果喜忧参半，叫做“官智未启，民智初开”。我的看法，岂止是“官智未启”，而是进一步“官僚化”，进一步“腐败化”。阁下二位，一位学法律，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第一批法学院的学生，一九七八级西南政法学院官位爬得最高者；一位是北大经济学博士后。学了半天，只通官性，不通人性，不懂人文常理，学了也是白学，最后连个官也做不好。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是何方圣贤教导你们，让你们不分场合，不看局势，永远理直气壮，永远居高临下，永远端着一斤四两沉的小官僚架子，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讲话的姿态，永远是上级对下级，主子对仆从，除此便不会讲话了。学谦跟我说，赵勇阁下说：“有意见可以当面提嘛，可以给我写信嘛，写什么公开信？！”怎么写？写什么？什么姿态写？什么语气写？我们写了，七十多编辑记者署名的信，被你们非常粗暴地拒绝了。七十多名编辑记者是什么概念？占到本报编辑记者一半以上人数，如果再继续征询签名，签名人数可能还会增加很多。你们拒绝了大家的请求，还会在乎我一对一的信件？你们还会在我们心目中享有信用？这种说法相当虚伪。“有意见当面提”？团中央来报社征求处以上干部意见时，大家提了，你们在乎了吗？你们不是当作了耳旁风？而且我根本就不会接受赵勇阁下这种事后找补的“领导口气”。《公开信》是什么意思？是对你们的失望和愤怒，是对你们的不信任到了极致。《公开信》的形式意味着，你们看不看这封信无所谓，理论上讲，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阁下二位可以不看。我跟学谦说：“赵勇阁下可没有让卢某人直接写信的待遇。卢某人没有被恩宠的感觉。卢某人这支笔没那么贱！”
这一段时间，国内外的朋友关心，打来电话，问的第一个问题惊人相似：“你现在安全吗？”我说：“暂时没事。我还在正常工作，还在改错别字。”回答这个问题心里挺别扭。我知道国内外问候的全部潜台词，既有历史的经验，也有现实的参考，全部基于无法无天和对“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工具的恐惧记忆。
从法律的角度看，我怎么了？不就是写了一封公开信，不就是说了“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所谓“敏感话题”，不就是批评了赵勇阁下有恃无恐的小官僚作风？我们在现实社会中营造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私下的，泛滥的，真实的，坦率的；一个世界是禁锢的，压抑的，虚假的，异化的。我只不过把那个真实的世界掀起了一角，展示了一下罢了。何错之有？何罪之有？而且我相信，阁下二位一定对这真实世界有所了解。赵勇阁下不是“农民的儿子”吗？你不会把“新闻联播”那些受灾农民或是致富农民在镜头前被逼着歌功颂德的话当作农民对党和政府的基本情绪吧？由于职业和偏好的原因，我接触人的层次比较丰富，知识界，军界，政界，经济界，等等，上至部长、省长、省委书记，下至普通农民、失业工人，我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公开信》涉及的敏感话题，不过是许多人经常谈论的话题，没有什么新鲜的。因为说了并不新鲜的话题，或者说把私下的话题变成了公开的话题，个人安全便成了问题？如果闭目塞听，实行鸵鸟政策，不敢面对真实的世界，动辄使用专政工具，那可真是“不可救药了”。当然，听不听是一回事，说不说是另外一回事。人长了嘴，不光是吃饭，还要说话。《公开信》只不过是我说话的多种方式中的一种，是被执政党制定又视为敝履的《宪法》所保障的个人权利的体现。
在宪法权利这个意义上，我不会在乎什么“违反新闻宣传纪律”（其实所谓“宣传纪律”，是指报纸上刊登了上方不许刊登的报道，和我的《公开信》风马牛不相及）。我所知道的一些好报道，包括我近二十年的一些有分量的读者喜欢的好报道，都是努力打破新闻宣传禁锢的结果。而且，我们从来不把自己的职业行为当作“宣传”看，谁这么看，谁才是傻瓜，谁才是居心叵测。各种各级新闻媒体与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博弈，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报道上反感甚至不理会禁令，各家有各家的高招，总结出了许多对付意识形态管制的理论、策略、技巧。哪怕是最没有出息的报纸，都有自己的看家本事，都有那么几个宁折不弯的编辑记者，或总编辑。渐渐地，随着时代发生的变化，那种个体抗争正在演变成为群体抗争。《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前仆后继的一系列事件，以及知识界、新闻界对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便具有代表性。你们想听新闻界的真实情况吗？这就是新闻界的真实情况。焦国标说的并不错。中宣部那些“YES”或“NO”的“宣传纪律”总是反动，凡是老百姓喜欢的，他们就反对；凡是老百姓反对的，他们就喜欢，就维护。中宣部的“YES”或“NO”，在老百姓眼里，就是执政党的“YES”或“NO”，许多“YES”或“NO”之蛮横之霸道之无耻之愚蠢，可谓登峰造极。只要去中宣部开过“通气会”的人，或者听过“通气会”精神传达的编辑记者，都有这种感受。我们不得不执行“YES”或“NO”，但是我们会鄙视、唾弃和嘲笑“YES”或“NO”。庄子说：“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这个寓言颇似希腊神话“普罗克鲁斯特的铁床”。面对“YES”或“NO”，面对“续短”、“断长”之辈，面对普罗克鲁斯特这个希腊神话中的怪物，我们怎不忧之悲之？我们怎能不忧之悲之！
一些人有的时候，何止是“有的时候”，而是经常挂在嘴边上，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反对西方资本主义新闻观”，然后理直气壮地要求新闻从业人员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自觉抵制西方新闻观。你们说《公开信》“违反新闻宣传纪律”，“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也潜含着“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谴责。我非常郑重地告诉阁下二位，我早就认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阁下们讲这话，要么不过脑子，要么脑子里进了水，要么故意挂羊头卖狗肉，第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是西方新闻观的一种，而且是十九世纪工业化背景下继承了所谓“资产阶级新闻出版自由”精神和制度遗产的西方新闻观；第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是“新闻自由”。赵勇阁下也在“五·二四讲话”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说中国青年报“五十三年来的实践也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指导我们办报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办报中的指导地位，才能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牢牢把握正确的办报方向”。赵勇阁下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什么东西？是“工具论”，是“喉舌论”，是“两杆子理论”。
好吧，让我们来重温一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说：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的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务，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马克思激烈抨击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使夜莺失明，你们认为残忍，但是检查官用锋利的笔头挖去了报刊的眼睛，你们却不认为是残忍。强制给自由人削发，你们认为是蛮横无理，而检查制度每天都在有思想的人的活生生的肉体上开刀，只有没有精神没有反应的驯服的存在物他才认为是健康的！”“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主上帝只是在第六天才讨论他的亲手创造物：‘看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而受检查的报刊却每天都在夸耀政府意志的创造物；但是，由于前一天不免要同第二天发生矛盾，所以报刊就常常撒谎，而且必须掩饰自己意识到自己在撒谎，必须寡廉鲜耻。”“由于人民不得不把具有自由思想的作品看作违法的，因而他们总是把违法当作自由，把自由当作非法，而把合法当作不自由。书报检查制度就这样扼杀着国家精神。”
还需要引证吗？如果还需要引证，马克思还有大量的相类似的“新闻出版自由”的言论。
现在可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成了专制意识形态、思想禁锢、新闻管制的替身和棍子。用一个以“新闻自由”为核心的新闻观去限制新闻自由，去培养“喉舌”和“工具”，去打击不同观点、不同意见，天底下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黑格尔说：用谎言去证明真理是对真理的莫大侮辱。以往老共产党人爱说一句话，死了去见马克思。想去见，说明有一种虔诚；是否能见到，算是一种待遇。根据阁下们的表现，我敢说，阁下们到了阴间，肯定见不着马克思，如果要死皮赖脸地见，一定会遭到马克思的痛斥。“续短”、“断长”之辈，怎么有资格去见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说到底，是一种彻底的人道主义，硬给大胡子马克思戴上一顶专制的乌纱帽，不啻是糟蹋和贬损马克思。马克思不痛斥阁下们才怪呢。所以，那些鬼话，说第一遍的时候，懒得理你们；说第二遍的时候，懒得理你们；还要说第三遍、第四遍，没完没了，喋喋不休，那就是一出彻头彻尾的“大话西游”的意识形态版了。我们命大福大造化大，千锤百炼死不了，遭遇上面的情形，可能烦都烦“死”了！说起来，我三教九流什么人都见过，就是没见过坚持不懈地跟自己开玩笑、努力顽强地自欺欺人，把一个自己不信奉、也不会实行的“主义”永远挂在嘴上的人，没见过，请自阁下们始。
阁下二位给《公开信》列定的罪状中，有一条不起眼、我却很看重的罪状，就是《公开信》损害了中国青年报的利益。这又是一个目前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实体”指控。中国青年报对我来说，有着非常特殊的感情，我人生精力最充沛的时光印记在了这里。如果要列出一个清单，十八年来我与同事们合作发表的报道和我参与组织指挥的报道，可谓洋洋大观。中国青年报的人事也有很不如意的地方，也有鸡零狗碎的龌龊事，尤其是这一两年，社风日下，年轻人眼睛盯着官位子，因此眼睛盯着领导的脸色，兴起了阿谀奉承之风，比如去年SARS报道中国青年报严重缺位，却有人公开发表文章，在国难当头的四月“播撒春光”，说领导有方，报道成功。SARS报道计划的流产，从纯功利的角度看，丧失了一次在“引资改制”前，用重大报道整合报社思想和人力资源的绝佳机会，这在报社内部是有共识的。用重大报道来统一思想，弥合歧见，调解矛盾，有大量的案例可以证实。
报社“64”之后的低迷情绪，就是靠一系列重大报道的组织参与逐步扭转的，一直到一九九八年水灾报道和徐祝庆一九九九年一版“三七开、竖标题方案”的提出，中国青年报在二十世纪末独步新闻界，打出了自己的小高潮。令人痛心不已的是，二十世纪末中国青年报重振雄风的苗头，被中宣部“七道金牌”给扼杀了！“七道金牌”，即七个“中宣部阅评”，剑剑进逼；甚至对中国青年报的整体办报方向都提出了质疑和恐吓，一剑封喉。因此，我们特别关注“引资改制”，北大青鸟的资本进入中国青年报，起码是改善中国青年报生存境遇的一个契机，但是前期操作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出了问题。本来是个群策群力，集中集体智慧，以风险投资为后盾，进一步廓清办报理念，有效配置各种资源，推进中国青年报市场化进程的大好时机，结果搞成了只有少数几个人参与，不能以开阔胸怀总揽大局，排他性很强的“夹生饭格局”。我搞不清楚是风险投资方昏了头，还是报社的主要操盘手糊涂或刻意所为，一开始就排斥中国青年报进入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即中国青年报独有的“报人文化”传统和优良的人力资源，把一个纯粹的投资行为搞得不伦不类。由于没有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支持，没有思想的高度统一，没有上下一致的协调，可以断言，中国青年报改制的预期收益是没有保障的。不仅没有思想统一，反而激化矛盾，不算一些小的（比如拒绝刊登关于李慎之的新华社通稿）事情，一年多的时间里，悉数之，计有SARS报道夭折，陈杰人事件，七十多名记者编辑给团中央的信，给团中央匿名信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这个时候，赵勇阁下“无知无畏”的恐吓与教训又来凑热闹，生生把中国青年报的人心彻底搞乱了。有人总结说，中国青年报改制改到今天，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了灵魂，或者说失去了办报的灵魂。责任在谁？
这是我要发表《公开信》，并在《公开信》信中用比较多的篇幅概述中国青年报“报人文化”的背景之一。与阁下二位的结论完全不同，《公开信》发表后我收到了海内外很多反馈，写信，电子邮件，打电话，短信，各种各样的人物，学者，作家，记者，编辑，党政干部，大学生，等等，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唏嘘感叹中国青年报竟然是这样一张报纸，这张报纸如果条件允许，绝对可以办成世界一流的大报；竟然有那样令人神往的“报人文化”，竟然有那么许多精彩的人物和感天动地的举动，竭尽全力维护报人的尊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有人跟我开玩笑，说：“跃刚，你够可以的，一分钱没花，给你们中国青年报做了一个天大的广告。”我想也是，一封公开信，网络加报纸、杂志、电台，海内外有成百万上千万的读者听众阅读、了解。报社内部许多年轻的青年报人不了解报社的传统，报社的文化，他们读到《公开信》多有吃惊。因为是报社内部网络发表的《公开信》，所以写作时特别注意面对这些年轻的青年报人。我要告诉他们，老青年报人最看重的是什么东西，他们流传下来的最珍贵的是什么东西，他们身体力行地鄙视官本位，跟时下看风使舵、眼睛朝上、拍领导马屁的市侩习气是多么格格不入。
那么，《公开信》在什么地方损害了中国青年报的利益？相信在阁下二位的官僚逻辑里有，而在报人逻辑里没有。又是官场文化与报人文化的冲突。评价体系的差异太大了。古往今来，做官也有也有智慧和愚蠢之分。法乎其上，仅得其中；法乎其中，仅得其下。我都替你们着急，你们一出手，便是“法乎其下”，端着架子不讲理，自然破绽百出，难免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嘲笑所利用了。真正损害了中国青年报的人是阁下二位，是那种有着巨大诱惑和蓄意倡导的官僚文化。
现在该说说“严重的政治错误”了。在说这个话题之前，我要对《公开信》说到的“两杆子理论”做重要更正。我已经在报社采通网二十多天前全选更正，估计阁下二位不知道。一位党史专家告诉我，“两杆子理论”毛泽东确有其意，但是明确提出者是林彪，林彪是“两杆子理论”知识产权的拥有者。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发表了著名的“政变讲话”。林彪说：“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文革当中，“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需要这两杆子”，成了文章经常的提法，也成了文革中最标准最著名的标语口号之一。这个口号作为“执政精髓”，今天还挂在一些领导人的嘴边。你们说我“谩骂”，大概指我说“两杆子”是“二杆子”，“两杆子理论”是“二杆子理论”。我以为，说“二杆子”都是轻的，是留了面子的。作为新闻从业人员，我认真学习过邓小平理论，也认真学习过“三个代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阁下二位不觉得赵勇阁下的“两杆子理论”跟邓小平理论，江泽民、胡锦涛两任总书记的政治主张不合拍？一旦被确认为不合拍，岂不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把林彪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提倡的“两杆子理论”作为中共二十一世纪执政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哲学，那可真是面目狰狞的“返朴归真”，邓小平活着的话不会喜欢，江、胡也不会喜欢，起码在台面上不会喜欢。
赵勇阁下“五·二四讲话”说走了嘴，让我们能见度很高地看到了小官僚小政客骨子里的真实想法和手里拿着的底牌。而且我们断定，这不是赵勇阁下一个人的想法，赵勇阁下代表着中共党内逢乱世进行统治和处理社会危机的一种思潮。我们能在这个思潮里感觉到一股子狠劲，一股子血腥味。微观证据太多了，比如疯狂的圈地运动，我把这种圈地运动叫“房吃人”、“官吃人”；比如劳工权益、农民权益维护；“《南方都市报》事件”等等，谁伸头，谁不听话，就抓谁，就关谁，就判谁，“枪杆子”手段已经很极端了，以至民怨鼎沸。
关于“不能正确理解”赵勇阁下的“五·二四讲话”，对“五·二四讲话”“断章取义”问题，我请学谦转告阁下二位，务必请阁下二位注意，赵勇阁下讲话时，台下包括卢某人在内的听众，大多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训练有素的编辑记者，不要侮辱他们的职业能力。如果还要较真儿，可以录音为证。
至此，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螳螂捕蝉，黄雀其后”的情景。蝉是谁？螳螂是谁？黄雀是谁？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便这样凶险地纠缠在了一起。
卢跃刚 2004/7/25初稿 2004/8/3改毕
《公开信》的几处更正：
1、《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周修强”，应为“评论部主任周修强”；
2、一九八七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除了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的中国共产党党籍，没有吴祖光，吴祖光是之前被胡乔木“劝退”。
贺延光 05.08.14
李方辞职了，本报走了一位不算老也不算年轻，在业内颇受好评，也深受读者和网友信赖的青年报人，而且是在新的《采编人员绩效考评办法》，企图从制度上根本颠覆本报长期所维护的新闻标准和新闻人价值取向的时候。
李方选择离开，是因我的批评所致么？
表面看，导火索是我点燃的，但，这个匣子里的爆炸物可不是由我装填的。
我当然有这个自信——虽然李而亮总编辑分别两次在会上，并最后以编委会正式文件的形式，均把我的批评意见与李方承受的压力甚至“做噩梦”变成了因果关系。
8月4日下发的编委会文件指出：“前一阶段，有个别采编人员针对评论员文章进行指责与批评，并在网上引起讨论。有些批评已超出了正常业务探讨的范围，给评论部的同志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也在采编队伍中造成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接着，文件强调，这些评论员文章“符合中央精神和团中央书记处的要求”，“体现了我们报纸的性质、办报宗旨和内容定位”，“在读者和社会上的作用是正面的，反响是好的”云云。
这纯粹叫“王顾左右而言他”。
我写的那篇《本报评论员，我为你害臊》，是反对“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吗？相反，我多次和同事们谈到，面向基层、面向西部是个很好的话题，可以做得很亲切，很人性化。我还说今天的（指7月22日）评论就能看出，作者写得很努力，不错。
我在我的文章末尾，专附了几篇都市报纸社论评论的题目，只希望能有所借鉴并改善我们评论的思路和文风。
我为之害臊的是，我们的评论竟用“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像灯塔一样指明了大学生前进的方向”，这样明显涉嫌个人崇拜和文革语言的词句开头。为此，我还专门陈述了我批评的依据，只差没有抄写中央有关规定的全文了。
可惜，李而亮总编辑也好，编委会文件也好，云里雾里，就是回避我指出的问题。对此，你们连表示一下“不妥”的意思都没有，甚至将带来作者“精神压力”、造成队伍“思想混乱”的状况直接与我链接起来，就算耍障眼法，做得也太拙劣啦！
现在，我还是要问：领导人“像灯塔一样”，而芸芸众生都是在黑暗中徘徊，你们这样的写法究竟是对是错？不必客气，请理直气壮地回答。
有“精神压力”是事实，首先它伤害的是我们的评论员。他们写评论从开始署真名，到奉命作文不得已编个化名，再到后来干脆什么名都不署了，这是一个职业新闻人从以为荣到以为耻的过程。作为同事，我当然理解他们所承受的难以言说的煎熬和痛苦。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不认为“像灯塔一样”这样的文革老词儿，会出自李方或其他几位年青评论员之手。我批评的矛头所向，是始作俑者。这点，社内同仁谁也不会糊涂。
“思想混乱”也是事实，本报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外界也同样议论纷纷。那天一次朋友聚会，我被“海里”一位相当有身份的人问道：这样的提法（指“像灯塔一样”），人民日报没有，解放军报没有，江泽民同志当政十几年没有。锦涛同志出身共青团，你们又是团中央的机关报，想干什么啊？想为别人提供口实吧？真不怕给锦涛添乱！当时，我无言以对。而这之前，我根本就没看过那篇评论。
所以，对“精神压力”和“思想混乱”，我是承受不起的。李总和编委会就能承受得起吗？对此精心策划并及时予以表扬和鼓励的团中央主管书记赵勇和第一书记周强，我看也未必能承担得起！
所以，我在《为你害臊》中特别说，“我们，不要钻这个空子”，并提醒道：“生活经验早就告诉世人，凡吹捧别人，尤其是肉麻地吹捧领导人的人，一定是有私利可图”。
党风日下，世风日下，新闻界已不是一块净土了。某些人只会在纪念陈云同志时才念叨几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话，但实际工作中，他们仅唯上。这个“上”，首先是自己的直接领导，其目的只为自己的“上”。
不是吗，编辑部就有主要领导多次不加遮掩地提倡，在新闻报道中要进行“策划”和“导演”，并为此津津乐道而毫无羞色。再加上近日出台并冠以“导向明显，原则明了”的《记者编辑考评办法》，这种从办报理念到制度保障一脉相承赤裸裸的唯上是从，让我突然记起了儿时的歌谣：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挨屁嘣！
但是，大家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当公共权力被变为私人利器的时候，所有正直和诚实的人，永远不会俯首称臣。
今年四月，在上海评选去年的全国新闻摄影作品，我作为评委接到举报，说去年总书记在陕南视察，当地和胡亲切交谈的所有茶农都是由他人装扮的（这一新闻由央视头条播出）。我们查看了照片（已被省里评为一等奖），几位“茶农”拿的竹篓竟都是新的。这一情况，自然要反映上去。半个月前我已知道了结果，经中央委托新华分社调查证实后，一串人被追究、撤职。
当然，现在社会进步了，也就是撤个职。要在过去，那是“欺君之罪”，是要杀头的。
所以，还是做老实事吧，当个诚实的人吧。投机取巧，风险也挺大，因为真正有学识有水平的领导同志，从内心压根儿就看不上那类当马仔的人。
李方是个办实事的老实人，他个性鲜明，处事低调，刚来本报不久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那天，我的一组“老麦客和新麦王”被一版头条采用，值夜班的他竟当着我的面，否定了我已选定的一张照片并申明理由。要知道，我可是一名资深记者，而他正是我要来的，是我帐下的一名编辑啊。后来，杨浪把李方要到新创刊的社会周刊，他兢兢业业成绩斐然。再后来，他创办的青年话题，不仅被打造成新闻界的名牌，还成为读者至今最为喜爱的专刊之一。
我对一些版面使用照片曾横挑鼻子竖挑眼，却从未对青年话题提过一次意见，尽管整版的它从未使用过一张图片。因为在我看来，那些情系群众利益、针砭社会时弊的评论文章，足足能吸引读者了。
这次“灯塔”事件，李方并无责任，但他了解“跟理不跟人”的基本道理，更明白做人做事的是非底线。他清楚什么关头必须要捍卫报人的荣誉，更知道如何与耻辱拉开距离。即便是无力回天，宁愿“剁掉自己的手”，也不愿意成为被年纪轻轻的几个官僚挟持的殉葬品。听他说，我决不当赵勇的狗！
就职13年，任评论部主任的李方，是位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的青年报人。
现在，李方选择了辞职，带着他曾在报业赢得的荣耀和眼下极欲摆脱的“噩梦”。
如果我们无法珍视荣耀和解析噩梦，荣耀将化为烟云随风远去，噩梦将陪伴我们彻底死亡。
后注：
《本报评论员，我为你害臊》发表后的10多天，没有总编辑和任何一位编委与我交换意见。我出差离京后，得到的却是总编辑会上会下对批评的批评，以及以编委会名义为消除“思想混乱”而下发的文件，加上新近那个只唯上不唯实的《考评办法》，再加上李方的辞职，故以此作答。
另：为防止曲解，再将《本报评论员，我为你害臊》原文附后。
本报评论员，我为你害臊！
本报评论员，哪位叫“青评”？
看了7月15日你的《振翅远飞正逢时》的第一句话：“胡锦涛总书记就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所作的重要指示，像灯塔一样，为当代大学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就叫我感到恶心、害臊，心闹地根本没有再往下读一个字的欲望。
我不会写评论，但会读。“像北斗星”、“像红太阳”和“像灯塔”这类溢美之词见得多了，我等也曾把自己比作“在黑暗里摸索的困兽”、“需阳光哺育的弱苗”、“不知所以然的孤舟”，可那是30年前的事了。当北斗隐退，太阳西落，灯塔熄灭之后，人们才开始真正认识了这个国家和我们自己，谁能否认这段社会进步的史实呢？
如果说我对那样的溢美之词“敏感”，还不如换个“警惕”的词儿更准确。
我知道，中央为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曾多次做过正式决定：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并有一系列的规定出台。
我知道，邓小平在世时，公众场所20年间从没有挂过他的画像，他的画像发行的时候，正是他辞世的当天。
我知道，国庆50年庆典时，三个游行方队分别抬出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巨幅画像，而此时，毛早已住进了纪念堂，邓也作古两年多，只有江堂堂然地站在天安门古楼上。项庄舞剑，借助钟馗，怎能不让人们指手划脚？
我还知道，新一代领导人执政后，为加强集体领导，防止突出人个，对新闻媒体宣传上也有许多条文限制，尽管还没细化到禁用“像灯塔一样”这类的词句。
但我们，不要钻这个空子。
生活经验早就告诉世人，凡吹捧别人，尤其是肉麻地吹捧领导人的人，一定是有私利可图。
当然，这样的评论员文章，也得到团中央主管书记赵勇的专门表扬。我看我们还是清醒一点吧，要么他根本没看出来，要么他还停留在“两杆子”论的水平上。
中青报人写文章，要有起码的职业底线。评论员文章更是表达报社立场、观点的，如果今天能容许“像灯塔”，明天就可能造出更令人呕吐的“酸曲儿”来。
对此，本报的人虽然议论纷纷，却没有公开的不同声音，这种变化太可怕啦！而海外，却有了专门的评论和猜测。
这样马屁拍的，不是成心给领导同志添乱么！
如不改，我有向胡锦涛同志和中央直接反映意见的权利。
贺延光05.07.21
李而亮总编辑并本届编委会：
本周一办公会上你布置了全报社以中心为单位，就新的考核条例征集意见，限在一周内完成，8月20日就要依此执行。尽管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位部门主任看过，在此前下发的编委会纪要上，已经对这部方案做了充分肯定，自说自话写上了“导向明显，原则明了，条例清晰，涵盖面广，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等溢美之词，这表明你及编委会根本就不准备对这部关系到中国青年报的办报方向、关系到本报新闻评价的根本标准、关系到全报社员工利益的条例做充分的讨论并做实质性的修订。所谓征求意见，无非就是让大家在自己能挣多少“分儿”上再讨讨价罢了。
据了解，对这部办法的宗旨和所有细节，绝大多数编委也是临开会前才第一次看到。如此事关重大、细节繁复的条例，竟在区区两三个小时的一次会上就通过了，堪称一个管理奇迹。我也了解到，这部条例几乎就是你一个人的杰作，与文新副社长经大量调查研究后起草的文本有“很大不同”。可以肯定，你对“文新方案”做了重大的与实质性的改变。同样令人惊异的是，对这样一部重要条例的高层讨论，报社对管理负全责的党组书记和社长王宏猷竟不在场、竟无需他参加。
8月8日周一下午，这部条例在内部网上发布，报社编采人员首次一睹其芳容，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因忙于编稿，我无暇细看。及至周三出版完成，部门开会讨论，我才开始仔细研究这部条例。细读之后，其震惊和愤慨的心情难以言表……
这部条例的核心，一是将评价报纸办得如何的标准，不是按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和党的根本宗旨来制定，不是按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精神来制定，不是按广大读者是否满意欢迎来制定，而是将评价标准强制性地依附于少数上级机关和官员的喜恶之下；二是以一套利益给予和利益制裁的方式，将有优良报业文化传统的中国青年报的价值体系彻底瓦解掉，将历来对推动社会良性发展、对维护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对推动改革有极大热情、对贪官污吏和种种社会腐败深恶痛绝、对努力传播深刻思考、意识明确地担当历史责任的中国青年报人，庸俗化为一群一周复一周算计、争吵自己能拿多少“分儿”的打工仔。因获加分的名额极为有限，实际权力又不掌握在保证“程序公正”的第三方手里，不掌握在读者手里，而是由各级顶头上司最终决定，这不可避免地将造成对顶头上司俯首帖耳、中心内各部门明争暗斗的恶性局面。
毫无疑问，将中国青年报人奴化、庸俗化的进程，正在你的领导下（以编委会的名义）按部就班、有计划地进行着，现在，终于大言不惭地写入考核文本了——这是试图整体颠覆中国青年报精神和价值观的一个罕见的制度性文本。
让我们看看这几条吧！
加分：
（三）每月读者调查中，阅读率最高的前3篇文章作者，每篇加50分，从第4到第10的，每篇加30分。
（四）每月读者调查中，阅读率最高的前三个版面，每版加50分；从第4到第10个版面，从加30分起，依次每版递减3分。
（五）获团中央书记处领导批示表扬的，加80分。
（六）被中宣部领导批示表扬的，加120分；受中宣部《新闻阅评》专题表扬的，加100分；阅评综述中点名表扬的，加50分。
（七）受国家部委或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表扬的，加100分；受部委或省委来信表扬的，加80分。
（八）受中央领导（政治局委员以上）批示表扬的，加300分。
从第5条开始，如果受表扬为稿件，则相应版面责任编辑给予奖励的30%加分。
减分：（六）从“加分”的第5条到第8条，受到点名批评的，按以上标准进行反向扣分。
看到这些规定，简直使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篇报道或一个版面，受到读者最高评价只能加50分；而只要受到某个官员表扬，最低也要加80分，最高可以加300分！这还觉得不足以让编辑记者印象深刻，在“减分”条目里，再特别规定，如果受到这些不同级别的官员批评，要“反向扣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你为一篇报道无论付出了多大努力，进行了多么艰苦的调查，写作如何精致，甚至可能还经受了生命危险（记者为披露真相被打的还少吗），也无论这篇报道获得了广大读者多么高的赞许，只要惹得某个官员不高兴，“批评”了几句，那么你所有的劳作不仅等于零，你为本报增添的声誉也等于零，读者评价更是连个屁都不算——你还要为此倒找钱，可能赔进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
在这样蛮横无理的制度安排下，编辑记者只要不是精神失常，还有谁会去搞舆论监督报道呢？无独有偶，主流新闻媒体最基本的、代表社会良知和公正，为广大弱势群体伸张正义、社会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功能——舆论监督，在这部条例里连一个字都没有，这岂是“疏忽”二字能够解释，刻意为之罢了！
除了日常小额奖励，还有一项总编辑“特别奖励办法”。这可算是“巨额”奖励了——最高可以给2万元。有什么资格可以获得这种巨奖呢？办法如下：
第一条，“A版数在前三名的”，呵呵，A版本来就是总编辑说了算；“总分在前8名的记者”，这是在鼓励什么？越是独家发现和发掘、调查深入和写作精良的稿件，生产量就越低，对本报声誉的价值就越高，对争取订户的贡献就越大，本报缺过眼烟云般的垃圾稿件么？
第二条，不出意外，又是受到各级官员“表扬”的；受表扬次数越多，赏金越高。
第三条，“在编委会统一组织的重大采访活动中出色完成任务的”，谁都清楚，这是指典型宣传、两会报道等规定动作；靠这个“提升了品牌和影响力”的媒体是哪一家？何况这类稿件先天就享有不受竞争的地位，通常被指定刊发日期和重要刊发位置。至于有没有读者看就没人理会了。（如果这是指案情复杂，需要多人配合和相关负责人现场指挥的重大舆论监督报道，如“曹县一中”高考舞弊案，那么我举双手赞成。）
第四条，“采访中遇较大风险，努力克服困难胜利完成任务的”，谢天谢地，如果不是特指出了车祸什么的，这类报道似乎沾点舆论监督的边儿了。可是这与前面的规定之间发生了悖论：批评稿件通常会受到被监督的部门领导恼怒，甚至受到直接上级机关的批评（其概率决不会小于50%，往往还有40%出笼前就会被“公关”或“毙”掉），遇到这种情况，是该重奖还是该“反向扣分”呢？不用说也知道，多半是后者，不奖不罚就是大运气了！如果一篇稿件受到了读者的最高评价和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同时却受到某个上级官员的批评，依照这个条例，又该怎样处理呢？如蒙开恩，最好的结果是两相折抵，相关记者和编辑注定还是要倒扣……
在这封意见书里，我无意一条一条从技术上来讨论（尽管这其中的不可理喻不可行不恰当之处比比皆是，譬如一条六七百字的“本报讯”竟可以与一篇四五千字的调查性报道毫无区分；很多编辑记者即便所有版面、稿件均为A等，也“先天”不可能完成任务），列出上面的条目，是因为这些条目是这部考核条例的核心和基本价值取向。这些条目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中国青年报向何处去？中国青年报是生存还是死亡？
你到本报任职以来，无论大会小会，“我们是党报和团中央机关报”这句提示不绝于耳，大家耳朵里快生出茧子了。在一次部门主任会上，你甚至说出“你们要明白自己是干什么的”这样颇具威胁味道的话。也许在你看来，中国青年报的新老业务骨干，从来都没有搞清过自己是干什么的，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党报和团中央机关报，现在，你要给我们耳提面命上上课了，光上课还不行，还要亲手设计出一套严密的“制度”——呵呵，不是我要惩罚你，是“按制度办事”。
在你刚到本报任职，作就职讲话时，听起来颇为诚恳地说，中国青年报是一张有优秀历史传统、社会声望很高、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报纸，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高水平的编辑记者队伍，你希望能被接纳，“能尽快融入这个集体”。这话很让人感动，也让包括我们这些老编采在内的报社上下，一度对你抱有期望，期望你能尽快感受了解这家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报纸，尽快和大家在如何办好这张报纸上同心协力，共同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共同保持和提升本报的品牌。如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你不是在力争“融入”，而是在努力彻底改造这张报纸，——在这部你亲手起草的考核条例里，中国青年报的前景已经昭然若揭：那就是悲惨地沦为第二份《光明日报》，社会影响力荡然无存，发行量跌落到不堪的地步，半死不活——那曾是率先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报纸，在上世纪80年代，曾是一张多么令人瞩目的报纸！
我们还没有天真到认为这是你个人意志的产物。不言而喻，你是执行者，然而执行起来毫无心理障碍，屡有创造，积极主动，步步为营。其目标，就是要尽快将中国青年报改造成为团中央书记处个别领导心目中的“机关报”，这种“机关报”只有一个特征：必须无条件地为“我”升官创造条件，一切可能有害于“我”晋升的报道都要尽量消灭之！
我1979年进入本报，迄今26年了，历经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亲身感受了从胡启立同志开始，王兆国、胡锦涛、宋德福、李克强等历任团中央书记的领导风范，他们都经常来报社，或做讲话，或在编辑部串门聊天。启立同志在担任政治局常委时，还到报社来听取意见，与我们面对面就新闻宣传工作做长时间的坦率交流。陈昊苏同志分管本报时，为了解报纸生产的全过程，大冬天里裹着棉大衣和编辑们一起上夜班，直至凌晨报纸印刷出厂。兆国同志到团中央任第一书记伊始（此前我刚刚在二汽与他做过长谈和采访），就专门到报社来看望参加全国记者会的记者，挤在人头涌涌的会议室里和大家谈笑风生。锦涛同志每逢除夕，必到报社来看望大家，和部门主任们座谈，听取意见；座谈结束后还坚持要去食堂看望炊事员。
80年代初一次两会，已经晚上五六点钟，我奉报社之命，紧急采访两会中的青联系统政协委员，要求晚10点钟必须交稿，恰好锦涛同志（时任团中央常务书记）就住在我隔壁，我敲门而入，说明来意，锦涛同志建议我采访基层来的同志，我说报社点名要采访你，“你今天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锦涛同志听我这样说，便立即接受了采访，他非常理解报纸工作的特性——那时，我只是一个初入此行不久的普通记者，这样直统统地提出采访要求他也毫不为忤。
团中央第一次预备颁发五四奖章时，确定为新疆油田的秦文贵。事前要让他的事迹广为人知。本报作为团中央机关报，率先做好这个先进人物的报道责无旁贷。按照上下级关系，团中央书记处只要给本报发出一道指令就行了。可克强同志担任第一书记的团中央是如何做的呢？有一天，报社意外接到通知，让常务副总编辑和我到团中央书记处开会，怎么会让一个普通编辑去参加书记处的会议呢？原来，书记处认为《冰点》的人物报道是最出色的，怎样搞好秦的报道，需要当面和我这个编辑商量。那天常务书记刘鹏同志主持会议，他说：“大同，你是专家，怎样宣传好这个典型，主要听你的意见……”这是一种什么领导风范？本来，《冰点》因处在8版，从不承担典型宣传的任务，但刘鹏同志虚心求教，我“只能”详尽、坦率地讲了我的意见，直言相告：造成张海迪式轰动影响的时代条件已经消失，读者需要看到可亲可触可感却不需要“仰视”的先进人物，只要你的报道“高大全”，就立即会引起读者的反感。最后，刘鹏同志委婉地问我，能否派《冰点》记者支持这次宣传。尽管我认为这不是我份内的报道，但还是派出了最好的冰点记者。这篇“冰点”人物破例在一版头条发表。这以后，秦文贵的报道开始铺天盖地。若干年后，本报有记者问秦文贵，关于你的报道最满意的是哪篇？他回答说，“冰点记者写的那篇。”——这不是命令的结果，面对这样的领导作风，我们心甘情愿。
有一次克强到报社来找总编辑有事。路过我的办公室，就走进来说：“大同，你的冰点可是变热点啦！”我和他开玩笑：“你日理万机，还有时间看冰点？”“我每期必读，有时就干脆直接在报纸上作批示。”他说。本届团中央书记处领导，可曾有一人、一次这样来与本报编辑当面交流过？
一度分管报社的团中央书记姜大明同志，有一次秘书看他独自在办公室泪流满面，悄悄过去一看，他正在看冰点的一篇报道，为报道里孩子们的命运在哭。当我听到这个转述时，深为感动。这表明那时团中央的书记们，尽管身为报社的直接上级，却像普通读者一样在阅读本报，和普通读者一样为报道感动。这是人性而不是“官性”的表现。
像这样的团中央书记们的故事，本报老编老记谁不能讲出几个？总编辑们知道得更多。吉炳轩同志曾分管本报，即便在他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后，本报老总有事找他请教，莫不是马上让秘书安排时间，从无推拒。胡春华同志分管报社时，有一篇影响巨大的冰点报道遭致某省委强烈反弹，省委第一书记亲自签发了向党中央三个主要部门状告本报的报告。本报似乎面临灭顶之灾，但是，在看了本报记者送去的翔实的调查材料后，春华同志表态：“看来是要干到底了！”——这就是他的家乡！几个回合下来，无论在党内还是被告上法庭，本报都没有输。如果春华同志有一丝为自己“官运”的考虑，如果他不信任、不尊重本报记者的职业水准，会有这个态度吗？
这就是本报复刊后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和分管书记对机关报的做法和态度。我在本报这么多年，没有任何一位编辑记者有过我们不是党报、不是团中央机关报的想法和言论，相反，历届团中央书记处，自觉秉承耀邦同志的民主作风，从不粗暴命令，高度尊重媒体自身的运行规律，体谅办报的难处，精心指导和爱护这张报纸并尽量多承担责任。有谁会否认，那时中国青年报的崇高声誉，也同时属于团中央呢？
中国青年报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发展到今天的，正是在耀邦同志民主风范的熏陶下，在历届团中央书记处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本报从总编辑到普通编采的共同努力，中国青年报才成为“社会声望很高、有很大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报纸，成为党报、机关报里最受读者喜爱和欢迎的报纸。正是基于这种荣誉感，本报很多编辑记者，情愿为这张报纸效力一生；众多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生，以有幸能进这家报纸供职而骄傲。我们明白，党报、机关报是在战争年代的特殊条件下诞生的，建国后，虽然延续了这一体制，但办报的财政拨款、人员工资以及绝大部分为公费订阅的现实，都无一例外来自纳税人的奉献，因此，党报、机关报有绝对的理由必须对读者、对人民有足够的回报，让他们满意。让读者、让人民满意，就是党报机关报工作者的党性规定，否则我们就是在尸位素餐。
赵勇分管本报后，他本应该充分了解和继承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对本报的领导原则和领导作风。可他第一次在本报部主任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竟拿出1951年创办本报的一份文件，告诉我们这些老报人中国青年报是党报，是团中央机关报，声色俱厉地宣称，谁不想干就走人，我马上就批……没有任何一届、任何一个团中央书记来报社，以这样的威胁口气，讲过如此荒诞无稽的话！
难道中国青年报在本届团中央书记处之前，李而亮任总编辑之前，就不是党报、不是团中央机关报吗？否定这一点，就是否定了周强、赵勇之前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对中国青年报的正确领导；就是否定了这之前历任社长、总编辑创下的得到业内同行尊敬的业绩；就是否定了中国青年报作为党报、机关报的办报传统，更否定了几代中国青年报人建立并维护这个办报传统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赵勇真的认为这么多总编辑、部门主任连这个常识都没有吗？连这一点职业规定性都不知道吗？连这一点职业自觉性都不具备吗？当然不是！
一言以蔽之：和历届团中央书记处的看法截然相反，他认为目前的中国青年报不是他心目中的党报和机关报。他心目中的机关报就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老子吆喝一声，儿子应当瑟瑟发抖；老子让你往北，儿子就不敢往南。怎么这张报纸老是不能按照他的个人意志来办呢？甚至时不时还惹得官场左右的同僚不高兴，对自己的上升仕途造成威胁。
十分严峻的事实是，中国青年报已经面临重大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发行量逐年下降，广告收入不足挂齿，去年报纸经营已经严重亏损。而与此同时，一批都市报开始呈现主流报纸的应有风范，自觉承担主流报纸应有的传播责任，新闻与评论制作日渐改善；经营上，广告额数以亿计的已不胜枚举……中国传统的主流大报，正面临着在影响和经营上的前所未有的颓势。这是读者的选择，也是市场的选择。如何应对这种激烈竞争的局面，挽回传统党报和机关报的颓势，没有任何别的选择，惟一的道路是取信于民，像马克思关于“人民新闻”所说的那样：“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与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到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马克思强调：“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
然而赵勇作为团中央分管书记在怎样“领导”自己的机关报呢？他屡次强令本报砍掉“青年话题”版，砍掉《冰点周刊》，一时难以做到至少要砍掉一半的版面；他要求取消最受读者欢迎的学者专栏，尽量削弱这两个品牌版面的影响——他清楚地知道，在历年本报读者调查中，这是中国青年报两个阅读率最高、读者最喜爱的版面（每月调查数据均超过70%，很多月份甚至超过80%，冰点最高曾达到过92%），也是新闻界给本报评价最高的两个品牌。《冰点》不仅是中宣部评定的“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栏目”，也是全国记协评出的“中国新闻名栏目”（全国记协评选前在7个省市的各界读者中做了大规模调查，结果《冰点》得票为全国报纸类第一名）。即便在一次县、地级专职团委书记的调查中，《冰点》和“青年话题”也位居阅读率的第一、二名。你本人也对我说过：“我还不知道读者喜欢看什么吗？我太太就要我把周三的报纸带回家，就是要看《冰点》嘛！”——这话你对赵勇也讲过吗？
为什么受到广大读者喜爱、欢迎就不符合党报、机关报的办报原则和方向呢？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吗？这是党的新闻宣传原则所规定的吗？这符合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的执政理念吗？
毫无疑问，现在终于出笼的新的考核办法，暴露出本届团中央分管书记和你本人衡量党报、机关报的真正标准——这就是看少数领导机关的官员是否满意，满意夸奖就赏；如果一不小心触动了他们的神经和利益，招来批评，就罚你个底儿掉，叫你下次还敢这样做！——无可置疑，这是对以往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对本报的领导原则和评价标准之全面否定。
对党报、机关报办报方针的理解，你也自有心得。不久前参加过一个总编辑“舆论战”学习班回来，你在办公会上大谈自己如何“大彻大悟”。彻悟了些什么呢？你说悟到了“宣传”是可以按“需要”来的。在会上，你点着本报采写任长霞的记者说，都知道任长霞和丈夫关系十分紧张，可你写典型时就要写关系很好嘛，这是需要；你又举孔繁森的例子，说你很熟悉他，虽然他是个很不错的人，但也有缺点。“他也有血有肉，是个感情很丰富的人，但我们宣传他，就不能写他的这方面，就不能写他的毛病，而要写他如何如何好……”你笑，众人也笑，似乎明白了“感情丰富”在暗指什么。至于“舆论”，你“悟到”可以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可以造谣、造假，你说“美国打伊拉克就是这样嘛！”
先不说美国是不是这样，美国媒体是不是这样，即使是，那也绝不是我们效仿的榜样。造谣、造假、按“需要”可以随意杜撰编排事实，这些都是早已被中国新闻业彻底摒弃、严加警惕的行为，也是中宣部近来三令五申要求新闻界杜绝的行为。你是从人民日报过来的，难道人民日报的同行们，没有对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宣传”、“舆论”对国家、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做过痛切反思吗？这不是包括本报在内的所有党报、机关报必须永远、彻底禁止的行为吗？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在你大谈这些“大彻大悟”时，当场就有人发出讥讽之声吗？
在刚刚结束的本报全国记者会上，听说你向记者们传授了“策划新闻”的心法。若干年前，河南郑州建成了一座大型立交桥，当地官员很想上人民日报露脸。“全国有成百上千的立交桥，为什么郑州这座就可以上人民日报头版呢？”本来这是不可能的事。那时你是人民日报驻河南的记者，于是“策划”了一起50对50年婚龄的夫妇齐上立交桥参观的活动，果然，这条“新闻”上了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就是你自己写的吧？）。你很得意自己的创造，说此举受到了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同志的表扬。也许，你认为这就是党报机关报的行为方式。对如此心经，我无话可说，只能告诉你，我在本报从业26年，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如果事前知道一个记者在主动“创造新闻”，按本报的规则，不仅这条“新闻”必毙无疑，这个记者的职业声誉，亦将万劫不复。
在你就任本报总编辑的讲话中，你介绍了自己过去当总编辑时如何办好报纸的经验，你说那就是要“善于写检查”，这说明你完全清楚受读者欢迎的好报道，有时甚至经常会受到上级批评，善于写检查就是要善于应对这些批评。这话说得很内行，准确反映出中国新闻从业者，尤其是党报、机关报从业者面对同一个报道，读者评价与官方评价有时截然相反的两难困境。全体部门主任对你的讲话和表态报以热烈鼓掌。
仅仅时过8个多月，你来了一个180度的急转弯，在这次全国记者会上宣称：今后再也不许发生上级批评，记者暗地里高兴，我来写检查的事情！好稿的标准就是受到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表扬。——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表达，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你呢？你是否知道，记者会还没有结束，就有相当多的的记者，找到经常刊发批评稿件的版面主编，表示歉意，说今后再也不会给你们写批评稿件了？你是否知道，报社许多如我一样的编辑，在听到这个结果时，感到的无边绝望？你是否知道，许多地方记者对我们说，这是本报历史上开得“最沉闷”、“最失望”的一次全国记者会？还有记者告诉我，他们在赴会前就接到“告诫”：在会上“不要说话”。是谁指使、何人因何种原因让记者“闭嘴”？——所有这一切，难道是正常的吗！
不久前，报社发生了一个“事件”，之所以称为是事件，是因为为此形成了编委会文件。矛头针对图片总监贺延光对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用语的批评。本报文化传统的特征之一，就是内部经常发生自由批评和反批评，编采人员可以从中看到各种不同意见的交锋，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这还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功能，自由辩论的风气本身才是最重要的。这种风气使人襟怀坦白，大气，远离阴暗下作，是一张全国性大报必不可少的珍贵的精神资源。我就曾把本报一流辩手、副总编辑陈小川当作辩论对手，在他批评冰点一篇报道的“大字报”旁，也贴出反驳他的“大字报”。这在本报内部，再正常不过了，就像如今在网上发帖一样百无禁忌，丝毫不会影响彼此的关系。然而，这次寻常小事却构成了“事件”，编委会在本报历史上首次对这种内部自由批评发出“官方文件”，文件以扭曲、无视的方式全面否定贺延光的意见——这就开了一个影响极坏的先例。发出这份文件的意图很清楚，你还想自由发表批评吗？掂量一下再说吧。
贺延光在批评帖子里实际只指出了两条：“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像灯塔一样指明了大学生前进的方向”云云，有充分根据认为，这涉嫌个人崇拜，涉嫌使用“文革”用语。贺延光在帖子里并未对整个评论发表批评，相反，他跟我、跟评论部同事都说过，这类评论可以写，可以写得很好，但绝对不能使用这类文革时大搞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专用语词。这个批评无疑是正确的，有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明确依据。毫无疑问，报社大概除了编委会成员，都会同意贺延光的批评，就连评论员们也无不同意见，评论部主任李方说，“如果我们写出这样的词句，就剁了我的手！”——这真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儿：被批评者欣然接受批评甚至因此而高兴，批评者却受到领导层以文件形式发出的批评，文件里矢口不提批评意见本身是否正确，反而越俎代庖，批评批评者用语不当。而此时，当事人双方正毫无芥蒂地在用电话、留言等方式继续坦诚交流呢！
说到防止个人崇拜，就讲一个故事。“小平你好”这幅经典新闻图片，就是贺延光抓拍下来的。那天晚上送到总编室夜班，总编室负责人老报人魏方艾的第一反应竟是“不能发”，理由是“这不是搞个人崇拜吗！”后经反复阐明这是一张大学生自发行为的纯粹的新闻图片，值班总编辑才小心翼翼地同意放在第四版，只给了两栏大小。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本报对个人崇拜警惕到了多么严格的程度。然而谁都不会否认，这就是中国青年报的文化。无独有偶，团的十五大时本报出特刊，要在一版登江泽民、胡锦涛新老两任总书记和团员青年在一起的大幅照片，本报的职业编辑连这还处理不好吗？可赵勇不放心。事后夜班告诉我，他竟亲自来报社量两张照片的大小，反复揣摩安放位置——堂堂团中央常务书记，此时竟自愿充当版面编辑。为何如此躬亲非本职工作？不过是因为明天特刊要上送给新老两位总书记。此前历届团中央书记，倒是没有一个干过这种事儿。
两相比较，以你为首的编委会不应该反思一下是否应当发出这个批评批评者的文件吗？编委会是怎样“达成共识”的呢？这是本报一个什么性质的历史记录呢？我们的感受是——这在中国青年报文化史册上涂抹下了令本报全体报人蒙羞的一页！
这个本来不应成为事件的事件在延续，评论部主任李方毅然决定离开本报了，离开他亲手创立、精心培育的“青年话题”，离开本报最具“公民意见”影响力的版块，而这本来就是他的“亲生儿子”！一段时间以来，他流泪、整夜做噩梦，在看到编委会文件后，终于下了决心。几天前他专门到我办公室来，告诉我“会有个交代和了断”，我还在猜测什么事儿要“了断”呢——原来如此！
此前，评论部的同事们开会，要求主任李方找总编辑澄清本报评论员起码的良知和羞耻心的底线。他在痛苦中找你，你是如何回答的呢？你没有耐心听取一个部门主任的沉痛陈述，你没有平等地讨论怎样改善中国青年报的评论，防止“灯塔”之类让业界和读者笑话的陈腐用语和思维定式再出现，而是说：“中国青年报的价值就是你们的价值！”潜台词是“我的价值就是中国青年报的价值”！而且，你的口气没有讨论的余地。如果再不服，后果如何？现在我们知道了，一个中国青年报的部门主任，会给自己的良知一个什么样的归宿——他对社长王宏猷说：“我不能做赵勇的狗！”
这句话注定要被记入报史——他是第一个以如此坦荡荡的理由拂袖而去的本报部门主任，表现出他是一条真汉子。然而谁也不能否认，他是被逼走的，本报领导不给他一点保持自己道德情操的余地。我们竟然无法留住这样一个富有才华、性情温和并愿意作出必要妥协的业务骨干，既是一个莫大耻辱，也是一个莫大嘲讽。我们不能不充满危机感地想到：还有多少有羞耻感和良知底线的本报同仁会被迫步李方的后尘？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本报风气一段时间以来已很不正常，渐渐没有人敢说话了，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各种不负责任的流言蜚语不胫而走，而庸俗、犬儒之气开始弥漫，编委会纪要总是“一致认为”，公共留言上总是表扬与自我表扬，连各省部有关部门在本报完成规定宣传任务后发来的千篇一律的官样“感谢信”也要一一登出来，好像这辈子没见过这玩意儿。现在好了，这种表扬随着条例的实施，无疑会像雪片一样飞来，有钱拿呀！这是一种什么导向？
你第一次以本报总编辑的身份担任中国新闻奖的评委，回来以后在办公会上详细介绍了你是怎样纵横捭阖为本报拿到若干奖项的，为此甚至将别人送给你的好烟都拿去送给另一组的组长了，你自嘲为是“行贿”。你很奇怪怎么这项中国新闻“最高奖”在本报没人当回事儿，两次会上都要求大家从此“高度重视起来”，“评职称都要靠这个，是硬件……”
按常理，本报当然应该重视这种最高层次的“同行评议”，从中发现差距并获得应有荣誉。然而这个奖项设立没多少年后，你就无法再尊重它，不仅因为它以“官本位”预置（行政级别越高的新闻单位，额定奖就越多），还因为评选不久就蜕变为一个“大平衡”，东道主报社要保证获奖，其他媒体荣誉均沾最好，大家面子都好看。老徐曾是这个奖的资深评委，我从来没有听他在会上介绍过评选的详细经过，私下也没有，回来就是通报一个结果而已。因为不值得说，懒得说。如果不是你这次回来绘声绘色、充满细节的介绍，我还真不知道这项评奖已经堕落到了如此龌龊的地步，简直就成了赤裸裸的暗中交易，外加些场面上的小谋小计。这样“评”出来的奖，怎么会受到尊重呢？怎么可能评出真正的新闻精品呢？问题还在于，你什么时候这样重视过读者对本报报道的评价呢？你为什么不认为读者的评价同样可以作为评职称的硬件、而且更硬呢？有哪一家报纸因为获官方奖项最多而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并愿意为它自掏腰包呢？
在你担任总编辑后，办公会上开始呈现出一道新的风景，那就是你总是嗓音洪亮、字正腔圆地亲自诵读《新闻阅评》，往往全文。这次，又公然把阅评员是否表扬或批评，列入编采人员的奖惩条例。究竟有哪个中央文件或中宣部文件授予过阅评小组这样的权威地位呢？没有吧！这些人也是中宣部的普通工作人员，阅评中写入的，不过是他们的个人意见。这些人究竟何德何能，具有何种特殊经历和学识水平，其政治把关水准均远远高过各大中央新闻机构的久经锻炼的总编辑们，有权对他们负责的工作指手划脚，做出不容申辩的终审评定呢？
本来，阅评小组某成员的意见，作为党内正常民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本着与人为善的诚恳态度，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讲道理，批评得对，也应当接受并引以为戒。但是，如果这种批评完全没有根据，思想僵化，断章取义，强词夺理，扣帽子、打棍子（惜乎许多阅评均属此类），则被批评一方完全可以按照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按照党章所规定的正当权利和途径，对之提出反批评。这才是党内生活正常的体现。可如今，阅评小组成员的个人意见，几乎变成悬在各媒体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谁知道哪一天会因为某个领导同志的批示而掉下来（中宣部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哪有时间和精力去与原文作比较呢）！现实是，尽管被批评的报纸老总往往并不认同这些“阅评”，却鲜有按照党内规则提出抗诉的，因为这会被认为是“抗上”，于是所有党内民主生活的规定都成了空中楼阁。
鉴于这种《阅评》发文相当频密，几乎每周都能收到两三份，于是俨然成了“指导”各新闻单位工作的尚方宝剑。不正常的情况终于出现了，新闻单位开始和阅评小组套近乎、拉关系，宴请他们，也许还要准备价值不菲的礼品，往往社长总编辑亲自作陪，希望他们能高抬贵手，少给些批评，多写点表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个新的腐败品种。
你来本报不久，就宴请了阅评组成员，如果这纯粹是为报社的“安全”着想，还是可以理解的（这花的是报社全体员工的血汗钱哪），然而现在我们看到，你竟把这些人的个人意见，堂而皇之地列入了本报编辑记者的奖惩条例，将本报编辑记者职业业绩的生杀予夺之权拱手献出。凭什么？谁有权给他们这种权力？你有吗？编委会有吗？经过党组讨论吗？我看是没有。因为这太荒唐了，没有任何一点党规国法的依据，这严重侵犯了编辑记者的合法权益。
除了批评，阅评小组手里另有一个砝码，就是也可以随时表扬他们愿意表扬的报纸，在目前这样不正常的党内生活中，对一家报纸的负责人，这倒成为了一种有利于晋升的“资源”。在个人政治功利的驱使下，总有人会对这种“表扬”趋之若鹜，甚至用利益来交换。已经听到多人传说，中宣部新闻局某领导是你的大学同班同学，关于本报的一些表扬阅评，就是由本报自己人撰写，交由阅评小组再发下来的——我不敢、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宁愿只是“传说”……更可怕的是，如果今后各省部发来的“表扬信”也都是由当事人自己撰写，对方盖个公章再传回来，按本报制度拿奖励，那将会出现何等乌烟瘴气的“交易”局面——这种事儿断然不会发生吗？不幸我也听到了这样的传言。我无权调查这些传说的真伪，但编委会则有义务搞清楚，有则应当严肃处分；没有也应当加以澄清，这些传闻正像毒气一样弥漫在本报内部，使人良莠不分，使人堕落……
关于这份新的考核办法，还有很多话要说，譬如技术、细节上的种种不当之处，但这些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核心是价值导向问题，是评判标准问题，是将中国青年报奴婢化、侏儒化、庸俗化的问题。我以一个已将26年的最好年华贡献给中国青年报的老编辑的身份，代表本部门全体同事和其他部门很多和我意见一致的同事，郑重敦请党组和编委会重新设定《考核办法》的基础和内核。如果一意孤行，定要这样做的话，中国青年报的衰败两三年内就会见分晓。谁愿意看到这种结果？谁能够承担这种结果？谁愿意因此被记录为报史上的罪人？！
面对这样一份《考核办法》，我们不能再沉默，要公开地发表我们的意见。每一个认同中国青年报价值观的本报同仁，也没有理由再沉默。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沉默就是沉沦；沉默就是将让光荣的中国青年报死在我们这一代面前……
李大同
2005．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