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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什么东西都愿意试试,又有无限量的承受犯错能力,找到很多好办法也就不奇怪了。
再加上规模优势,取得大成就就自然而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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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给我无限的试验机会,试验失败死掉的却是其他人,那我的创新能力和承受能力至少能够提高一个档次。

我们通常认为,创新必然是好事,但实际上它是中性的。
创新也必然伴随着未知的风险,当带来的收益高于投入的成本损失,创新才是利大于弊的好事;
反之,如果创新的后果不可控,会导致大面积的破坏、死亡甚至灭绝,那么创新就是糟糕的。

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基因变异。
完全不发生任何变异,物种很容易被变化的环境及其他与时俱进的物种淘汰掉。
要是基因在每一次复制过程中都发生剧烈变化,则后代能成功存活的几率也微乎其微。
变异率保持在某个合理的范围内,变异才有利于物种的生存繁衍。

人类发展到现代,已经建立了多种机制在鼓励创新的同时也控制风险成本。
例如,一方面允许通过风险投资来鼓励启动创新,失败的损失大部分由投资人承担;
另一方面,即使创新者自己投资,也不至于承担失败后的所有后果。
现实中对应的例子是破产制度、公共预算制度、社会救济制度等等,既降低迈出创新第一步的门槛,也保证有机会反思、改进,东山再起,最不济也不至于因为创新失败而活活饿死。
甚至公共基础教育也可以看作鼓励创新的社会机制的一部分。

这种保护创新的机制同样有其成本,成本的付出得基于社会成员的共识和同意,假如创新成为了看不到希望的无底洞,或者会影响其他项目的绊脚石,那么创新成本的承担者有权撤回投入,及时止损,也就是说,谁付出成本,谁有权利判断创新的价值和为之付出的代价。
否则,创新者当然没有试错的担心,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更有甚者,“创新”者还可以用强制的手段将成本转嫁给别人,比如任何等级社会中,高等级者都能利用特权转嫁试错成本给低等级者,其阻力越低,高等级者的“创新”能力就越高——古代大部分精美绝伦的艺术作品和发明创造都是为了满足有钱有闲的高等阶级而生产的。
如果这种创新值得提倡,结论就会是:最没有人权的奴隶制社会,奴隶主的创新能力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