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88年，据说有一个名叫玛尔塔·布罗西耶的农村姑娘被魔鬼附体了。这个年轻的姑娘从表面上看的确像受到了撒旦的直接影响。她到处漫游，请求人们把魔鬼从她身上赶走，无论她走到哪里，她的诅咒和亵渎的言行都会令人惊恐不安。……最后，就连一向快乐和有怀疑精神的国王亨利四世也感到不安了，于是，有人要求在位的教皇采取措施击退恶魔。
幸运的是，当时坐在昂热（Angers）主教位子上的高级教士是米龙（Miron）——他显然吸收了蒙田怀疑论的一些思想；当他接手处理这件事时，他进行了一些历史悠久、备受尊重的宗教测验，以调查事情的原委。他先把两只碗摆到这个女孩的面前，一只盛着圣水，另一只盛着普通的泉水，以便让她得出关于每只碗中所盛之物的错误推论，结果是，在用圣水做测验时，魔鬼们完全没有动静，而在用普通水做测验时，它们却使马尔塔抽搐了起来。
这位精明的主教随后做的试验也是为了相同的目的。他大声命令他的助手把祓魔手册拿给他，而按照事先的安排，助手拿来的却是一本维吉尔的著作。当他刚开始念《埃涅阿斯纪》（Aeneid）的第一行时，马尔塔就在魔鬼的驱使下抽搐起来了。另有一次，助手拿来的是一本拉丁语词典，而她也有理由相信那是一本祓魔手册，因而出现了相似的结果。
尽管主教因此宣布，整个事件是精神错乱和欺骗的混合物，嘉布遣会修士却宣称这种观点是对神的不敬。他们坚持认为，这些测验实际上证明了撒旦的存在——说明了他在掩盖他之存在的证据方面是很狡诈的。人们大都站在他们的传教士一边，这样马尔塔被带到了巴黎，在这里试用了各种祓魔手段，巴黎的老百姓也开始热衷于她了，就像20年以前他们对屠杀胡格诺派教徒的人、在200年后对罗伯斯庇尔以及不久之前对布朗热将军那样。
但是，米龙主教并非是唯一的一个怀疑论者。巴黎的枢机大主教德·贡迪责成这个城市最杰出的医生，向他报告有关这个病例的情况。医生们进行了各种检查，得出的结论是，马尔塔不过是一个歇斯底里的骗子。幸亏有了医学，幸亏有了这两位开明的给医学提供了帮助的神职人员，才避免了若在50年或100年以前就有可能会成为普遍的着魔流行病的中心这样的结果，一场全国性的灾难才没有发生。[p.575]
詹森派教徒和耶稣会士们都最大程度的利用了这些事例。尽管医学科学的重要权威如埃凯和洛里把所有这一切归因于自然的原因，但这毫无用处，双方的神学家都宣称，它们是超自然的现象——詹森派教徒把它们归因于上帝，耶稣会士则把它们归因于撒旦。[p.584]
近年来，法国对这类事例的处理变得更为明智了。大约在本世纪中叶，当阿拉伯的祭司们在阿尔及尔试图通过表演奇迹来煽动人们去反对法国基督教徒的狂热时，法国政府不是对这些祭司进行迫害，而是派去了那个时代最著名的魔术师——罗贝尔-乌丹。他来到祭司们的活动现场，对于每一个阿拉伯人表演的奇迹，乌丹都要使它产生双倍的效果：当一个阿拉伯托钵僧把一根棍子变成一条蛇时，乌丹就把他的棍子变成两条蛇，然后，他向人们展示他是如何做的。[p.584]
蒂索教授发现，有几个病人依然如故，通过各种调查和实验，他很快得出了令他满意的结论，即这些人只不过是患了歇斯底里症。在他的诸多调查中，有一项调查非常奇特。为了更仔细的观察患者，他邀请了其中的一些人与他一起用餐，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他们的葡萄酒或食物中掺加了圣水，但他发现，无论怎样，圣水都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而当着魔者知道有圣水时，它对魔鬼产生的作用就非常显著。即使在这种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引用了许多圣水，着魔者的病痛依然未减，他们强烈要求把魔鬼赶走，其中有些患者甚至开始抽搐，好像魔鬼通过他们的嘴在说话。显然，魔鬼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已经给他服用了旧的神学所知的最有效的药物。
最后，蒂索发表了他的实验结果，很快，有人对此作出了迂腐的回答。当年伽利略让反对他的牧师们通过他的望远镜观看木星的卫星时，他们断言，那些卫星是望远镜引起的，对蒂索的回答与此类似。反对蒂索的牧师们坚持认为，圣水对魔鬼无效除了能证明撒旦非常狡猾外，不能证明其他任何东西；由于这个魔王希望人们认为他不存在，因此，他就克服了对圣水的反感，把它咽了下去，以便隐瞒他的存在。[p.588]
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比较语言学这门科学的历史不同于任何其他科学的历史，那就是唯独它的结论，最终被神学家们当作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全盘接受了。这种接受给世人以很大的启迪，因为虽然它摧毁了神学在诸多世纪中所珍爱的观点，迫使教会接受了与我们的宗教经典明白的字面意义大相径庭的理论，但是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结果帮助而不是伤害了基督教。显然，它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我们宗教基础上的教条主义的锈斑，而这些锈斑正在腐蚀着这些基础的结构。[p.597]
要想揭示在英格兰这种混乱的黑暗和持续的时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连续几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关于语言学的词条加以比较。作为反映英国思想的重要著作，该书的第1版出版于1771年，混乱自始至终贯穿在它关于这个主体的词条之中。词条的撰写者把语言分为两类，但似乎又按时把神的启示与人类的发明混合在一起时可能的，然而最终，他还是在某种遮掩下逃之夭夭了。在该书的第2版中，词条的作者论述了宗教的理论，并且断言：“有些宗教学者伪称希伯来语是上帝在天堂中与亚当谈话时使用的语言，并且是圣徒们将在天堂中永远向万能的上帝唱赞歌时使用的语言。这些权威神学家们似乎对过去发生了什么和未来将出现什么非常确定。”
显然，这被认为是危险的。它明显超出了一般不列颠庸人的信念范围，因此，我们发现，在17年以后出版的该书第3版中，有了一个新的词条，在这个词条中，虽然按照作者所言，他“为双方”都提供了“最好的证据”，但他煞费苦心坚持了一种相当正统的理论。
在该书的第4版和第5版中，作者确实又重申了这样的抚慰。1824年出版了一个对第4版、第5版和第6版的增补，它论述了到那时为止已知的事实，但是在整个词条中几乎没有涉及《圣经》的理论。三年以后又出版了另一个增补。虽然在德国，这种混乱早已变成了有序的状态，但在英国，这种变化显然远未出现，因为在这一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关于语言学这个主题的词条被略去了。事实上，巴别塔和语言学这一主题像诺亚时期的大洪水和地质学这一主题一样，令百科全书的编纂者困惑不已。正如在论述后一主题时，编纂者们为了避开介绍科学真理而不得不使用“关于大洪水，参见洪水”和“关于洪水，参见诺亚”等语句，在论述前一主题时，他们也被迫采取了各种临时性的措施，其中有些是很滑稽的。1842年，该书出版了第7版，在这一版中，在第3、第4和第5版中出现的旧的关于语言学词条的第一部分仍保留了下来，但是关于超自然的部分基本被删除了。不过，我们在出版者加入的一个脚注中，仍然可以发现这种混乱依然盛行的一个奇特证据，出版者们否认与正统的观点有任何偏离。1859年，该书出版了第8版，这一版完全抛弃了旧的词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不与《圣经》学说相混淆的关于语言学史的词条。最后，1885年，该书第9版出版了，在这一版中，耶鲁大学的惠特尼教授和蒂宾根大学的西韦尔斯教授，在恰当的范围内对语言学究竟是什么作了令人钦佩的说明，并迅速了结了这种宗教理论——事实上，彻底把它抛弃了。[p.615]
一个非常有影响的神学家走进了英格兰的这一领域，试图挽救宗教语言学理论——这个人就是亚当·克拉克博士。他对语言学像对地质学一样，采取了激烈的反对态度。1804年，作为曼彻斯特语言学学会（Manchester
Philological
Society）会长，他在致词中声明，虽然各个流派的人都有资格成为会员，但是，“那些拒绝确认我们认为是神圣启示的人，那些想扰乱平和安宁的人，那些试图用可疑的议论搅乱单纯和没有思想者的心灵的人，以及那些竭力要使易上当者脱离太平之路和合理的从属关系的人，是不能从这个机构中获得一席之地的”。这段声明的第一句话，为人们的反思提供了材料，因为它把两种观念混淆在一起了，这种同样的混淆是两千多年来如此之多的神学与科学的冲突的根源所在。亚当·克拉克谈到了那些“拒绝确认‘我们认为’是神圣启示的人”。这样，在这里，《圣经》的真正意义的一个替代品以常见的窃取命题的方式出现了——“我们认为”的事物代替了实际所是的事物。[p.620]
他所采用的方法，是一种几乎在所有神学与科学论战的最后阶段都使用过的方法，而且是这种相当有效的方法最好的例子之一。这种方法包括，非常公正地陈述科学权威的结论，然后说服自己并尝试着说服其他人，教会已经完全接受了它们，而且现在把它们当作“对《圣经》真理的附加说明”接受了。玩一点文字游戏，来一点经文合并，加一点适度的压制，运用一点虚构的推理，再使用一点假装虔诚的措辞，事情就办成了。……他的这种承认……使得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不可能再抵制科学的主要结论了。从此以后，我们看到，只有一些其热情超过了判断力的人还在设法拯救神学的幽灵。[p.622]
有思想的神学领袖们，已经开始接受与神话和传说旧的解释相反的有关语言的科学结论了。这个结果无论对科学还是对宗教来说都是件可喜的事。对宗教而言，……基督教的创始人传授给我们的它的基本教义，已经通过比较语言学摆脱了巨大的负担，从而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有关人类心灵和精神的工作上了。
这个结果对《圣经》也没有造成什么伤害。相反，通过科学，这种神圣的启示对我们来说变得宝贵了。在那些从古代的各种文明获得的神话和传说中，我们看到了对我们人类来说最重要的宗教真理和道德真理的发展。神话、传说和寓言都服从某种法则，它们似乎是这些真理不断向越来越高级的形式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背景条件。我们现在开始认识到，有关创世、人的堕落、大洪水以及我们宗教经典中的其他许多纪事，是对从迦勒底人那里获得的传说的回忆。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发现，关于约瑟的美丽故事，有一部分来自于可能在象形文字中仍可以看到的埃及传奇文学。这有什么关系呢？大卫王与哥利亚的故事来源于诗歌，而参孙像在其他宗教中的许多大力士一样可能是太阳神。这有什么关系呢？在世界的童年时期，具有很高责任的教化却通过诸如有关约拿和巴兰等离奇的故事来体现。这有什么关系呢？对这些事实了解愈多，《圣经》中汇集在一起的大量文献就会变得愈丰富。那些把巴比伦的创世传说和其他东方观念吸收到希伯来的宗教经典之中的人，融入了他们自己的观念和推论。这有什么关系呢？达尔文改变了我们的全部创世神话；赖尔和他的伙伴们把希伯来的创世故事和关于诺亚时期的大洪水的故事归入传说之中；哥白尼结束了太阳为约束亚停留在空中的传说；哈雷通过发表他的彗星定律终结了“朕兆和奇迹”的学说；皮内尔指出，所有的精神错乱都是身体的疾病，把隐多耳女巫和所有魔鬼附体的故事都划归到神话领域；牧师沙夫博士以及许多最近到过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游客，把罗得妻子转变成盐柱的故事划入到传说的领域；人类学家说明了人类是怎样在世界各地从低级和原始的初级阶段向上发展的，从而摧毁了“人的堕落”的全部神学理论。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宗教经典的绝大部分文献只会因此对我们越来越有价值：我们日益了解到，世界上那些有助于朝正确方向前进的力量，通过世界远古时期唯一合适这一作用的媒介——神话、传说、寓言和诗歌，长期以来一直锲而不舍地在人类之中产生着影响。[p.626]
这些虔诚的信念似乎是没有界限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种观念，以及对创造神话和兜售奇迹的热爱，不断扩大这些信念的范围。**信教的宗教改革，最初也并没有使它们有所减少，相反，却给它们增加了力量，并且使它们在大众心理的地位更巩固了。它们似乎注定要永远持续下去。[p.651]
即使在拿破仑和波旁王朝时期，仍然有这样一些人，尽管他们的研究成果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可能会遭到教会和国家的轻视甚至敌视，但他们凭借单纯的对符合事实的真理的热爱，仍在继续进行探索、观察和描述，这既是科学工作者的荣耀，也是科学真理的荣耀。[p.660]
伴随这种看法的转变而来的，是这样一个有趣的结果：正如我们业已看到的那样，天主教和新教的旅行家们一个接着一个去死海旅行，但几乎没有人再遵循《旧约全书》的这一训谕：“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路加福音》，第17章，第32节）他们当中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最好还是忘掉她。对于许多虔诚的传说，他们都十分谨慎，但是对于有关罗得妻子的传说，他们通常看起来好像从未听说过似的，如果他们简洁地提到它，那也只不过是为了用貌似虔诚的修辞迷雾来掩饰整个问题。
在这种情形下，自然而然随之就出现了一种常见的尝试，即使基督教界抛弃旧的信念的可信性。1887年，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尝试，在那一年，神学博士坎宁安·盖基牧师非常有价值的著作《圣地与〈圣经〉》（The
Holy Land and the
Bible）出版了。关于乌斯都姆岩层，他指出，：“到处都有一些经受住了水的冲刷而变硬的盐岩，虽然在它们周围有些盐岩软化和磨损了，但仍然耸立起一些独立的盐柱，其中有一个被阿拉伯人称为‘罗德的妻子’。”
从以前的历史来看，这种把这一神话归因于可怜的阿拉伯人的企图，马上会带来某种可悲的和滑稽的后果。这个神话并非是伊斯兰教徒创造的，正如我们业已看到的那样，它最初出现在犹太人中，而且我几乎不用提醒读者，它还出现在《所罗门智训》和约瑟夫斯的著作中，从此以后，一直得到了教父、殉教者和教会的权威神学家们的坚决维护，并且得到了至少一位教皇和无数主教、牧师、修道士、注经者以及天主教和新教的旅行者们的坚决维护。因此，在把这个神话的责任推卸给阿拉伯人时，盖基博士似乎表明，他的同胞既是“热情的天才”，又无能力识别一个玩笑。[p.670]
他们对宗教的贡献比对科学的贡献更大，因为他们至少开始破除神化即历史这种强制性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对基督教是最危险的。
因为基督教的最大敌人可能不希望别的，就希望它的主要领导者们证明，除非人们把世界各地无偏见的人都知道是神话的叙述当作历史来接受，否则他们便无法相信基督教。这样一种证明的结果，必会日益使教会内部有思想的人变成伪君子，使外部有思想的人变成嘲笑者。[p.672]
在1830年至1840年的这十年之初，修道院院长马斯特罗菲尼出版了一本论述高利贷的著作，他在该书的扉页上宣称，这本书证明，“适度的高利并不违背《圣经》、自然法或教会的决定”。在他的著作的通篇，这位修道院院长不得不通过压制真理、回避事实、玩弄文字游戏和歪曲历史来证明，教会没有犯错误。可能没有比这更滑稽的了。面对众多教父、权威神学家、教皇和公会议的明确的反对收取任何贷款利息的主张和教令，他竟然厚着脸皮称，它们所反对的是过高的利息。[p.694]
从基督以前300年开始，在当时伟大的人类思想中心亚历山大，犹太学者们把构成《旧约全书》的那些主要著作精心翻译成了希腊文。在那个时期和那个地点进行这样的翻译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而围绕着它，也发展出了非常之多的解释性神话和传说。这的确是一种双重发展。在那些非常喜欢这个新译本的犹太人中出现了一个传说证明了这一点。这个传说最初的大意是，当时埃及的君主托勒密，应他的首席图书馆馆长的要求，派人去耶路撒冷寻找译者；犹太族的高级牧师以利扎给这位国王送去了耶路撒冷神殿中最珍贵的《圣经》的副本，并且从以色列的12个部落的每一个中选送去6位德高望重、最虔诚并且最有学问的学者；这样，译者的人数与上帝神秘的72种称呼正好对应；经过这72人的共同努力，一个非常完美的译本诞生了。
在这种神话和奇迹的气氛中，传说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没过多久，这个传说变得更神奇了。据说，托勒密国王下令这72个译者各自独立翻译全部《旧约全书》，把每一个译者关进法罗斯岛的彼此分开的一个房间中，就这样，一直隔离到翻译工作完成；每个译者的工作都用了整整72天；在第72天结束时，人们把这72个译本加以比较，结果发现，所有这些译本彼此完全一样。这显然表明翻译得到了耶和华的认可。
不过，从关于这件事的所有神话和传说中，也发展出了一个大相径庭的解释。仍然忠实于他们民族传统的犹太人，认为这个希腊译本是一种亵渎，因而出现了这样一个传说：当翻译工作完成时，整整三天大地上漆黑一片。这显然表明耶和华对翻译不认可。
这些著名的传说，相对于以前任何时期的传说而言，产生在一个相当文明的时期，而且多少年来大量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一直坚信它们；然而，它们只不过是诸多实例中的一个，这些实例都说明，在文明发展的初期阶段，当人们是用奇迹而不是用规律来解释任何事物时，就不可避免会产生这些有关宗教经典的传说。[p.703]
遵循意志—原因率，人赋予了至高无上的神像他自己一样的身体结构、智力结构和道德体系；因此，世界上的每一种伟大宗教的信仰者都会把其宗教经典当作他认为是绝对完善的东西：他想象，如果他自己有无限的善良、睿智和影响，他自己就会把这些提供给这个世界。
一个简单的类推也许的确能向人类证明，即使一个文献出自某个十分睿智、善良和有影响的作者之手，从某种人类的标准来看，它似乎也是不完善的，因为他只考虑从自己周围的世界中寻找他归之为一个全智、全德和全能的创造者的作品，这不可能不出现麻烦和错误。
但是，这一类推长期以来被人类忘记了，每一种伟大宗教的解释者，都为了使自己满意并且使其信徒得到启迪而证明，**他们自己的宗教文献在陈述方面是绝对准确的，在意义方面是无比深刻的，在形式方面是不可思议地完美的。**从这些前提他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自己的宗教文献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宗教著作都不可能来自某个神圣的源头；所有其他声称是神圣的宗教著作都是冒牌货。
在世界上的每一种伟大宗教中，另一个制约宗教文献发展的规律是，构成宗教文献的那些著作，一旦经过挑选和组合，它们就会被认为是一种最终的创造，不能再从中取消任何东西，甚至连形式方面的错误，如果被传统认可了，也不能修改。[p.704]
当字面解经法与不断增长的知识或道德情感的发展相冲突时，神学家就把一些神秘意义当作庇护所——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规律在所有伟大的宗教中都起作用：……
这一切都是最自然不过的了。一旦人类达到更高的文明水平，寓言的发明马上就会成为拯救神学权威的一种方法，这时，按照早期的伦理规范，宗教作者就会做出这样幼稚的陈述：梵天会实施使海盗丢脸的暴行，朱庇特会参加适合唐璜的冒险，耶和华会采用欺骗、残忍和专横的不公正手段，从而会把任何文明的人类都送上刑事法庭。[p.706]
里昂的圣阿戈巴尔德主教对偶像崇拜、巫术迫害观念、神明裁判以及公证决斗等方面的荒谬和愚蠢了如指掌，正是凭借这种洞察力，他对这种庞大的解经法体系的徒劳无益洞若观火，并且反对那种认为神灵指通过《圣经》的文字传达其启示的观点，而且提出了一个在以后各代人中都引起了反响的问题：“一旦你们开始采用这种体系，谁能估计由之而来的荒谬？”[p.712]
在12世纪，与普世教会的精神更为一致的，是伟大的圣维克多隐修院的于格的学说，它包含着这样一些有不祥之兆的文字：“首先从信仰中学”（Disce
primo quod credendum
est），这意味着，先要接受那些教条，然后寻找经文去证明它们。[p.712]
接近17世纪末时，著名的乌德勒支教授福伊修斯断言：“《圣经》中没有哪一个词在严格意义上不是神授的，就连每一个标点也不例外”，这一断言得到了来自诸多布道坛、神学讲座、宗教会议和公会议的回应。但不幸的是，很难得知“《圣经》的权威”实际是什么。对于大多数信教的牧师来说，它意味着他们有智力去发明、有能力去坚持经文的任何含义的权威。[p.717]
在我们的19世纪，有人对《圣经》的修订极为反感，而在17世纪，有人出于同样的但更强烈的情感反对这种修订。以修道士和教区牧师为首的大批的人，马上出来表示抗议。修订者在《新约全书》中使用了正确的耶稣的名字，而没有沿用以前错误的正字法，这一事实却引起了最强烈的宗教狂热。索洛维茨克大修道院的修道士们，在受到送给他们的新书时惊恐地大叫了起来：“不幸，真是不幸！你们对上帝之子做了什么？”他们随后关上了门，拒绝服从牧首、公会议和沙皇，这场抗争持续了七年，最后，皇帝的军队包围了这些修道士，把他们带走了。由此而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老信徒”派，一直延续到现在，他们狂热地专注于那讹误百出的旧的经文读物。[p.717]
《创世记》被普遍认为是对创始和地球上出现生命的记述，它不仅非常全面，而且异乎寻常的准确；它还记述了科学的每一个分支中必须历尽艰辛和困苦才能证实的所有发现。在讲英语的国家，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我们这个时代。最近，英国一位最杰出的生物学家告诉我们，在他事业的某些阶段，他在自然科学的每一条道路上都会遇到一个路障，而且每个这类路障上都贴着这样的标签：“禁止通行。摩西”。[p.719]
他主张，《创世记》的经文“必须全然接受”；“它包含了所有人的知识和神的知识”；“《奥格斯堡信纲》（Augsburg
Confession）中的28条在它那里都可以找到”；“它是反驳各个种类或各个教派的无神论者、异教徒、犹太教徒、土耳其穆斯林、塔塔尔族穆斯林、教皇至上的信仰者、加尔文派教徒、索齐尼派教徒以及浸理会信徒的论据库”；它是“所有科学和艺术，包括法律、医学、哲学和修辞学的来源”；是“所有历史记述以及所有的信仰、贸易活动和职业的来源和必不可少的要素”；是“对所有美德和邪恶的一种展示”；是“所有安慰的起源”。[p.719]
斯宾诺莎补充了两个已证明是非常有用的普遍命题，因为它们包含了所有现代教会人士宽容的信仰的萌芽。第一个命题提供了这样一条准则，对于圣公会来说，这一准则注定会在我们的时代拯救她的大部分最高尚的信徒，这个命题就是：“神圣的《圣经》包含着上帝的福音，只要它含有这些，它就不易被败坏。”第二个命题是：“思辨学说中的错误并非是不虔诚造成的”。[p.723]
神学和教会中心主义的巨大祸根就在于它们总是有这样的倾向，即因小失大——为信条不惜牺牲仁慈，为一致（uniformity）不惜牺牲整体（unity），为传统不惜牺牲事实，为教条不惜牺牲道德。[p.734]
现在，皮由兹实质上接受了圣维克多隐修院的于格的著名格言——人们必须先找到要相信的东西，然后再从《圣经》中为它寻找依据。他对旧的解经法的主要部分十分热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关于《但以理书》的见解。枢机主教贝拉明曾坚持认为，道成肉身的学说依赖于对托勒密天文学的维持；丹齐乌斯曾强调，宗教的持续依赖于希伯莱语的元音标注法的神圣起源；殉教势彼得按字面意义接受《创世记》，把一切都看作是神圣的；沃伯顿主教曾主张，基督教完全依赖于对有关敌基督者的预言的正确解释；约翰·卫斯理曾坚信，《圣经》的真理依赖于巫术的现实性；威尔伯福斯主教在后来的一个时期曾坚持说，道成肉身的学说依赖于“摩西”关于人类的起源的陈述；教士会成员利登曾强调说，基督教本身依赖于按照字面意义相信诺亚洪水、罗得妻子的转化以及约拿在鲸鱼肚子中的寄居等——像所有这些人一样，皮由兹坚信，基督教的命运必定与《但以理书》是否创作于远古时期联系在一起。幸运的是，尽管托勒密的天文学、巫术、《创世记》中的创世神话、有关亚当、诺亚、罗德和约拿的传说、希伯来语元音标注法的神圣起源、有关敌基督者的预言以及《但以理书》是否创作于远古时期等，现在已经被当作过时的信念搁置起来了，但基督教却变得更强大了。[p.737]
在美国反对蓄奴制斗争时期，最能使对宗教和上帝有敬畏感的男人和妇女摈弃旧的《圣经》解经法的，莫过于用《圣经》来证明奴隶制的合理性。……虽然佛蒙特州主教霍普金斯承认，他个人并不喜欢蓄奴制，但是他证明，《圣经》认可了这种制度。其他神学家，无论属于天主教还是新教，也都坚持了同样的理由。从南部诸州传来的回应，是发自内心的强烈的反驳之声：“《圣经》认可蓄奴制？那《圣经》可太糟糕了。”[p.758]
对基督教新的和更完美的发展做出了更大贡献的是，《马可福音》最后的12节实际上被否定了。因为在这部分经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不信的必被定罪”（《马可福音》，第16章，第16节），这句话比其他任何一句话都让无辜的人留出了更多的血。从这一源头已经合乎逻辑的发展出了这一观念，即对占统治地位的神学恰巧在某个时期宣布为根本性的这种或那种教义的理智拒绝，是一种应不惜一切有限度的残忍为代价予以制止的罪恶，因为这种拒绝必然会导致无限痛苦和永无休止的惩罚。[p.771]
从人在耶和华自己的心目中成为残忍、背信弃义和有报复性的种类开始，我们就与这样的理想联系在一起：人类要为了公正要做公正的事，为了真理而寻求和说明真理，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谈到更大范围的世界，在宗教和伦理学方面有优势的民族，已经从“选民”这一受他们的各种残忍和非正义的部落神激励和支持的思想，上升到一种大社会观，在这个大社会中，上帝的父爱遍及所有人，人类的手足情谊遍布在所有人之中。
就这样，最终，从这种旧的构想——我们的**《圣经》是神谕之汇集（亦即一大堆令人迷惑、会导致诸多相互争执的解释的言论，它们使世界进入了充满“仇恨、怨恨和各种各样的冷酷无情”的漫长而令人厌倦的时代），从物神崇拜、玄妙的观念和盛大的仪式，从暴政、流血、装腔作势地构造的欺骗，从我主耶稣最痛恨的一切，历经多个世纪，通过一系列众多上帝的子民的辛勤劳动、献身甚至殉难，逐渐发展出了这样一种观念，《圣经》是一种宗教文献**——一种只有在各个科学分支努力带入人类心灵和灵魂中的神圣之光的照耀下才有可能出现的发展——是对人的向上发展而非人的堕落的启示，是对永恒的正义法则而非暂时的教条和习俗的说明，是一个不同个人和民族向上发展的历程。《圣经》不再是一种神谕，值得“下层社会”接受，但却被有知识的人悄悄讥笑；它也不再是一种迷信，其捍卫者必定是迫害者、调和者或“护教士”；它是最富有成效的论据，宗教和科学都可能会接受它，把它作为它们各自力量的源泉。[p.7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