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
作者：亚历山大·赫尔岑
翻译：李原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书号：ISBN 7-100-01147-7/B·164
价格：￥5.70
一般说来，华而不实的人，也是科学的友人，如贝朗热(Beranger,1780—1859，法国民谣作家。)所说的，nos amis les ennemis(法语，我们的敌友)，不过在科学的目前的情况下，则是科学的敌人。这些人都感到有谈谈哲学的要求，不过是顺便地，轻松愉快地，在一定限度内地谈谈而已：被我们这个世纪的实际精神所嘲弄的，柔弱而富于幻想的人，就是这一种人；到处渴求实现其迷人的，但无法实现的幻想的他们，在科学中没有找到这些幻想，不是不再理睬科学，而专心致志于个人期待和希望的狭小范围内，虚耗精力在渺茫的远方。另一方面，属于这方面的还有被细微末节弄得丧魂落魄，坚决停滞在各种悟性理论和分析解剖中的真正的实证论的信徒。最后，组成这一流派的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刚刚脱离童年，认为科学颇为容易（依他们看来），只要想知道就能知道，可是科学并不向他们俯首，因此他们就生它的气了；他们既缺乏深厚的天赋，也缺少坚持不断的劳动，更没有无条件献身真理的心愿。他们尝了尝知识之树的一个果实，便忧郁地宣称它又酸涩又腐臭，就像那些噙满泪水谈论着友人的缺点的好心肠的人那样——而另一些好心肠的人之所以相信他们，就因为他们都是朋友。
俄罗斯性格中最大的长处之一，就是极端轻而易举地接受并占有别人的劳动果实。而且不仅轻捷，同时还很巧妙，这是我们的性格中最富人性的一面。不过这个优点同时也是一个极大的缺点，因为我们很少有人能够坚定不渝地潜心劳动。我们很喜欢假手他人火中取栗：让欧罗巴流着血汗去发掘每一条真理，做出每一件发现，让他们经受沉重的妊娠、艰辛的分娩和折磨人的哺育这一切苦痛——而婴儿却归属我们，这我们似乎觉得是合乎事物规律的。我们忽略了，我们将弄到手的婴儿乃是一个养子，我们跟它之间并没有有机的联系…一切都很顺利。不过当我们接触了现代科学的时候，它的顽强性就应该使我们感到惊奇了。这个科学是到处为家的——就只是不会在不播种的地方使人丰收。当然，它不仅在接纳它的每个民族那儿，而且也在每个人那儿萌芽，滋长。我们只想抓往成果，就像捕捉苍蝇似的攫取它，可是把手张开来的时候，我们不是自欺欺人的认定绝对就在这里，那就是懊丧地看到，手掌中原来是空空如也。问题在于科学是真正存在的，它也有伟大的成果；不过单独的成果是根本不存在的。
放弃自己的信念就意味着承认真理；只要我的个性跟真理相抗衡，它就限制真理，压抑真理，使真理屈从，听命于它的恣意专横。珍惜地保留个人信念并不是真理，只不过是他们叫做为真理的东西而已。他们爱的并不是科学，而恰恰是他们可以在其中自在地梦想和自我陶醉的对科学的矇眬、不定的想望而已。这些智慧的探求者，每个人都走自己的小径，过高地估计自己的丰功伟绩，过分地疼爱自己的聪慧的个性竟达于难于割舍的程度。
一种模糊的预感认为哲学应当解答一切、应当为人调解、给人安慰，因此就要求它提供自己的信仰、每一个假说的证明，失败中的慰籍，天晓得他们不要求的是什么。科学的严正的、消除热情和个性的这个性质，使他们吃惊；他们感到奇怪，认为他们的期望被辜负了，他们被迫在他们寻找憩息的地方进行劳作，而且果然在劳作着。科学不再使他们喜欢了；他们取得某些成果，这些成果在他们所采取的形式之中是毫无意义的，他们把这些成果绑在耻辱的柱子上，当作科学来加以鞭挞。请看，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合乎资格的法官，因为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智慧和他在科学上的优越地位深信不疑，既使他只读过一本概论。
其实实验乃是最可怜的认识方法。它屈服于物理学上的事实；但对于精神和理性的事实却没有人认为自己应当屈服；他们不肯费力去认识这些，不承认这些是事实。他们带着自己的渺小的哲学来研究哲学；利己主义想像的一切梦想和怪癖在这种渺小的、自制的、手工业的哲学之中得到满足。当这一切梦想在哲学这门科学当中，在它的合理的现实主义面前黯然失色的时候，他们怎么能不大发雷霆呢！当沉缅陶醉于顾影自怜中的渴望，迫使他到处寻找自己，并且是寻找作为这一方面唯一的东西的自己时，个性在观念的领域中消失了。华而不实的人在科学之中只找到了一个普遍的东西，即理性和思想，多半是普遍的东西；科学超越了个性，超越了具有偶然性的暂时的个性；它把这些远远地抛在后面，它们在科学中已没有什么影踪了。科学是成熟和自由的王国，弱者预感到这种自由就发起抖来；他们害怕没有监护人，没有别人的吩咐自己走路；在科学之中没有人评价、赞许并褒奖他们的功勋；他们似乎觉得这是极其空虚的，头晕目眩，于是他们远远地躲开了科学。他们同科学分手之后，就开始以自己的朦胧的感觉为根据，这种感觉尽管怎么样也无法使其明确，然而也不会造成错误。感觉是个人的东西，我有所感觉，别人没有，两者都正确：证据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假如果真有热爱真理的火花，那当然就不会决定把科学引导到感觉、梦想和狂想的考亭峡谷中去了。真理的法官并不是心，而是理性。理性的法官又是谁呢？——就是它自己。这对于华而不实的人是无法克服的困难之一。
德意志性格中总有一种神秘主义的，热烈得做作的，爱好思辨，爱好卡巴拉(中世纪犹太教中的神秘教义和仪式)式的东西——这是浪漫主义极好的土壤，因而它马上在德国得到了充分发展。过早地片面地解放了德意志思想界的宗教改革，把它推向一个诗人气质的而又烦琐的、唯理论的而又神秘性的方向中，严重地脱离了真理的轨道。
浪漫主义乃是生长在十字架脚下的一朵具有魅力的玫瑰，缠绕在十字架的周围，不过它的根须却跟任何一种植物一样，乃是从大地里吸取养料的。浪漫主义不想知道这一点；对于它来讲这一点乃是它的卑微和低贱的明证——于是它就竭力想同它的根须斩断关系。浪漫主义不住地为人间的胸襟狭窄而悲泣，但总是无法摆脱开自己的情感，摆脱开自己的心灵；它一再牺牲了自己但又要求用无尽的犒赏来酬报它的牺牲；浪漫主义膜拜主观性，而又诅咒主观性。于是这场属于两个貌似和解了的因素的斗争本身就给予它一种痉挛性的、极度迷人的性质。
日耳曼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用在同天主教的斗争上；但在这堤斗争中并没有自觉地积极的目标。它过早地超过了罗曼斯各族人的古典主义，正因为如此，它后来反而就落后了。摒弃了天主教以后，日耳曼就把使它系结在地面上的最后一根线索解掉了。天主教的仪式把天国带引到地上，而新教的空洞的礼拜堂却只是指向天空。为了了解宗教改革对日耳曼人的重大影响，有必要回忆一下日耳曼人性喜神秘的气质。使人脱离一切现实主义的烦琐哲学神秘主义——以几十种不同含意的对经文的真正曲解为基础的神秘主义，这里面，有一些是以骇人听闻的彻底性形成冷酷的荒谬绝伦，另一些则是狂信者的荒谬而艰涩的谵语——这正是宗教改革之后日耳曼人所堕入的倾向。
华而不实作风乃是对科学的一种爱，这种爱与对科学完全缺乏了解连结在一起：由于这种爱，它分散在知识的海洋之中，而不能集中；他满足于爱，而一无所得，对什么也不放在心上，就连对相互之间的爱也是一样；这是对科学的柏拉图式的、浪漫主义的激情，这种爱情是不生育的。华而不实的人们兴高采烈地高谈阔论科学的弱点和优点，蔑视其他的语言，让俗人去讲那种话，可是他们怕问题怕的要命，一旦被逻辑所窘，他们就会背信弃义地出卖科学。华而不实的人就是只浏览绪言和卷头页的人们，就是在别人用饭时，自己围绕沙锅走来走去的人们。
真实的世界无疑是科学的基础，不依据自然，不依据事实的科学，正是华而不实的人的虚无飘渺的科学。
科学中的佛教徒用或此或彼的方法上升到普遍的境界中来之后，就不从中走出去了。你用什么方法也无法把他们诱引到现实的和生活的世界中来。谁能叫他们把在其中无所事事、却尊荣地生活着那幢阔绰的庙宇换掉——搬到我们这个具有七情六欲的生活中来呢？在这里是必须工作的，有时还要遭受灭亡呢。……形式主义者们在科学中找到了和解，然而这个和解是虚伪的；他们所作出的和解比科学所能够作到的和解要多的多；他们并不了解科学中的和解是如何完成的：他们目光短浅，欲望很低，看见光和丰富的快感就惊倒了。他们爱科学跟华而不实的人不爱科学一样毫无根据。他们以为了解和解就足够了，用行动去促其实现是不必要的。超脱世界并用否定的观点去观察世界的他们，并不想重新走进世界中去；他们认为知道金鸡纳霜能治疟疾就可以把病治好，他们没想到对人来讲科学乃是一个阶段，生活在这个阶段的两个方面都有，一个方面是天然而直接的生活，向它进行着：另一方面是自觉而自由的生活，从科学那里出发的。……形式主义者认为他们已经抵达埠头了，而其实却是应当离岸：他们弄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后袖起手来，其实正是彻底性迫使他们放手去干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讲知识是需要生活作代价的，此外他们就不再需要生活了，因为他们认为科学是以自己为目标的，从而把科学想像为人的唯一的目标。科学的和解是为了在实践领域中达到和解而重新开始的斗争；科学的和解是在思惟之中，可是“人不只是思惟的，而且也是行动的生物”（歌德曾经这样说过；黑格尔在《入门》（18卷63页）中说：“语言还不是行为，行为是高于言词的。”）。
抽象理性的行动——乃是消灭个性的思维：在思维之中人是无限的，不过丧失了自己，在思想之中他是不朽的，然而他并不是他了；抽象心灵的行动是不能发展成普遍事物的个人举动；人存在于自己心中，然而是暂时的东西的。在理性的、道德上自由的，以及情欲旺盛的行动之中，人到达了自己个性的实现，使自己在事件的世界之中永恒化。人在这种行为中乃是暂时中永恒的，有限中无限的，既是族类又是自己本身的代表，当代有生命的、有意识的器官。
我们所说的真理跟被意识到还相去甚远。现代人类最有力最伟大的代表人物把思想与行动加以分别地和片面地理解。严整的、富于感性和直观的德意志把人规定为是思维，认为科学即是目的，把道德自由只作为内在本质来理解。它对于实践行动从未具有充分发展的思想：在综合每个问题时，它便离开生活走进抽象，并以片面的解决告终。
具体的真理是既不能高于也不能低于生活，它必须是正处于生活的中央，正像心脏正处于有机体的中央一样。由于科学高于生活，因而科学的领域是抽象的，它的完备性是不完备的。活的完整性并不由摆脱特殊的普遍事物所组成，而是由互相吸引而又互相排斥的普遍的和特殊的事物所组成；这种完整在任何一个因素中都是不存在的，因为所有的因素都属于它：无论其他一切规定怎样具有独立性，怎样详尽无遗，它们都将被生活的火花熔化，并消失其片面性而注入于广袤的、吞没一切的激流之中……
佛教徒的过错即在于他们感觉不到生活的这个出路——即观念的有效实现——的要求。他们把科学的和解当作全部和解，不当作行动的动机，而当做完全的、自足的满足。他们对于书本子以外的一切皆漠然置之。他们为了空洞无物的普遍性而摒弃了一切。
他们（形式主义者）只抓住一些字母，一些词句，用这些东西来窒息一切怜悯心和一切温暖的同情心。他们一心一意、孜孜不倦地上升到对全人类事物漠不关心的地步，认为这是真理的高峰：不要完全相信他们，以为他们是无心的——他们常常佯装如此（这是 captatio benevolentiae（拉丁语，博取好感） 的一种新方法）。他们无论何时何地总把形式上的解决误认为就是真正的解决。
他们紧抱住每一个局部，当作这就是真理，不论什么样的片面的定义他们都当作是事物的全部定义：他们需要的是格言警句和现成的规则；他们钻进车站（轻信得可笑）以后，每次都认为已到达了绝对的目的地，于是就坐下来休息。
对于浮士德来讲科学乃是一个“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样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他可能大失所望，垂头丧气，陷入错误，寻觅一切享乐，然而他的天性深深从他的外壳中渗透出来，他的谎言也比华格纳肤浅的毫无讹误的真理具有更多的真理。对浮士德看来是困难的东西——对华格纳来讲则是轻而易举的。华格纳颇为惊异，为什么简单的事物浮士德却不了解。对某些东西不了解，是需要有很多智慧的。华格纳并不为科学受折磨，反而感到慰藉，心安理得，在痛苦中得到愉快。他所取得的安宁是一文不值的，因为他本来就从未费过神。他看见了一致、和谐、解决而莞尔而笑的地方，正是浮士德看到了决裂、仇视、纷争而感到痛苦的地方。
人总是必然要降生于世的。任何人都能够不去理睬苦难的景象，然而却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中止由此而发出的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