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 Understanding History
作者 罗素
译者 何兆武 肖巍 张文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 7-5633-3163-8
摘抄是一般字体，自己写的是浅蓝色字体。
真理是多方面的，所以不应该禁止不同的观点和意见，而是应该鼓励它们充分发扬，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更好地看到事物的真相。
禁止反对意见的坏处应该不用多说了吧？看到了反面，才能够看到反面的反面。然而，鼓励反面意见并不表示不禁止反对者的行为－－在决策的时候应当各抒己见是没错，但如果大家都各行其是，那也是做不成什么的。
人生中的各种因素：饮食、男女、贪婪、追逐享乐、权力斗争、虚荣心乃至创造欲等，都是本能，都在起作用，所以就都是人的行为（从而也就是历史）的动力。
那些否认人的欲望的作用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谈到欲望并不一定就是可耻的事情。那些将禁欲摆在第一位的以为欲望乃是一切恶行的源头的苦行僧们，丝毫没有想到禁欲之心本身也是一种欲望，在某种程度上，反而还是违反人性的一种更大的恶。
研究历史是为了获得知识王国的公民权，有了这个公民权才有资格做历史的自觉的主人，而不是历史的盲目的奴隶。
认识了自己的过去才能够更好的把握住自己的现在，看清楚自己的未来。
历史学的任务不单单是为事实而事实、为真理而真理，而且它还有其实践的、道德的、功利的、教育的乃至审美的内涵。
那些以为历史就是考据的，只是看到了历史学的基础的一部分。历史学真正有意义的部分是在上层的，就好像文学的意义并不在于码字一样。
历史并不可能将过去的一切还原出来，历史事实通常都是有缺失的，作为人类我们无法窥见完整的过去。但是好不容易残存的历史事实依然是有用处的，最最起码，自以为聪慧的人类可以从所知不多的历史中学到自地球出现以来最为可笑的事情恰恰是发生在智力水准最高的人类身上，而妄自菲薄的人们也可以从历史中学到，即使人类没有什么资格自诩为宇宙的主人，但是人类智慧的进步仍是可赞叹的－－恐龙，或者蓝藻们花了亿万年也还是顺着与生俱来的本能生存，而在比这个少的多的时间内，人类了解自己和周围世界的程度，即使远远不够，也足够令人惊喜的了。音乐、文字、绘画、科学、哲学等等成就代表着人类伟大的一面。好歹也有人通过自己的头脑认识到互相砍杀或者自相残杀并非生存之道，这也是进化结果的伟大一面。
培根的格言“知识就是力量”并不错，历史知识当然也是力量。但是力量可以用之于为善，也可以用之于为恶。历史知识假如真的给了人类以更大的力量，那么人们同样地既可以从中学到光明正大和美德，也可以从中学到阴谋诡计和权术。知识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历史上太多的事实都可以说明这一点。知识作为一种力量，其本身是中性的，所以并不保证人类历史的取向。
世上最可怕的东西不是人手中的什么先进武器，而是人心本身。即使手中只有石块，人类也可能因为互相争斗而遭受灭顶之灾。
有的人指责因为科技的发展，使得这个世界变得冷冰冰的，仿佛一切都被机械的技术所统治，人与人之间再无温情存在。他们提出应当放弃发展科学技术的道路，甚至是放弃理性的道路，回到类似原始人生活的状态，认为那样才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之道。
先不说人类是否能够回到那种状态，也不说那种状态是否真的是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包治现代社会的百病，起码将现代社会弊病的病源一股脑地推到科学技术的头上，实在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行为。科学的力量，就如同火与电的力量一样，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关键是人类如何运用它。 那么，人类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控制科学以避免灭亡自己以及这个星球呢？这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对自己的控制能力抱有信心无疑是太乐观了。倘若把目前的人类看做这个星球的统治者的话（假设火山地震飓风海啸等等动摇不了这个地位），那么这统治的状况实在是糟糕。另一方面，如果不是科学的进步和人类认知能力的进步，按照以前的“统治”方针，这个世界恐怕会更为糟糕。这足以说明，我们还没有资格以统治者自居，也说明，凭我们不断发展的智慧，未来也许还能够做得更好。也许我们仍不能够将火看成是绝对安全的东西，但是因此就不去学习利用火的技能，只能显现我们的懦弱而不是智慧。
人心的毁坏不单单因为物质水平的提高而发生，也不是单单以物质的禁绝就能够阻止的。摒弃了科学技术知识，恐怕不但不能够进入美好的幻境，反而还会有更加难以控制的非理性的灾难。
人类的文明，就是在不断地创造新的形式、新的符号；而历史学家的工作程序则正好是反其道而行之，是要由符号再返回到它原来的用意。历史学是一种解释学，解释出符号的历史涵义的艺术。它要从那可见的背后，看到那不可见的、看不见的或没有看见的，即要透过符号看到人的本质，看到内在的真正的人。
说白了，历史学就是研究人类社会，研究人类自身的学科。它不是浮在事物的表面研究一些事件或人物的名词，而是要透过历史事件看到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由这样的动物组成的社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
历史是充满了笑柄的，而且确实发生了最荒诞不经的事情。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最大乐趣，只是出现在我们很好地认识了某个时期之后。
直到我们对于一位显赫有名的人物知道了大量详尽的细节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判断他究竟是不是确像他表面上看来那么伟大。
即管你的想象力异常丰富，你编的故事可以天花乱坠，但是最最荒诞不经可怜可笑的事情必定是超出你的想象之外的－－而它正是历史上的事实，不是由谁精心设计出来的，而是由一群并不具备多少幽默感和巧妙心思的历史人物的综合行动创造出来的。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但是结果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了，而且这事件本身的魅力足够让数千数万年之后的人类听闻之后很难不笑出来，即使是还带着一份凉意。
举个例子，北齐皇帝高洋病重，害怕年幼的太子高殷丢掉皇位性命不保，将常山王高演叫来说，要夺皇位的话别杀太子；高洋死后，才一年高演就夺了皇位，当然结果是太子性命不保。不久之后，高演也性命垂危，于是同样的对高湛说，不要学前人的样子杀死他的儿子高百年，可惜高湛做了皇帝，才过了三年就打消了放过高百年的念头。
当然，明朝的皇帝在搞笑方面那是无人能及的，如果百姓小民也笑得出来的话－－武宗皇帝朱厚照就喜欢给自己加个太师，弄个威武大将军、镇国公玩玩，至于游历关外、征讨逆贼的笑料那更是前无人所及；神宗皇帝则为了皇位继承跟大臣们比谁的耐性好，不出来露面也不给官员离职的位子补缺，居然几十年也耗过来了。
我们会诧异当发生重大的事情时，人们竟然往往关注着小事情。当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归来，迫使波旁王朝逃亡时，国王路易·菲利浦写了无数悲叹的信，但都不是关于公务的，而是关于他的孩子的哮喘病的。当高尔勋爵不得不逃离奥斯特里茨战场时，最使他烦恼的就是道路崎岖，而他马车的弹簧又出了毛病。当西塞罗驶离意大利以逃避第二次三雄政体对他的禁令时，他中途折回是因为他认定晕船要比死亡还难受。
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该尽量使历史学的某些方面多少成为科学，但是此时史料却太复杂了，不可能在目前－－或许在未来的若干世纪之内－－被归结为科学定律。对于我们的无知来说，这里有着太多看来是机缘的东西，而且无从估计的各种势力的侵入又有着太大的可能性。在尚不成熟而要佯装成科学的那种企图之中，没有什么东西会真正是科学的。
科学的基础是精确、翔实、可信的资料，而历史学的资料据此要求显然还有不小的差距。各个事件之间的联系实在是错综复杂，影响的时间又可以长达百年千年，并且历史学无法抽象而后实验，因为同样的历史条件不会完全相同的出现第二次（科学实验中可以忽略一些无关的因素，而在历史学中，你不能完全肯定哪些因素是无关的，因而对实验条件的要求更高），于是现阶段把历史学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还只是痴人说梦，在将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也许永远也没有这个机会。
文化的终极价值乃是要提出善恶的标准来，那是科学自身无法提供的。
仍然是那一句话，科学本身并无善恶之分，科学自有它无法涉足的地方。
一个组织假如只有当它的领袖是圣人的时候才能够做好事，那就可以肯定，不久以后它就要开始作恶了。
对于一个组织，我们要考虑三件事：它向公众提供了什么？它向它本身的一般成员提供了什么？和它向它的领导们提供了什么？其中的最后一项，在实践上经常是要压倒前两项。
组织的行为取决于某个领导人，那只能说明该组织的行事就像个人的行为一样不可预知，而且在极个别能力超群、智慧过人的领导之外，平庸的或者拥有将事情导向一塌糊涂的天赋的人士很可能让该组织变得危险。特别的是，所谓圣人在选取领导位置继承人上的眼光不会比大众高明多少（毕竟欺骗一个人比欺骗大众要简单得多，即使他面对的是所谓圣人），这就让上述危险出现的几率更加大。
个人的决策不可避免的有许多错误，但是个人的力量也相对较小，因此因这个决策而遭受损失的人往往不多；一个较好的组织虽然有很大的力量，但是它的决策机制能够保证大多数的严重错误会被大多数人否决；最最可怕的则是一个机制不健全的强大组织由一个人，无论他是“圣人”还是什么，来绝对领导，这个组织不但容易作恶，而且其破坏力也是个人无法比拟的。
在组织之外的人通常会关心该组织给大众带来什么；在组织内部的一般人，一般关心组织给各个成员带来什么；而组织的领导人则通常关心领导能从中获得什么。不幸的是，好像只有后者才能够对组织的运作产生持久的影响力，换言之，在领导位置之外想要改变组织行为以重新分配利益的人员，一旦掌握组织的领导权，有可能转而维护现有组织制度维持利益分配。
任何一个组织，不管它所宣称的目的是多么理想，都可以蜕化成为一种暴政，除非大众在自己的手里保持着某种有效的办法来控制领袖们。
无论承诺要实现的理想是多么美仑美奂，那也跟一个团体在现实中的所作所为毫无关联。古往今来那些作恶的组织大多数总是宣称自己是正义的代表、是实现完美幻境的唯一出路，这样的一厢情愿并不能够为他们的行为增益多少。
就像是疾驰的马车一样，即使它想要奔向的是琼瑶仙境，但是车夫方向不分，车轮破败毁损，马匹疯癫发狂，速度越快，分崩离析的越快，不小心上了马车的乘客只有战战兢兢祈祷自己不要粉身碎骨的份。
古时候最为好心的暴政应该算是王莽时候的吧，这位仁兄并不是个贪图享乐、嗜杀成性的暴君，相反，他的目标是恢复古人所谓的理想社会，自己的行为也称得上是尽心尽力。可惜迂腐的脑袋竭力推行的所谓仁政，跟玩票式的暴君推行的暴政并无二致，中国被王莽的所谓改制折腾得死去活来，而他大权在握，周围都是亲信，除了战争没有人能够阻止他荒唐的举动。
判断一个组织所作所为究竟会如何，最好的方法决不是看它所宣称的目标是什么，它的运行制度能否实现这一目标无疑是更为关键的。好的制度有可能使结局的收益超出目标，而相反则只会使目标不可实现。
真正的道德绝不会是智力就可以推翻的那种东西，而智力也绝不会必然就促成自私心。只有当大公无私是出于错误的理由而反复加以灌输时，并且只有在它的视野是受到限制的时候，情形才会是如此。在这方面，科学就是文化中的一个有用的因素了，因为它有着一种为智力所无从动摇的稳定性，并且它会产生一种非个人的心灵习惯，能使得人们去接受一种社会伦理而非一种个人的伦理成为自然而然的事。
科学因其尊重事实的客观态度而显得无比重要，这种态度不是只有益于实验科学，对于道德观的建立也是有用的。
道德不仅是个人的事情，它还是协调社会关系的一个因素，很难想象一个排斥和攻击其他所有社会成员的准则对一个稳定社会有利，归根到底它也会对所有持此准则的社会成员或小集团不利。要得到一个相对来说更有利于所有社会成员的道德准则，就必须建立在所有社会成员认同的基础上，其中有语言文化或者其他什么的因素，最根本的则是客观事实－－否定客观事实的普遍性是容易让道德观陷入混乱的，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这么想，既然我感觉到的并非真实，我之外的人以及他们的感受也只是虚幻的东西，或者我所认为的善良与邪恶、存在与虚无和他们所感知的不同，那么我只须建立适合自己的道德观，完全不必关心他们的所知所感。更进一步的，这种相互隔绝的想法可能成为将自己的道德观强行加诸众人的第一步，同时宽容也失去了相互理解这个基础。
在艺术上、文学上或者科学上有伟大成就的人，在青年的时候往往是乖僻的；这种青年时代的乖僻如果不能被人容忍的话，那么在成年的男人和女人中间就不会有什么伟大的成就了。但是尽管人们懂得这些，却仍然很难在教育的实践中使之得到体现。人的生活应该在某种程度上着眼于群体，并且怀着一种希望要对群体做到有用－－这当然是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应该一样，因为突出的服务就需要有突出的个性。
一方面，人们要容忍那些虽然异与常人但是并不有害于社会的行为，不过通常情况下，人们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有害，往往是基于该行为是否怪异而不是它实际上是否真的有害或倾向于作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有的人利用宽容来为自己的实际有害的行为寻找生存空间，而且有的事情目前看上去似乎并无危害，但是却代表了一种极为危险的倾向，导向狭隘、仇恨、偏执、禁锢和非理性。也许历史是用于做出此类判断的一个较好的方法吧。
我们的肉体生命是限定在一小部分的时间和空间之内的，但是我们的精神生命却并不必受此限制。天文学对于扩大我们的心灵的空间领域所做的事，就正是历史学对于增大它的时间领域所做的事。
渺小的人类可以通过天文学认识广阔无垠的宇宙；生命短促的人类也可以通过历史学认识遥遥无尽头的时间。
我还要说的是，正是因为天文学的发展，哲学才走出了停滞不前的地步。哲学是需要冥想的学科，然而如果只停留在冥想的阶段，光靠人类可怜的想象力是认识不到这个绚烂的宇宙的。而那些期待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给予启示的人们，不妨想一想，通过天文望远镜观测到的宇宙比起无论哪个宗教先贤的描述都美丽的多，无论是在图像还是数学上。
对历史的透视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出，什么时间和哪种活动有着永久的重要性。大多数伽里略同时代的人，把三十年战争（十七世纪上半叶欧洲的国际战争）看得比他的发现远为重要；但是对于我们，这次战争显然不过是三十年光阴的虚掷而已，而伽里略的发现却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当格拉斯（英国自由党党魁，曾四度任英国首相）拜访达尔文时，达尔文事后说：“受到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的拜访，是多么的荣幸。”他的谦逊是可爱的，不过也表明了他缺乏一种历史的眼光。许多事情－－例如党派斗争－－可以在当时激起与它们真正的重要性十分不成比例的激情，而最伟大的事件则有如高山的顶峰，尽管是雄踞在远处，却被视界较近的前景给遮蔽了。要学会从它们的历史背景去观看当代的事物，并把它们想象成它们若是在过去时所会呈现的样子－－这种习惯会有助于健全而冷静的判断的。
时间能够说明一切，这一句话实在是再正确不过了。我们今天的争斗厮杀、唇枪舌剑百年之后显得毫无意义，现在的所谓超级大国、兵强马壮千年之后不过是一捧黄土，今后如果还有人类生存的话，回顾过去，更愿意提起人类在认识自身和认识宇宙方面的进步，在创造完美的艺术方面的成果，这才是人类作为一种智慧文明最好见证，使它不同于地球今后或者其他行星上其他智慧生命的关键，至于夺去多少同类的生命、征服多少异族的领土、获得多少同党的支持等等，只有鼠目寸光者才会以为是无尚荣耀吧。
我常常想，人类就想在一个糖球上打得死去活来的几群蚂蚁，胜利者以为它拥有的是整个宇宙，其实不过是终究要融化的碳水化合物罢了。数以亿记的生命乐此不疲的浪费在这种毫无意义的争斗上面实在是丢人类的脸面。
我并不认为历史书是为历史学家们写的；我一直认为历史是受过教育的人的学问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我们并不认为诗歌只应由诗人朗诵，也不认为音乐只应由作曲家们聆听。同样地，历史也不应只为历史学家们所知。
研究历史学也许需要专门的高深的知识和严谨治学的素养，但是了解历史学绝对是每个人应该做到的。因为历史学的借鉴价值及其对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作用，以及它内在蕴含的独特美感和“历史感”。
历史使人们认识到：在人类的事务中，是没有终点的；不存在可以达到的静态的尽善尽美和不能再高的智慧。不管我们的智慧达到了什么程度，与可能达到的智慧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无论我们抱有什么信念，甚至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信念，都多半不可能永久地维持下去；而且，如果我们设想它们体现了永恒的真理，那么未来就可能嘲笑我们。过分肯定必然性，是当今世界上许多最坏的事情的根源，而且这正是历史的沉思应当为我们纠正的东西；这样说，不仅是因为（或者说主要不是因为）过去有智者，而且是因为许多曾经被认为是明智的事情，结果证明了都是愚蠢的－－这意味着我们自认为是明智的东西，也不过如此而已。
我的意思并不是坚持认为我们应当陷入一种怠惰的怀疑论中去。我们应该坚持我们的信念，并且努力坚持。要完成伟大的事业而没有激情是不行的；但在激情下面，总应该有限制我们激情所激发的行动的那种广泛的、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观察。
每当有人宣称他所坚持的是绝对的完美、至高的智慧或当然的正义的时候，我就忍不住要从心底发出一声冷笑。人类历史上如此宣称的人数不胜数，但是几千年几百年甚至几十年之后，不要说能够循着他所宣称的东西实现那么一点点，就是理论本身也归于谬论，从没有例外。
是的，也许我面前这个天花乱坠的理论恰好就是超越之前一切声明的完美念头，我不该如此轻率的嘲笑它。可是在大多数具有历史眼光的人眼里看来，这个理论和过去那些滑稽可笑的宣称并无本质的区别（最大的区别恐怕是现在的这个宣称者比过去更加拒绝置疑和否定），要知道鼻子里面插着香蕉的猪依然不是大象。
我们当然不应该放弃对更高智慧的追寻，但是随随便便就以为自己所领悟的东西已达到了通天彻底的地步到底不是一种避免自己成为笑柄的好方法，让事实来说话吧！事实胜过一切花言巧语，智慧的成果乃是对此智慧最好的赞颂。
历史著作必须是有趣味的。历史著作不仅要使那些由于某种特殊原因而希望知道某些系统的历史事实的人感兴趣，而且要使那些以读诗歌或读好小说的态度去读历史的人，都感兴趣。
历史学家对他所叙述的事件和他描述的人物应该怀有感情。
历史并不是像教科书上那样的死板而无趣，那些只是对政治感兴趣却并不热爱历史的人为考核准备的入门知识的堆积，真正的历史应该是鲜活的生动的，因为创造它的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而不是等同于符号数字的简单标志。
历史说白了就是一个个的故事，它与故事的不同在于，首先，事实表面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关系需要提取；其次，这都是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件，无论它离奇也好可笑也好荒谬也好壮观也好残忍也好，都是真实的，所谓真实在感官上就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件也有可能就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也许以一种你意想不到的方式，你会作为战俘被直立的尖木穿过胸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某次在罗马尼亚发生的战役中，就有约两万名战俘遭到了如此的命运，以至于后来的军队被这样血腥的森林吓破了胆）。于是你就会更真切的感受历史的可笑可悲可怜以及理解它的不可理喻。
在人类的事务中，最值得了解和赞美的东西，必定是与个人而不是与社会有关的。我不相信人类集体的独立价值比包含在他们各个人的生活中的价值更重要，而且我认为如果历史为了颂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教会，或者任何其他这类集合的统一体而忽视个人的价值，那是危险的。
国家富强的本质是什么？乃是藏富于民。只有人民富裕了，国家才能够称得上富裕和强大，否则政府存放成吨黄金的金库只会成为其他国家的保险库。
同样的道理，只有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价值，其所组成的整体才会有其存在的意义。忽视个人的存在和其价值的伟大，往往是漠视个人生存权利的第一步，这样发展下去不知道会出现多少惨剧。
在学术界，一切变动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一本大部头的书在它可能出版以前就会过时。对学术的贡献表现在期刊上，而不是在一本本的书（专著）中；并且在任何学术部门，都极少有人感到有时间来进行从容的观察，而以前伟大作品正是因此才涌现出来的。
以前看到过一篇文章，说像汤因比那样几十年写一部巨著的人现在已经很少了。现代虽然是讲究效率的，但是有的东西不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积累是不会得出惊人的成果的，在某些方面速成是没有意义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