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摘抄与评论 \#2
历史学所能够做和应该做的，不仅是要为历史学家们而且要为所有那些受过教育并且具有开阔眼界的人，表现某种精神气质，即关于当代事件及其与过去和未来的关系的某种思想方法和感觉方式。
所谓“具有历史眼光的人”在看待问题的角度和行事风格上，应该是不同于常人的吧…这样的人所展现的一种精神气质应该是因眼界更为开阔自然而然的表现出的一种自负吧。
有一种古老的说法，认为悲剧起源于傲慢自大；这种说法虽然是古老的，却仍然是真实的，在每个时代，傲慢反复出现在那些忘记了傲慢总是会导致灾难的人的身上。在现代，人类共同沉溺于傲慢的程度，超过了历代所曾知道的。
更确切地说，傲慢由于那些忘记了傲慢总是会导致灾难的人而出现，却总是发生在所有人的身上。
傲慢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它会带来灾难，更可怕的是，它会让人一次又一次地犯下同样性质的错误，永远也不知道悔改。
在一些人的领导下，并且通过聪明的奴隶们独创性的工作，人们正在共同从事于为自身灭亡作准备这项伟大的任务。
人类如此迅速的发展，并且将发展的成果首先应用于自相残杀上面，似乎就是为了要亲手给自己一个干净利落的下场，还要顺便捎带上其他的无辜的生物，如果人类真的灭亡在自己手里的话，恐怕谁都会这么认为吧。
我不得不认为，如果当权的人都有充分的历史感，他们就会找到一种方法来避免一场所有的人都能看到正在临头、却没有人期望它发生的大祸，因为历史不仅仅是关于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甚至也不是关于这个大陆或那个大陆的一种叙述；它的主题是全人类，即那个奇怪的进化的产物。人类是通过巧妙地控制其他一切生命形式，而且甚至冒着自身巨大的危险，通过巧妙地控制无生命的自然界而兴起的。但是人类尽管聪明，还没有学会把人类大家庭看作是一个整体。虽然人类已经抛弃了丛林生活，却仍然让自己受弱肉强食原则的支配。人类很少能认识到自身的共同任务、人类过去的成就及其将来可能达到的更大的成就。人类不是把自己的同胞看作是为共同的目的而奋斗的合作者，而是看作你死我活的敌人。一个人不管属于哪一派或哪一党，他都相信它体现了最终的和永恒的智慧，而对立的一党则体现了最终的和绝对的愚蠢。对任何一个具有历史修养的人来说，这样的观点都是荒谬的。
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只能够看到要如何将与之竞争的人一个一个的打翻在地，他才能够遍体鳞伤的抢到一星半点残羹冷炙，在他的眼里，生存的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消灭看得见的对手。
我不知道人类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生活了多久，诚然过去的道路走的还不是那么艰难，但是往后人们不得不偶尔学着换一种思路来看待周围的同类。与你死我活相比，合作是迈向更高目标的捷径，也是免于全面毁灭的好办法。希望人类不会在打回到石器时代之前才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抱着“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样信念的，还有都打着正义的旗号指责对方是邪恶的代表的两派人马，在历史上应该是很常见的吧。性质类似十字军东征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也应该是层出不穷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出于什么原因如此肯定真理和正义是站在自己这一边，至少他们不是以事实作为根据，因为在我看来，萨拉丁对待俘虏的态度无疑是更接近于“善”的。然而这从来也没有使天主教徒们好好的反思一下，是否该发动下一次东征。
当我由于害怕灾祸来临而备觉苦恼的时刻，我总爱设想世界所需要的是一位先知，他以最深切的同情和警告的声调宣告：人类正在走着的道路是一条错误的道路－－一条把我们的孩子们引向死亡并把一切希望引向破灭的道路－－但是如果人们愿意的话，还有另一条可以寻求的道路，这条道路通向一个比过去曾经存在过的任何世界都更好的世界。
如果这位先知在东方出现，他就会被消灭；如果一位先知在西方出现，在东方就不会听到他的声音，而在西方他会声名扫地。世界不是由个别人－－不管是多么伟大和多么雄辩－－的行动所能挽救的。
向先知寻求帮助并不能说是一个好办法，因为被拯救的人类很容易陷入盲从，而盲从与骄傲是一样可怕的。只是在灾祸来临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先知总比没有的好。可惜这个世界上多的是只会指责现状，或者只会画饼充饥，或者只会纸上谈兵，或者是偏执狂人，其言其行根本配不上先知这个称号，就是他们所宣称的另一条更美好的道路，也不比他们列为对比的黑暗前途好多少…
其实如果真的有先知存在的话，在现代的这个世界应该是比以前安全多了，因为这个世界上宣称自己是人类的先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真正的先知可以很轻易的避免一些迫害，只不过他们的言论也比以前更不为众人所知了。
在群体之内，我们彼此之间要比许多动物的物种都更为友好；但在我们对待群体之外的人们的态度上，我们的情绪却是像任何动物一样的凶恶，而我们的智力又能使我们赋给这些情绪即使是最凶恶的野兽也都不会有的那种广度。
人绝对是一种可怕的动物，本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再配合无边的能力，是什么残忍的事也干的出的。一旦将群体之外的同类视为与自己并不相同的异族，那么对付的手段是比对付自己的食物或者天敌更为凶狠和猛烈的－－因为他是同类，所以其智力和组织能力是世上最为可怕的力量之一；因为他不是同一个群体内的成员，因此必然觊觎自己的利益，同时自己也有足够的自由以自己能够想象得到的最惨无人道的方式消灭他。
这是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尽管是深埋在很多人的心底，但是每次到了某些人的生活受到些许影响的时候，必然会浮现出来，在他们看来，自己脸上半分无光，比那些群体之外数以万计的人的性命更加重要，他们的目光所及只有自己所属的最小的利益集团。
有的人熟读史书，满脑子却只有征杀讨伐刀光剑影，从来不能够从历史里面学到这样一个道理，人类这个种群完全可以用更温和更无害的方式实现一种更有乐趣的生活。
科学进步而没有相应的道德的和政治的进步，只可能使犯了方向性错误的技术可能造成的灾难的幅度增加。
另一方面，没有科学的进步，“进步”的道德的基础有可能根本是错误的，越是坚持这样的道德越有可能伤害本来无辜的人，而且还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质疑。我想，如果古代的中国人对性和生育的了解有今天的一半的话，许多妇女是能够免于死亡和残废的，将她们推向火坑的是一种错误的先验的误解以及建立在此误解之上的道德观。
或许上帝并不想要我们理解他调节物质宇宙的那种机制。或许核物理学家已经如此接近终极的秘密，以至于上帝认为是该使他们停止活动的时候了。但是除了让他们把聪明才智发挥到把全人类都灭绝的地步而外，上帝又还能设计出什么别的更简单的方法呢？如果我能想象麋鹿和松鼠、夜莺和百灵都会存活下去，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带着某种宽大的态度来看待这场灾难，因为人类并没有表现出自己配得上作为世界之主。然而可怕的是，原子弹这种可怖的炼丹术，将会等同地摧毁一切生命形式，而大地将永远是一个死寂的泥丸，毫无意识地围绕着一个无益的太阳在旋转。我不知道使这场引人注目的事变可能急转直下的原因是什么，它或许是对波斯湾石油的争执，或许是有关对中国的贸易意见不一致，或许是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徒之间对于控制巴勒斯坦的争端。任何一个爱国的人都可看到，这些问题具有着那么大的重要性，乃至使得人类的绝灭要比怯懦的妥协更为可取。
如果要我选择，我宁愿要一个纷繁嘈杂混乱不堪一塌糊涂歇斯底里的蓝色大球球，各种各样的麻烦的人士在上面肆无忌惮天真好奇的生活着，我想这总比一个死气沉沉的泥巴团来的可爱一些，哦，我忘了，也许人类为了爱国什么的理由连这个泥巴团都不会放过。
常常想，如果人类只是自相残杀就算了，六十亿的生命消失了，也许还有其他的生物继续安安静静的生活着，就好像恐龙的灭绝之后生物界依然向前发展着，但是像原子弹或者更高级的武器（我承认我的想象力有限，有的人在开发此类利器的时候永远是那么的有创造力，我禁不住要想他们是否要给那些猜不透自己如何灭亡的人临死前最后的意外惊喜呢？），哈，真是绝妙的发明，能够瞬间将所有不相关的活物全都一同拖进毁灭的深渊（如果与此同时消灭了某地区所有的老鼠蚊子的话，不知道有的人会不会更有那么一点成就感），也不管人家受得了受不了，没想到这些自诩为世界之王的生物就是要全体毁灭也是这么自私的。
“自由”一词有着两种严肃的意义。一方面是一个国家有免于外国统治的自由，另一方面则是公民有追求自己合法爱好的自由。这两者在一个秩序良好的世界里，都是应该受到限制的；但不幸的是，前者是在一种绝对的意义上而为人所接受的。
恐怕罗素也没有料到，现今的世界不但有的国家已经失去了免于外国统治的自由，有的人失去了追求自己合法爱好的自由，而且还有国家拥有了统治外国的自由，有人拥有了追求非法爱好的自由。而那些因此而受到侵害的集体或个人甚至都不会认为如此实践这么一个“严肃”的词语是一件“荒唐”的事儿了。
我坚决相信，民主代议制政府对于那些具有宽容精神并具有为了使之能起作用所必需的自我约束的精神的人们，乃是最好的形式。但是假如它的拥护者设想它可以马上就应用于那些其一般公民都还缺乏它必需的那种平等互让的一切训练的国度里，那么他们就会犯错误了。有一个巴尔干国家，以前曾有一个政党在一次普选中，以一个微弱的边际数字遭到挫败，于是就枪毙了充分数目的对方代表以取得多数，从而恢复了它的胜利。西方人认为这是巴尔干人的特点，而忘记了克伦威尔和罗伯斯庇尔也曾经这样干过。
曾经，民主在中国人眼里看来就等同于投票选举并且少数服从多数。而到今天还有人在论证专制主义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说推广民主就像推销一台电脑，那么只交给用户一块奔腾IV的CPU却不给他一大堆与之配套的猪板淫盘咸湿气…可以说是给了他一台完整的电脑了么？哪怕我是个奸商我都问心有愧……
政府很容易没有法律而存在，但是法律却不能没有政府而存在。我们可以把政府定义为集中一个社团的集体力量的某个组织，它就是由于这一集中而得以控制公民个人并抵抗外国的压力。战争总是政府权力的主要推动者。政府对每个公民个人的控制，在战争中或者在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的时候，总要比在和平貌似有保障的时候大得多。当政府着眼于抵抗外来侵略而已经获得了权力的时候，只要有可能，它们就自然而然地要使用权力来促进自己私人的利益而以公民为代价。
情势最危急的时候，也是最要担心政府的时候。很多人将学校的政治书说得一无是处，可是我看很多人喜欢引用这一句“用外部矛盾来掩盖内部矛盾”啊。当政府利用公众的民族主义和爱国心挑起一场它所宣称的必胜的战争的时候，我们尤其要注意这一点－－成千上万的人不明不白的惨死的时候，更多的人生活陷入困窘的时候，战争的挑起者们大概在偷偷笑吧。
喜欢《银河英雄传说》的人不妨想一想自由行星同盟宣战的时候那些政客们的心底算盘。
民主政治之被创造出来，是作为调和政府与自由的一种办法。如果任何配得上称之为文明的东西要想存在下去的话，那么政府就是必要的；但是全部的历史都表明：任何一批人被赋予统治另一批人的权力时，都将滥用他们的权力，只要他们能这样做而不受到惩罚。民主政治的意图，就是要使人们掌权的时期短暂并且取决于群众的赞同。只要它能做到这一点，它就能防止最恶劣的滥用权力。
有的人会说专制政府很多时候其效率是超过民主的政府的，但是在我看来，效率远没有防止权力的滥用重要。要知道，用来建设的效率同样也可以用来破坏，而且破坏比建设要容易的多（何况建设越好更有利于破坏，破坏更大却不利于建设），更重要的是，专制政治为少数人服务而损害大众的倾向太强烈了，所以关键是首先要确保全体的力量不会被少数人滥用，在目前看来，民主政治确实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小孩子玩火和刀是很危险的，我们手中的力量就是这火与刀，民主政治则是人类由童年进入少年的途径，只有学会了掌控好自己的力量，才不会为自己所伤。
个人自由的学说在实践上包含两个部分，一方面是，一个人除非经过正式的法律程序，否则是不受惩罚的；另一方面是，有一个范围，一个人的行为在其中不受政府的控制。这个范围包括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它往往也包括经济企业的自由。当然，所有这些学说都只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付诸实施。
一个每个人都知道的道理，但是实践起来却那么难。
当权的人以及那些拥护他们的群众，应该把维持自己的生存看得比要使自己的敌人死亡更加重要。人们或许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很崇高的或者很困难的理想，然而这却是一个迄今已经证明是超乎人类智力范围之外的理想。
我不明白为什么和什么时候承认自己渴望生存超过渴望敌人死亡成了一件羞愧的事情，是否是因为有的人将自己坚持的观念强加给那些尚留恋生活的人呢？可是奇怪的是，那些认为抛弃生命乃是一种美德的人有不少只在鼓励别人去送命的时候才持此观点，当然我并不是说自己愿意去送命或者受苦的人就有权利要求别人也同样去送命或者受苦。
圣者们摒除感官的快乐，然而却不摒除一切快乐。心灵的快乐被认为高于肉体的快乐；而心灵的快乐之中有一个很高的地位则被分派给了对于异端们和异教们今后所会承受的永恒折磨的欣赏。苦行主义的弊端之一就是，除了感官的快乐而外，它看不到别的快乐的危害；然而事实上不仅是各种最好的快乐，同时也还有各种最坏的快乐，都是纯心灵的。
苦行主义贬斥感官的快乐，并没有促进友善或宽容，或一个对人生并不迷信的旁观者会引导我们去期望的任何其他德行。反之，当一个人折磨自己的时候，他会觉得这就给了他折磨别人的权利，并且使他倾向于接受任何可以强化这种权利的教条体系。
我一直很奇怪的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要将食欲、征服欲、性欲种种欲望，或者人的各种需要划分得如此明显（或者是如此混淆？），以至于他们毫不犹豫的享受着一种需要的满足的时候，可以坚决地制止其他人满足另一种需要。他们将一种欲望说成是万恶的源头，自己却又沉浸在另一种本质上并无不同的欲望海洋中不可自拔，这难道不是很难令人信服的道理么？
借用赫尔岑的话来说，他们“认为自己的个性具有无限自由的权利，他们同时又剥夺了所有阶层的人们的一切生活条件；他们的自我牺牲就是利己主义，他们的祈祷文就是贪婪的请求……自制于无过的享受，但又纵身于荒淫无耻；盲目地顺从但又无限地放任。……生活从来也没有跟言论对立到如此的程度，用形式主义、诡计、自我陶醉安慰自己的良心。”
难道同样是人类的本能，就因为禁绝某种欲望不会造成死亡，这种欲望就理当被禁止么？有人想过有时候这样的滋味比死亡更难忍受么？而且如果只是自己实行倒也罢了，为什么一定要强加给所有的人呢？难道可以以拯救人类为名泯灭人的天性么？
还有一种想法，似乎认为禁绝一切欲望的生活才是理想的生活。那是某些人个人的事务，如果欲望真的让某些人烦恼，这么想也未尝不可，但是这种人要是用强力的手段迫使大家都相信那种比原始人更单调乏味无聊苍白的生活是更高质量的生活，那就太霸道了。与了无生趣和没有想象力的人谈话和生活已经够使人痛苦的了，我可不希望自己也变成那种人。
世界就像个大水潭，将石子投入水中泛起的涟漪就是我们的生命，生命是一种有规律的波动，而不是投下石子之前的一潭死水。好不容易来到这个世上，正当趁着这短暂的“动荡”时期好好体验生命的欢乐与痛苦，成功与失败，沉重与轻松，激烈与舒缓嘛，要是把自己裹得像个粽子一样的与外界隔绝，自觉和不自觉地自虐和互虐，生命有什么意思？等到荡起的波纹重新化做死水一潭，就要永远的当粽子了……
假信仰的最强而有力的根源之一，就是妒忌。
我们易于妒忌的最不幸的结果之一，就是它造成了对经济自利－－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的整个观念的错误。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某个城市里有若干屠夫和面包师等等，有一个屠夫认定，如果他能把所有其他屠夫都搞垮而自己变成一个垄断者的话，他就会弄到更大得多的利润。他用系统地低价售出的办法达成了他的目标，尽管同时他的损失几乎耗尽了他所掌握的资本和贷款。同时，另一个面包师也具有同样的想法，并且遵循它达到了类似成功的结局。在每一种以向顾客售货为生的行业里，都发生了同样的事。每一个成功的垄断者都在幸福地预期着要发财，但不幸的却是，被搞垮了的屠夫们不再有力量够买面包，而被搞垮了的面包师也不再有力量买肉。他们的雇工们都不得不被解雇并且都到别的地方去了。结局便是，屠夫和面包师尽管各自都享有独占，但他们比起他们在以前的日子里售出的东西更少了。他们忘记了，当一个人可以受到他的竞争者的损害时，他却受惠于他的顾客们；而当普遍的繁荣水准增长时，顾客们就会越多。妒忌使得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竞争者的身上，却全然忘记了他们繁荣的那方面是有赖于顾客的。
把这个城市换成全世界，把个人换成国家，于是你就可以看到今天人们普遍在遵循着的那种经济政策的一幅完整的图画了。每个国家都深信不疑，自己的经济利益是和每一个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相对立的，假如别的国家沦于匮乏，则它自己就必定会获利。
目前全世界风行的经济民族主义的全部哲学都是基于一种假信仰，即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必然是和另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相对的。这种假信仰，由于产生了国际的仇恨和竞争，便成为战争的一个原因，而且还以这种方式倾向于使它自己成为真信仰，因为一旦战争爆发，各国利益的冲突就只能是变得太真实了。
有的时候增强自己的实力并不一定非得一味地削弱其他所有人的力量，在经济方面更是如此。很多事情并非如加减法那么简单，那些只知道做军事和经济实力加减法的人应该了解这一点吧。
造成了在政治上有害的假信仰的另一种情绪，就是骄傲感－－对于民族、种族、性别、阶级或信念的骄傲感。
一个大国的民族骄傲感在根本上像一个小小国家的民族骄傲感一样是没有道理的。
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优越感，是很难有任何很好的理由可以相信的。凡是这种信仰得以延续的地方，都是靠军事的优势来维持的。只要当日本人是胜利者的时候，他们就对白种人心怀鄙视，而这又是当他们是弱者时，白种人对他们鄙视的报应。然而有时候，优越感和军事威力无关。希腊人看不起野蛮人，哪怕是在野蛮人的作战能力超过他们的时候。
托马斯·阿奎那在附注里面说过，男人比女人更有理性。就我来说，我看不出这一点有什么证据。某些少数人在某些方面有着某些合理性的微弱闪光；但是就我的观察而论，这类闪光在男人中间并不比在女人中间更为常见。
另一种优越感就是阶级的优越感。
阶级区别的消灭还远没有完成。既然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以人人都以为社会上并没有地位在自己之上的人，但是他却不承认也并没有地位在自己之下的人，因为人人平等是只适用于向上而不适用于向下的。只要当人们以一般的台词来谈论时，在这个题目上就总是有一种深沉而又广泛的虚伪性。他们真正所想的和所感到的，我们却可以从阅读二流的小说里发现：出身贫寒乃是一件可怕的事。
对信念的骄傲感，乃是同样感情的另一种变形。在整个中世纪，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对于对方的罪恶是深信不疑的，他们不可能怀疑自己的优越性。
据我所知，有的人对于所有的外族（随你们怎么理解这个概念）都有一种似乎是理所当然的骄傲感，这不同于那种民族自豪感，两者有很大区别。有的人认为一些外族，尤其是所有的日本人、韩国人、东南亚人等等，和愚蠢、残忍、忘恩负义、狭隘（能够想到这样词语不知道算不算抽自己的耳光）、唯利是图、不守信用等等这样的贬义词有必然的联系，而这种“必然的联系”又成了将这些“异类”贴上不道德的标签的理由，进一步更成了侵犯其利益的最佳借口（当然这样的妖魔化并非国人的专利）。不幸的是，实际上我们自己也不比其他人纯洁善良多少，其他的不说，多个朝代对高丽和南方少数民族的多次征讨就很有代表性，以带有偏见的道德评判作争斗的借口，不如先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多做些得人心的事。
其实说白了，大部份这样的心理背后的根源乃是利益的冲突，只是很多人不愿意说得这么赤裸裸罢了，和国家民族挂上钩更容易获得支持，这大概能够和一个叫做“虚伪”的词语相联系了吧。
对信念的骄傲感如果不是这个世界上最顽固和最有可能为害的，那么也差不多了。没有足够的事实根据却能够建立坚不可摧的信念，更多的是用来和同样坚不可摧却与之冲突的另一种信念争夺信徒，而不是优先为大众谋取福利。持不同信念的敌人正可拿来抵挡一些疑心较重的信徒的质疑，自己的错误正可由敌人来承担责任，而信徒们必须首先支付自己的一切，有可能是他的生命，然后才有权责问为何他们得不到应得的恩赏，如果他们还能够责问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