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都是使自己觉得“伟大”的惬意方式。为了能够幸福，我们就需要对我们的自尊心有各种各样的支持。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长处是全然独特无双的；所以我们才是我们自己。我们满怀着这类令人宽慰的念头去与世界进行搏斗；没有这些，我们就会丧失勇气。没有这些，我们就会感到自卑，因为我们还没有学得平等这种情操。如果我们能真正感到我们是与自己的邻人相等的人，不是比他们更高明或者比他们更低下，或许人生就会变得更少一点战斗了；并且我们也需要更少一些以令人陶醉的神话办法来使自己发虚火。
使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可能屈服的最有趣而又最有害的错误之一，就是想像着自己乃是“神圣意志”的特种工具。
信仰一种神圣的使命，乃是折磨过人类的那种明确无疑性的许多形式之一。我以为或许人们所曾说过的最明智的东西之一，就是克伦威尔在邓巴尔战役之前对苏格兰人所说的：“我请求你们在基督之下想一想，可能你们会是错误的。”但是苏格兰人并没有想，于是他就只好在战役中击败他们。可惜的是，克伦威尔从来也没有向他自己发表过这种言论。人所加之于人的最大的祸害，大多数都出自人们对某种事物感到十分明确无疑，而事实上那却是假的。了解真相，要比大多数人所设想的困难得多；坚信真理是自己一方的专利品而采取无情的行动，那就要引来灾难了。
这世上每分钟都会有人陷入一种自我欺骗的妄想状态，以为自己是上天的使者，上帝的代言人，以为自己是神的化身，是最高的智慧，是万能的存在等等，其中任意一种说法都可能成为危险的工具，因为这看上去赋予了他们凌驾于其他人之上，对着他人的言行举止进行审判的权力－－他是超过其他人的神圣的存在，因此其一切行为都是不证自明地正当。可惜只有当他手中有了足够的力量，人们才会倾向于“相信”他的臆想吧，这就是人类追求权力的原因之一，看着心智健全的人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卑微，不得不承认他的神圣特权，吻着他的脚趾，将他这个自我陶醉的笨伯当做完美的神来称颂，对某些人来说大概是最大的享受吧。
宣称真理站在自己一方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只要有开口的能力，谁都可以做到；但是要证明真理真的是在自己一方，却是最难做到的事情之一。不过很多人知趣地避开了后者，他们将自己的无能换个说法称为不屑，不过连他们也不清楚，在物质世界无法证明是有效的理论，为什么可以顺理成章的应用于物质世界，而且还是号称唯一正确的理论；另一方面，只是宣称自己掌握了真理的人，都以为自己是获得了惩罚反对自己的同类的令牌，这种一看就知道站不住脚的自封也就成了无数惨剧的源头。15世纪后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在处死“异端者”的时候大概是认为自己代表的是上帝的真理的吧，1483年至1820年，判处异端份子38万多人，火刑处死10万余人，我想如果上帝能够的话，恐怕也会跳出来指责这种惨绝人寰的谋杀的。当然喽，上帝只会将死去的人进行分类处理，所以十字军镇压阿尔比派异端分子的时候，教皇特使振振有词的说：“只管把他们统统杀光，让上帝去分辨谁是他的子民。”看来那些冤死的灵魂反倒要感谢十字军给他们证明自己虔诚的机会，以及帮他们早日进入天堂了。
在公共生活中，正像在私生活中一样，重要的事情是宽容与和善，而不要妄自以一种超人的能力去研读未来。
我承认，某种程度的先见之明是必要的，而且我没有提示说，我们是完全愚昧无知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预言：假如你对一个人说他是恶棍和笨蛋，那么他将不会爱你；若你死我活的竞争不会在竞争者之间产生一种良好的伙伴关系的感觉－－那么这种假设也是可靠的。
有的事情以我们的智力是完全能够预见得到的，而有的则是目前我们无能为力的。自以为可以完全掌控那些我们没有能力预见的事情是狂妄的，而我们本可以积极参与的时候却丢掉选择权选择转身而逃，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怯懦。
自私－－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逾越了某一点，就是不明智的了。它可以侥幸成功；但是如果它失败了，那失败就会是可怕的。很少人会去冒这种险，除非是他们有一种理论的支持，因为只有理论才使得人完全不顾一切。
自私有时候是必要的，但不能够让它压倒一切，这应该没有多少人会反对。关键是这最后一句，善于美化自己的理论可以让它的信徒生出无与伦比的勇气，去做理论上完全正确的种种事情。只是只有老天知道这对其他人来说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也许让所有人背井离乡或者生不如死在理论上都是正确的吧，面对着被错误理论蒙蔽和手中掌握权力的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够在心底期望他不要做得太过分…
错误的理论并不可怕，能够让人不顾事实的理论才是最可怕的，那些自以为代表着真理吵得不可开交的人不要忘记这一点。
对民主的信仰，正像任何其他的信仰一样，也可以被推到变成为狂热的、因而是有害的地步。一个民主主义者并不需要相信，大多数人总是会明智地作出决定的；他必须相信的只是，大多数人的决定，无论是明智还是不明智，都必须加以接受，直到大多数人另行作出决定为止。他之所以相信这一点，并不是出于对大多数人的智慧抱有任何神秘的观念，而是把它作为以法治代替为所欲为的暴力统治的最佳的实际可行的方案。
民主并非完美，不能和正确总是划上等号，何况误解和滥用民主的现象总不会消失。
民主不能赋予大多数人消灭、侮辱少数人的权利，个人的生存与尊严是更为优先的东西，不保留这些东西，民主便只是空有其躯壳而丧失了其实质，与专制暴政并无二致。
民主主义者的一般目标，是以普遍同意所产生的政府来取代由暴力所产生的政府；但是这就需要有已经受过某种训练的人民。假设一个国家分裂成两个大致相等的部分，它们彼此仇视并渴望着掐死对方的脖子，那么刚好少于半数的那部分就不会驯服地屈从于另一部分的统治之下，而刚好多于半数的那部分也就不会在胜利的时刻表现出那种足以弥合裂痕的节制来。
政治不成熟的民族和不了解民主实质的民众只会使民主蒙上污名。曾经有人念着上帝挥舞屠刀斩杀无辜的生命，民主也曾堕落至如此的田地，那犯下恶行的人丝毫不觉忏悔，因为他根本不知有何过错以及错在何处。
世界在今天需要的是两种东西。一方面是组织－－政治组织以消灭战争，经济组织使人们能进行生产性的工作，教育组织来培育一种健全的国际主义。另一方面，它需要某种道德品质。最需要的品质就是仁爱与宽容，而不是各种猖狂的主义提供给我们的那些狂热信念的某种形式。我以为这两个目标，即组织的和伦理的，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有了一个，另一个马上就会随之而来。假如世界要沿着正当的方向运行的话，那就必须是在这两个方向同时进行。
我不敢有罗素这么乐观，我倒宁愿这么想，这两种东西只有了一个还不够，必须两者都出现了，这个世界才可能离惨不忍睹的道路越来越远。
我们必须在知识上和道德上同时认识到，我们全都是一家，而在这个家庭里没有任何一支的幸福是可以牢固地建立在另一支的废址之上的。在目前，道德的缺陷正在阻碍着清晰的思维，而混乱的思维又在鼓励着道德的缺陷。或许，氢弹将会吓得人类健全起来和宽容起来，假如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事，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感激它的发明人了。
今天总算有这么一个令人欣慰的局面，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不会随随便便认为将它国境之外某地方由人口稠密变成荒无人烟由繁华富裕变成鸟不拉屎是一件多么有利的事情（除非双方都走上极端的道路），这说明现在大家还有足够的理性来进行成本分析。可是，在某种极端的理论影响下，有人认为自己、别人乃至全体人类的生命都比不上该种理论坚持的“真理”（奇怪的是，该理论可以说服其信徒认为在一个没有生命的行星上该理论仍然是对其信徒有意义的，因此可以勇敢的面对毁灭），而且他又真的具有毁灭目标的实力的话，我们还能够安心么？
任何科学技术，不管是多么残忍，只要是在战争中有用，是必定会传播开来的－－直到人们下定决心，认为他们的战争已经足够了，从此要在和平之中生活为止。
如果人类不能摆脱战争恶魔的纠缠，科技成果总是要陷入这种被利用的可悲命运中的。真正的罪魁祸首却可以躲在幕后冷笑，并且策划下一次的流血。
尽管这种科学（具有说服教育功能的群众心理学）将被人煞费苦心地去研究，但它却将严格地限于统治阶级。人民群众是不会被允许知道它那些信息是怎样产生的。当这种技术已被完美化了的时候，每一个负责一代人教育的政府，就能牢牢地控制住它的臣民而无需军队和警察了。
可怕的描述！也许人类已经身处其中了，这可是比任何科幻小说都更加骇人的。不过还好事情还不至于这么绝望，人类社会的活力比起之前已经增长了不少，面临深渊也更倾向于回退一步而不是前进一步。如果人类的思想是如此容易被禁锢和控制，如果属于少数人的政治结构是如此牢不可破，那么此种生命的灭亡也不值得我们如此哀叹。
科学技术最显著的而又无可避免的作用，在增进它的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这个意义上，是使得社会越来越成为有机的。
也许很多人不会喜欢这样的作用，那他们应该庆幸这个受益于科技的社会没有取消他们表达反对立场和尝试完全独立生活的权利，或许我不该使用“庆幸”这样一个词语。在某些方面人们相互依赖不可缺少组成一个有机的社会应该是利大于弊的吧－－用事实而不是道德说教来教育某些人改变他们的观念往往更加有效，这些人以为“抹掉”同一个社会中某些和他有差异的人毫无疑问会带来更大的利益，在前面提到的那种社会里，这样的观点更难站住脚。
由于组织的增加，个人自由界限的问题就需要有着完全不同的处理办法了。单独一个人的行动，照例是无关紧要的，但是集体的行动却要比以往更加重要了。例如，一个人根据自己的主动，选择了无所事事，那可以看作是他个人的事；他丢了工作，这件事就算完了。但是如果在一个要害的工业里发生了罢工，整个社群就要受害了。我并不是在佐证，罢工的权利应该取消；我只是在论证，如果要保留它，那就必须是出于与这一特殊问题有关的理由，而不能仅仅根据个人的自由这一一般的理由。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国家里，有许多活动是对每一个人都重要的，没有这些活动就会造成广泛的困难。
比起罢工来，战争是一种更为极端的情况，但它也引起了非常类似的原则问题。当两个人决斗的时候，问题也许微不足道；但是当两亿人和另外两亿人作战的时候，问题就严重了。而且随着组织的每一度增加，战争也就变得越严重。
宣战权就像罢工权一样，但却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对于一个被科学技术所统治的世界来说非常危险。这两者都不能简单地废除，因为那就会打开通向暴政的道路了。但是在每种情况下，我们都必须承认，各个集体不能够以自由的名义，正当地声称有权把重大的损害强加给别人。
我们必须找出使各个国家的关系服从于法治的办法。
更强大的力量理应加以更严格的限制。可是像罗素设想的能够使国家关系很好地服从于法治的办法到什么时候才会实现呢？像我们现阶段的国际法和遮羞布没有多少差别，是否要等到国家和现在的个人具有同级别或类似的的智慧、思想、政治素养和利益关系，这样的办法才是看上去可行的呢？（如果要拿国家和个人作比较的话，现在的国际社会算是哪一个阶段呢？是原始社会还是更低级的呢？）
对内的暴政和对外的冲突是相辅相成的。两者都出于同一个来源，即权力欲望。一个国家对内是专制的，对外就会是好战的；在这两方面都是因为统治国家的人们渴望着最大限度的获得对别人生命的控制权的广度和深度。
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会觉得某个人不可信赖，为什么会认为某个组织或者某个政权（例如以前的塔利班或者红色高棉，现在的北朝鲜和在国际舞台上的美利坚）需要提防，因为当你得知他们对权力的渴求、对控制别人的向往到了什么程度，就不会有这样的疑问了。
一些国家为什么会使国际社会担心不已，就是这个道理。当一个国家的命运掌握在专制者手中时，其他人是难以了解这个国家下一步会要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的，正如我们看不穿另一个人的心灵。而且一般来说，震惊国际的事的很少是好事。
当我看到论坛上时不时有人叫嚣着要消灭某某国家扩张本国的势力的时候，我不仅是为别国的人民担忧，更要为本国的国民担忧。
反过来说，对内民主的国家倒未必对外不好战。利益的驱动、狂热的使命感和狭隘的视角也许是其中的原因，虽然后两者比之专制国家要好一点。
组织有两种：即目的是要作出某些事情出来的组织，和目的是要防止做出某些事情的组织。
所要防止的东西，乃是某种由人类而不是由大自然所做出的事情时，问题就是另一回事了。自己国家的武装力量的存在－－每个国家都这样断言－－是要防止别的国家的侵略。可是别的国家武装力量的存在－－至少许多人相信－－则是要推动侵略。假如你说了任何话，反对你自己的国家的武装力量，你就是叛国，是想要看到你的祖国沦于凶残的征服者的铁蹄之下。另一方面，如果你为一个潜在的敌对国家辩护，认为武装力量对它的安全也是必要的，你就是在恶毒攻击你自己的国家，唯有罪恶的意图才会引导你去怀疑它那种对和平始终不渝的忠诚。
即使不熟悉博奕论也可以理解这种想法吧，只要有一个国家把它的邻国视为理所当然的敌人，整个地区的军备竞赛就不可避免。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军事实力占据绝对优势，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打消周围国家侵略它的念头，然而讽刺的是，这更坚定了邻国加强军备抵消军事优势的决心。在以前的力量均势中，每个国家为自己的安全战战兢兢；经过了军备竞赛，人民的日子没有预想中的改善多少，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成为了军费（以及某些人口袋中的银子），而这个均势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还是没有打破，其实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每个国家都发现它的邻国军力的总和与本国相比更为可怕了。更令人惊奇的是，现在有的国家已经勇敢到了都不必为人类的毁灭战战兢兢的地步了，如果仅仅用勇气来衡量人类的进步的话，这应该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了吧。
只要是一个组织有着一种战斗的目标时，它的成员就会迟迟不肯批评他们的官僚，并且倾向于默认（如果不是由于战争的心态，他们是会要痛恨的）篡夺行为和滥用权力。给了官僚和政府以可乘之机的，正是这种战争的心态。所以官僚和政府在有意地培养战争心态，乃是自然不过的事。
真正到了为外敌所威胁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能够认识到放弃某些公民的权利而赋予政府太多的权利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呢？这种危险足以给那些战争没有能够消灭的东西在脑后补上一枪。
在物理学里面有着某种真正的知识，一个物理学家不管拥有什么样的形而上学的信念，都必须使自己适应于这种知识。如果社会科学确有什么知识的话，情况也同样如此。凡是形而上学对于达到一个结论确实有用时，都是因为这个结论不能用科学的方法达到，也就是说因为并没有什么很好的理由可以认为它是正确的。凡是可以知道的东西，都不需要形而上学就可以知道；而凡是需要形而上学来证明的东西，都是不可能证明的东西。
下面的这些话比我原本想说的更让我满意：
“实验乃是最可怜的认识方法，它屈服于物理学上的事实；但对于精神和理性的事实却没有多少人认为自己应当屈服；他们不肯费力去认识这些，不承认这是事实。他们带着自己的渺小的哲学来研究哲学；利己主义想象的一切梦想和怪癖在这种渺小的、自制的、手工业的哲学之中得到满足。……在专门的科学中，恐惧心使不学无术的人不敢妄动（好像并不是这样啊，历史上从来不缺勇敢地暴露自己无知的人）。在哲学中情况正好相反了，在这里大家都肆无忌惮！对象都是人所熟悉的－－理智、理性、观念及其他等等。每个人都具有巨大的理智和理性，并且有不止一个而是很多个观念。……华而不实的人提出了一些绝对不说明任何东西的问题，因为问题只包含着荒唐无稽之论而已。为了提出有道理的问题，必须对于对象有一些理解，必须具有某种预料未来的远见才成。”
马克思的理论中最需要改正的问题，就是关于生产方式变革的原因。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作为基本原因出现的，而它们不断在变革的理由却完全没有得到解释。事实上，生产方式的变革主要是由于知识方面的原因，也就是说，是由于科学的发现和发明。马克思以为，当经济形势需要的时候，发现和发明就出现了。然而，这是一个完全非历史的观点。
阿基米德以后的6个世纪里的经济状况是应该使科学工作很容易进行的，然而恰恰是文艺复兴以后科学的成长，才导致了近代的工业。经济过程中的这种知识方面的因果关系，并未被马克思充分认识。
历史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观察，如果精心地选择事实，就可以发明许多普遍的公式，这些公式都有充分的根据表明自己恰当。
“不要用这样的方法研究历史：
每一论题大体都先有了一个结论或意念，这个结论或意念是由他们奉为神圣的主义思想推演出来的，然后拿这个结论或意念作为标准，在史书中搜录与此标准相合的史料，来证成其说。
而拿一个任何主观的标准去搜集资料，几乎都可以找到若干史料来证成其主观的意念，何况有时还将史料加以割裂与曲解。”－－《中国历史通论》
你可以说，女人是祸水，因为商、周、陈、唐、明、清好几个朝代的历史事迹都可以支持这个论点，而且听上去蛮像那么回事；你也可以说，因为缺少尚武精神，中华民族注定落后，有了尚武精神国家和民族才能够强大，而且似乎上至殷商下至民国都可以拿来作证据－－看上去当然是这样，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是身在匈奴或者突厥的国度呢？就是在国际上也是一个叫做美利坚的国家而不是叫斯巴达的城邦在单极独霸吧。如果汉朝被北方的蛮族消灭，还有人会提到尚武么？恐怕只记得黄老学说或者董仲舒？究竟是因为尚武而占据优势还是因为获得最终胜利才被认为是尚武精神的体现呢？有的人在收集史料分析史料进行推论的时候究竟有没有漏洞呢？
历史研究不是一般的历史学爱好者想象的那么简单，也许他们以为最困难的要数艰苦的考据工作，而其实减小自己主观观念的影响才是最难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