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伟大的宗教--佛教和基督教--一直追求的就是把那种自发的对带同部落人的合作情感推及到整个人类。它们宣传人们是兄弟。“兄弟”一词的使用表明,它们正在试图超越它的自然界限,即它源于生物学意义上的情感态度。如果我们都是上帝的子女的话,那么我们全都是一家人。但是,那些在理论上采纳这种信仰的人在实践中总是感到,不接受这种信仰的人不是上帝的子女,而是撒旦的子女,由此,那种仇恨部落之外的人们的古老机制就又恢复了,并且补充以信仰的活力,而这种宗教在方向上却违背了它的初衷。宗教、道德、经济上的自我利益,以及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追求,都给我们的理智提供了不容辩驳的、有利于世界范围合作的论证。但是,我们的部落祖先们在愤慨中产生、并遗传给我们的各种古老的本能则感到,如果没有一个要仇恨的敌人,生活就将失去滋味;任何能够爱如此这般的一个恶棍的人将是一条虫;斗争是生活的法则;在一个所有人都彼此相爱的世界里,将不再有生活所追求的任何东西。因此,要实现这种人类的团结,就必须找到各种办法,以防止我们的大部分是无意识的原始残暴性。这部分是以建立一种法律的统治来实现的,部分是由为我们的竞争本能找到各种无害的出路来实现的。

我想在前面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对宗教是不怎么满意的。虽然它的初衷是绝对好的,但是这不能等同于它带来的结果就是可以接受的,它将自己的前途架设在不稳定的制度和更不稳定的非理性基础之上,伴随它的经常是一旦误入歧途就如烈马狂奔的要命折腾(有人说佛教并不是这样,当然,如果佛教对它的世俗地位和利益不会过分热心的话),而且从它的反理性本质(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促进了理性思潮,可是最后的结果却是科学起来反对宗教,这种本质上的矛盾不免让人着恼;而佛教则根本不会带来科学,除非有人要追求实用)上可看出它不会在这方面有什么根本改进的可能。  
当有人举出基督教历史上的种种可怕行径的时候,为它辩护的人总会声称那是因为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并非真正的基督教徒,他们不是上帝的仆人。是的,如果使你荣光,就拉拢他,于是晚年的牛顿和早期的牛顿可以混为一谈,孟德尔等人的功绩可以归功于基督教,达尔文和爱因斯坦等人的话可以捏造…;如果使你蒙羞,就赶紧和他划清界限,于是战争和屠杀的血腥就被悄悄洗去,忏悔的头重新高傲的抬了起来,手捧圣经的双手再也不会颤抖,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可是有没有人想过,究竟是什么让那些本该为上帝服务的人们心安理得的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仅仅是因为这些人自己的贪欲么?究竟是主教大人们只记得与天父交谈而忘记了地上的生灵涂炭,还是被奉为圭臬的文本以及被认为是神圣无比的教义实际担负不起世俗生活中约束众生的沉重责任,以至于当基督教不再有最高发言权的时候,反而是人类对友爱和谦虚认识最深的时期?  
历史不是没有给过基督教足够的机会,但是到了今天她也不可避免的进入了低潮的阶段,这与信教者的数目、盛行宗教的国家强大与否无关,而是因为宗教在世俗生活中的神圣地位已经大不如前。我们是否该反思一下,在宗教至高无上的时代,为何这个世界并没有变得如我们设想的美丽和宽容?我们今天又如何做得更好?  

我们知道很多人声称是基督教使他的生活焕然一新,当同样的语言可以用在许许多多并非是基督徒的身上,说到底我不会认为身为基督徒就理所当然最有资格或者最有可能实现人类最高美德。无论是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印度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以及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等等,自有其为人处世之道,并不会因其选择的信仰彼此不同而被排除在智慧、幸福与荣耀的殿堂之外,更何况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有很多时候并非由一种意识形态来分辨。先根据基督徒自己的意识形态将基督教的准则抬到神圣的地位,然后再由原教旨基督徒(fundamentalist,正统派基督徒)作为不公正行为的理论依据,这是很多基督徒不愿意承认的,他们是不是无法理解,“神圣”和“爱”,这样美好的字眼怎么会和“罪恶”、“迫害”、“虚伪”这样的污秽联系起来?他们是不是无法理解,当“爱”与“恐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带给人类的不会是死后的天堂,而是人间地狱,就在眼前的人间地狱。  

一种过于违反自然冲动的生活是一种可能带来种种紧张结果的生活,它完全可能像沉湎于被禁止的冲动一样邪恶。在违反常态中生活的人们,大概充满了妒忌邪恶以及所有的冷酷无情。他们可能发展各种残酷的品性,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失去生活所有的快乐,以至于不再有能力作出任何努力。  

某些时候,禁止本身与被禁止的事物是同样不可取的。我不知道这算是一件可笑的事还是一件无奈的事,我们往往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却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我们知道不该去做些什么,却不知道该去做些什么。也许这就是老祖宗选择中庸的原因,虽然都不是那么美好,总还是得做什么事情吧,那就选择众人最容易妥协的方案吧。  
当然,也有各种各样意志坚定的人认为精神力够强,忍受得了别人所忍受不了的事情,就可以达到超越其他人的地位,作出非凡的事情。是的,要做成艰巨的事情,坚强的品质是不可缺少的,不过坚强的品质并不总是带来较好的结果,它可以挽救人也可以毁灭人,而且是一群人。倘若不顾事情的后果,精神力量是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力量之一,然而,我们真的可以不计后果么?  

我们有各种侵略性的冲动,也有种种创造性的冲动,社会禁止我们放纵这些冲动,但以足球赛和全部的角力形式所提供的替代是很不够的。任何希望最终废除战争的人们,都应严肃地思考无害地满足我们从野蛮人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各种本能的问题。  

似乎有很多人不打打仗杀杀人是安不下心来的,据说是很久不屠杀同类一次他们就会丧失某种生存和成功所必要的精神,据说不把立场不同于自己的人看作恶魔和恶魔的帮凶他们就活的不那么滋润,据说不用吃饭的口粮把自己武装到牙齿和内裤他们就会充分体现出深藏心底的民族自卑感……  

这样的人,我是认为要送到像凡尔登或者硫磺岛这样的战场上去体验体验的,当然不是让他们缩在指挥所里面感受一下运筹帷幄的爽感,而是去体验一下作为一个渺小的小兵在高效率杀人机器面前的脆弱。或者,让他们成为杀戮狂人面前携老带小而手无寸铁的百姓试试?看他们能否设身处地的为战争中的弱者想一想。  

我不知道竞技体育这一类的东西能否帮助我们宣泄或者说消化一下并不合时宜的暴力侵略本能,但愿能吧(多几个三井,少几个铁男。寒)……  

我并不认为如果没有竞争,一般人就能幸福,因为竞争一直是,甚至从人类起源起就是大部份激烈活动的刺激物。因而,我们不应该试图取消竞争,而只应努力使它采取各种伤害并不过大的形式。  

所以有人得出电子游戏应该大力提倡,因为许多不必要的伤害都可以用虚拟的方式表现出来,不像现实有这么坏的刺激作用了。不知道有没有道理,还得继续观望。  

从纯粹生物学的观点来看,不幸的是,技术的破坏性一面已非常迅速地发展到超过创造性的一面。一个人可以顷刻间杀死500000人,但他却丝毫不能比我们野蛮人祖先的时代更迅速地生育子女。  

那么,我们是否就应该放弃我们取得的这一切,退回到最最原始的时代,去享受一个挤满了超过60亿填不饱肚子的没有理性也不懂得宽容反而容易被恐惧、仇恨、轻信和暴力控制的无知野蛮人的世界?得了吧,不管现在的状况如何令人忧心,我们已经回不到过去了,过去并非是个多么好的过去,因为假使我们从来不曾懂得文明的真实含义和意义,我们就算像蛋黄一样无能也会是危险的。  

社会改革问题不单单是寻求安全手段的问题,因为如果人们发现这些手段没有提供足够的满足时,为了冒险的光荣,安全将被抛弃。这个问题更确切地说,是把对种族所必需的安全程度同与文明生活方式不相抵触的各种冒险、危险和争夺形式结合起来的问题。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永远记住,尽管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的诸种制度、我们的知识已历经了各种深远的变化,我们善恶两方面的本能,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我们祖先的大脑第一次发展成现在大小时的那个样子。  

一头是保守和安全,另一头是未知的冒险。我们该如何选择呢?  
是个傻子也知道不要只走一端,要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可是,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平衡点在哪里呢?  

不管我们如何找这个平衡点,值得警惕的是,不要对我们自己有太多的信心,我们自从进化的源头而来的每一步都是在走着未知结果的路途,这是一场赌博,尽管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赌,结果会是如何(我们知道的,大概只有我们的赌注,那就是人类的前途。如果再不幸一点的话,还要包括跟我们一样脆弱的生物)。  

我们之中每个人身上的野蛮,必须找到某种与文明生活以及与同样野蛮的邻人的幸福不相矛盾的出路。  

野蛮的元素可能不应该完全抛弃,然而前提是,尽量不要伤害邻人的利益,不管它是比你文明还是比你更为野蛮。当然啦,对真正的野蛮人来说,别人以及整体的利益不属于本能管辖的范围,自然可以不必考虑那么多。可是,我们毕竟和野蛮人还是有一些不同,对不对?  

在这种对历史上各时代社会内聚力变化的大致勾勒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双重的运动。  
一方面,有一个周期性的发展,即从松散和原始型的组织到一个逐渐有序的政府的发展,它拥有了更宽阔的地域,并且规则化了个人生活的绝大部分。在这种发展的某一阶段上,当财富和安全新近有了巨大的增长,而更原始时代的活力和进取心尚未泯灭时,在文明方面还是较易于取得各种巨大的成就的。但是在这种新文明已经定型,而且政府有时间去巩固它的权力时,当习惯、传统和法律已经建立起各种足以不断窒息进取心的原则时,我们所谈到的社会就进入了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人们为他们的祖先的开拓而骄傲,但自己却不再能与之匹配;艺术成为了传统,科学为对权威的尊敬所断送。  

虽然不免总要进入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但是这种反反复复循环不断本身包含的悄然发展恰恰是对停滞不前的背离。  
我们的社会并非是一个封闭的圆环,而像是一个大弹簧(也许还是一个扭曲得很厉害的大弹簧),每一次都只是看似周而复始罢了。  

人的天性历经了千百年之后仍可能没有什么改变,但先天的东西在一个现代人的精神结构中只占一小部分。我不希望什么人从我所说的话中做出这样的推论:世界上若是没有战争的话,人们必将产生一种本能的失意感。
即使人类成功地废除了战争,为冒险和危险的爱好者找到其他的出路也并不困难。
人性中没有任何东西迫使我们去默认持续不断的暴行。我们的各种无序的冲动也只是在他们被否定或者被误解时才是危险的。当我们能够避免这种错误时,使它们适应一种良好的社会制度的问题,就能够借助理智和善良意志来解决。

如果有什么好的标准来衡量人类的文明进步与否的话,我希望是对待战争的态度。当战争哪一天不再是人类社会的标志之一时,我们也就能够挺起胸膛自豪的说,我们没有辜负自己的和先人的智慧。  
也许有人说,人类生而与战争结缘,永远不可能摆脱战争之神的纠缠。我不得不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消除战争的努力是一败涂地,但每经历一次规模升级的战争,我们也更进一步的懂得了和平的宝贵(倘若说战争有什么好的价值,大概就在此吧)。  
很奇怪有的人总是对战争恋恋不舍。按照我之前的提议让他们体验一下应该能够打消很多人过于浪漫的想法吧。而且找到战争的较无害的替代品并非不可能的事。记得《银河英雄传说》中杨威利总是说那些政客自己躲在安全的后方却怂恿别人上阵送命,我却会想,如果发起战争的人本身并不怕死呢?那么大概不能够指摘他贪生怕死。但是再想想,你不愿意爱惜自己的生命,是否就有权利打着冠冕堂皇的幌子要别人也陪你一起去送死呢?  

如果一个社会要繁荣起来的话,那么它就需要某些并不完全与一般模式相符合的个人。实践中的所有进步,艺术上的、道德上的以及知识上的进步,都依赖于这样的个人,他们是从野蛮状态向文明状态过渡中的一个决定因素。  

异端是不是进步力量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整个社会是铁板一块且整齐划一那是一定没什么前途的。这就好像生物多样性的意义一样。  

我们仍旧尊重艺术家,但是我们却孤立他;我们把艺术看成某种分离开来的东西,而不看作社会生活的一个整体部分。只有建筑师保留了某种古代艺术家的地位,因为他的艺术服务于一种功利的目的。  
我们时代艺术的衰落并不仅仅是由于以下事实,即艺术家的社会职能不像从前那样重要;而且也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自发的喜好不再被认为是某种重要的可享受的东西。  
随着人们愈发地变得工业化和团体化,那种在儿童中普遍存在的乐趣,对成年人来说就成为不可能的了,因为他们总是要想着下一件事情,不能让自己沉浸于此时此刻。这种思考“下一件事”的习惯,对于任何审美价值来说,比任何能被想象的其他思考习惯都更为致命;而且,如果艺术想要在任何重要的意义上保存下去的话,它要做的不是建立各种神圣的学院,而是重获那种谨慎和远见几乎已将其破坏掉的全身心苦乐的能力。  

艺术如果不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与否的最重要标准,那么也是最重要的标准之一。我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会认为艺术这东西无足轻重,是否功利的东西太多使我们条件反射式的排斥从心底让我们快乐的美好事物呢?现在有多少人真正的是投入自己所做的事,把它当作一门艺术来对待,而不是看作争取更高酬劳的踏脚石?  
我们压抑自己的乐趣,去迎合社会需要我们去迎合的东西,我们也许得到了按道理应当得到的东西,可是这样的东西--在你得到它并且体会到了拥有的滋味之后--真的是我们需要的么?当我们遭遇外界太多的压力的时候,不应该在这压力上再加一把力使我们心中的梦想彻底面目全非,而是应该勇敢的和这外力抗争,小心翼翼的呵护这只属于你的心灵,是的,它只属于你,也只有你才拥有它,无论你取得了多少别人承认的成就,那也只是属于别人的东西,而只属于你的梦想它才是你自己生命的标志。而艺术,是使你不忘记你的心灵的最好的东西。  

道德进步主要是由反对各种残酷的习惯,以及试图扩展人类同情的范围来构成的。  

如果有人提议应该对其他某些人施以比现在更为残酷的虐待手段,尽管他们声称这是没有其他选择的,那么这即使不是文明的倒退,也绝不会代表文明的进步。这实在是一个很好辨别的标志,但是很多人在面对类似问题的时候,却不知不觉为残暴和恐怖辩解。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他们不清楚这样做的严重后果?是因为他们以为可怕的折磨永远也不会落到自己头上?是因为他们的铁石心肠?还是因为他们心中还有价值胜过一个人的生命(也许是别人的也许是他们自己的生命)的东西,于是可以毫不迟疑的拿万千人的幸福来做交换?  

曾经似乎是一种美德的原始残忍,现在被说成是一种罪恶;因而,一种深刻的两重性被引入了道德与冲动的生活之间,或者更确切地说,被引入了具有强烈仁慈冲动的人们所教导的道德,与把同情仅限于自己集团内部的人们所喜爱的传统道德之间。  

于是我看到原本值得同情的人也会变得那么可鄙。当他们高呼需要持有传统道德的人们理解的同时,又用一种冷漠排斥轻蔑的眼神看待不属于他们的这些人。他们中很多人以为自己是这世上受苦受难受歧视最多的一群人,是最需要众人保护的对象,却不为别人的幸福丝毫着想。当他们在话语权的争夺中不落下风的时候,却又开始用曾经使他们痛苦不堪的态度来对待那些宽容待之的人们。  
世上最可笑的事情之一,莫过于激昂澎湃振臂呼喊“平等”的人,心安理得地用绝不平等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和他人,而且还自以为是光荣的斗士。  

在集权主义的国家里,一个其观点不为政府所喜欢的创新者不单单是被处死--这对一个勇敢者来说或许是无所畏惧的事情--而且要绝对地避免他的学说为人所知。在这样的社会里,改革者们只能来自政府,而现在仍像过去一样,大概不会欣赏任何相悖于它的直接利益的理论。  
集权主义制度对于每一道德进步都必然是致命的。  

进步的一个条件是,人们有机会在不同的道路中作出选择。你可以告诉他们哪条道路是昏暗而崎岖的,哪条道路是通向沼泽和悬崖的,哪条道路看上去最像是康庄大道,但是你不能够剥夺他们选择的权利,在他们可以作出自主选择的时候用暴力强迫他们走你所选择的道路。当你为所有人的方向和步调一致而洋洋得意的时候,也许这个社会正在像旅鼠一样狂热地投往冰冷的海洋。  

在我们的时代,一个具有特殊能力的个人,如果献身于艺术、宗教或道德改革的话,几乎不能希望像从前那样拥有一种伟大的事业和巨大的社会影响。但仍有四种事业向他敞开着:他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领袖;他也可以获得巨大的工业权力;他还可以用各种科学发现改变世界;最后,若他不具有这些生涯中的任何一种必需的能力,或者缺少机遇,那么他的能量会因为没有其他出路而驱赶他落入一种犯罪的生活。  

于是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人不是被改造成没有性格没有棱角没有多少思想的庸才,就是不幸将自己的能力和才智用错了地方以至于作奸犯科。也许这是时代的悲剧,然而时代是不会为了个人而切换的,否则克伦威尔不会成为护国主,路易十六也不必掉脑袋。  

从善恶两方面来看,把我们时代与前辈们区分开来的几乎任何东西都来自于科学。我们能够把比从前大得多的能量投入战争和各种战争的准备。我们能够通过报纸和广播对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传播信息和错误的消息。我们能够使那些不为政府所喜欢的人的出逃比过去更困难。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以及我们的社会组织,都是由于科学而产生的。这种巨大的发展现今完全是由国家来支撑的,但它最初却是在对国家的反抗中发展起来的。  

科学的一大好处就是丰富的信息和检验信息的方法,它并非十全十美然而总的来说干得不错,至今没有什么可以超越(有调查机构提供第一手的详细资料和统计信息,有精确的误差分析,有可重复的模拟实验,总好过跳大神扶乩占卜烧乌龟壳)。在这样的信息的基础上,民主才能够立足。民众知道得越多,则受到少数人蒙蔽的机会就越少,民众的选择也就越趋向于明智,只有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才青睐愚民政策。  

仅仅是由于科学赋予了对各种自然力量的控制,人们才一点点地容忍了科学家们,但甚至这种容忍也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因为这种控制力量最初被归功于巫术。  

熟识科学的人把它当作一门艺术一种乐趣,可惜如果只是这样的话,科学永远也不能够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好像是萨根说过,科学家应该也负担起向公众传播科学的责任,只有纳税人了解了科学和它的的重要性,才会愿意继续支持科学研究的工作,而不是把它看作狂人和疯子颠覆世界的工具。  

科学,就它由知识构成而言,必然被看作有其价值,但是就它由技术构成而言,它是被赞扬还是被谴责的问题,就取决于对技术的应用。它本身是中性的,非善非恶的,我们可能具有的给予这种或那种价值的任何终极观点,都必然来自某种其他东西,而不是来自科学。  

许多人指责是科学使人类的社会变得冰冷、机械、残酷,就好像指责小甜点让他们变得大腹便便一样。实际上,科学不仅和技术是两码事,而且就是技术的滥用也不过是我们不合时宜的寸进尺的反映而已,我们把自己的贪欲--这究竟是人类的进步之源还是毁灭之源,也许等到灭绝的那一天才能够知道吧--造成的悲剧一股脑儿推到科学的身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丢掉手枪就可以停止杀人了?恐怕是一厢情愿吧?  
我不知道凭我们的智慧能否驾驭我们的力量,不是驾驭它去控制这个世界,而是防止它吞噬我们自己。我也不知道如何改造我们的心灵以适应这个远远不同于原始时代的世界。我想,这不只是科学的事,不可能强求科学去解决一切的问题,那些受二流科幻小说和后现代思潮影响太大的人还是多思考思考其他更有意义的问题吧。  

尽管科学界人士深刻地影响了现代生活,他们在某些方面却不如政治家们有力量。我们时代的政治家们,比他们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先前时代都有大得多的影响。他们与科学界人士的关系,就像巫术师与服从他命令的鬼怪的关系一样。  

科学如果完全为政治服务,那科学就是死了。科学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学术独立的精神,它另一个值得骄傲的资本就是,即使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或哲学家的意愿也改变不了客观事实。谁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干涉,最终吃亏的就会是他自己(当然还要扯上许多无辜者),以前的德国和苏联就是合适的例子。  

历史上杰出的伟大人物,有一些是人类的恩人,另外一些则完全相反。一些人,诸如伟大的宗教和道德改革家,以他们的力量做了使人们之间较少残忍,以及较少限制自己的同情心的事情。一些人,诸如科学界人士,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各种自然过程的知识和理解,这无论怎样被误用,其本身都必然被看作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一些人,诸如伟大的诗人、作曲家和画家们,给世界增添了各种美丽和辉煌,他们在人们沮丧的时候,创造了许多使人类命运可以忍受的奇迹。但是其他人,依照他们的方式,同样能够并同样有效地作了完全相反的事情。  
但是,所有这些人,善的与恶的一样,都具有一种我不想看到其在世界上消失的品质--一种充满活力和个人创造力的品质,能独立思索以及富于想象和洞察力的品质。一个具有这些品质的人能够做许多善事或者带来巨大的伤害。  

可惜的是,许多的人将他们的才智和能力、活力与想象用错了地方。总的来看这也许不会阻止什么东西的继续运行,然而浪费如此多的天赋终究不是让人好受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