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全球爆发之时，一些人认为中国政府的作为远远超出国外，而且即使如此也不可能应对所有的风险，所以不应该批评；另一些人则认为欧美政府的一些不作为是因为公权力有限，要充分尊重个人自由，所以不应该批评。
在我看来，两种观点都有值得商榷辨析之处。
首先，不管多么完美的事前方案，都不可能应对所有未知风险。
批评政府的点不在于其失败，而在于其没有履行与其权力相匹配的责任。
一方面，政府行事应有明确公开的标准和权限范围，即出现什么状况时在多大范围内授予其什么权力。
没有滥权的政府承担有限责任，超出范围的危机只能事后补救和修正方案。
而滥用公权的极权政府则需要承担无限责任，相应地，自然更容易招来批评。
既然追求和歌颂无限权力，就应该有承受超乎寻常的批评的觉悟。
另一方面，如果人民授权在紧急状态下组织对抗自然灾害的合法公权力，就该有点担当，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将自由理解为放任不管，然后无所作为，是被意识形态概念带坑里去了。
自由是人民事后重新评估、撤销授权、阻止利用灾难无限扩张公权力的自由，而不是祸害他人或渎职的自由。
各个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的情况，成为了不同意识形态的信徒攻击对方意识形态的武器弹药。
仿佛回到了冷战年代的太空竞赛，谁先实现载人航天飞行，谁先完成人类登月，谁的意识形态就天下第一。
一些自由民主制度的信奉者，也深信这个逻辑，为无能、愚蠢、自大、官僚的政客找种种理由辩护，甚至不惜造谣编故事贴金捧臭脚。
疫情防控手段是否正确，只要数据没作假隐瞒，数周时间便可以看到效果，倘若大规模传染，想作假也纸包不住火。
做得对就是对，不妨实事求是地虚心学习，相互借鉴帮助；错就是错，理应吸取教训并及时改正，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将对错与意识形态绑定，自己信仰的意识形态不能错半分，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