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前年年初看的《日本“近代”转型的悖论》整理而来。
国家通过现代化发展而富强，反对欧洲和西方中心主义，与世界各国享有同等的权利，参与重构世界新秩序，这些日本近代转型的理论主张合法、正当，为什么最终会发展成为大规模侵略战争？
简单的结论是，日本近代转型有两条主线： 皇权史观和民族史观。
皇权史观导向了一种极端的国家主义体制；
而民族史观衍生出各种理论形态，在不同历史阶段一直在支持皇权史观，打压和消灭反对皇权史观的思想。
德川时代民族意识的觉醒
中国的影响和德川朱子学
德川幕府时代，日本大规模、成体系地学习儒家思想，在藤原惺窝、林罗山父子、山崎闇斋等大儒推动和幕府官方支持下，朱子学成为社会公认的知识、道德准则。
林罗山于1605年进入德川幕府担任侍讲为标志，朱子学确立了其作为德川官学的地位。
朱子学对于德川时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 朱子学提供了佛教没有的世俗伦理；
- 朱子学的“理”就是“上下定分之理”，由此确立社会的上下身份等级关系；
- 朱子学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唤醒了武士的公共责任心；
- 朱子学倡导“尊王”论，幕府的权力只有得到天皇的认可才是正当的；
- 朱子学本身具备的合理性具有思辨特征，思辨性是西方自然科学之母；
- 朱子学的“理”在幕末维新时期起到了自然法作用，构成了接受西方国家平等思想的基础。
德川朱子学解体的民族主义逻辑
民族意识的自觉是民族统一和国家独立的先决思想条件，民族主义是近代国家存立所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
德川封建体制所形成的屏藩及碎片化的社会结构，阻碍日本形成民族统一意识。
明治维新通过“一君万民”的理念，排除了介于国民与国家政治秩序之间的障碍，打开了民族主义的发展轨道。
一切反对乃至超越封建的思维形态，它自身之中就包含有近代民族主义的因素。
朱子学作为来自于中华本土的学问，不足以成为建构日本民族意识的核心思想， 日本需要建构来源于自己思想传统的民族意识。这是德川朱子学解体的内在动因。
在东渡日本的晚明儒者朱舜水启示下，山鹿素行、荻生徂徕、伊藤仁斋等人为代表的古学派从政治实用主义等方向批判朱子学。
如1666年发表的《圣教要录》中，批判朱子学作为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没能在本土解决好夷夏之变的问题，同样也无法用于指导日本。
明清变革发生华夷之变时，作为中华文化次生地带的朝鲜和日本，面临着谁是中华文化的真正传承人的问题意识。
林罗山后人林春胜、林信笃父子1674年编撰的《华夷变态》，记载满清入主中原之后所发生的各种事情，认为“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
在华夷变态的观念下，德川朱子学一方面是为幕府主导的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提供学术性支持。
另一方面则是为培养日本的历史意识和民族意识而展开一系列自我理论建构。
“华夷变态”的实质，就是要变中华为日本。
从藤原惺窝、林罗山、山崎闇斋为代表的正统朱子学，到伊藤仁斋、山鹿素行、荻生徂徕的古学派，再到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的国学派，日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不断膨胀的过程，不仅主导着朱子学的解体，而且还主导着“中国中心论”的解体。
古学对朱子学的突破，是扬弃宋学而走向古典（先秦）儒学，从坐而论道走向经世致用；
国学对宋学乃至古学的突破，不再是回到中国古典儒学，而是回到日本古典， 重新构造属于日本自己的思想世界——以皇国史观为核心的思想建构。
通过这种思想建构，最终是为了证明日本实乃皇国，日本民族实乃皇民，皇统万世一系，居于世界第一。
近代日本思想界从学儒以求圣人之道的共识，最终衍生出高唱本土文化与大和民族为世上最优者的自我认知，也即是现代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右翼思想的理论根源，实际上是来源于德川中叶以来一直鼓吹日本是神授之国、日本民族优于世界各民族的意识形态。后期水户学彻底扬弃了“中华史观”而以日本“国体优越”论和“皇国史观”取而代之，为日本民族主义走向国家主义开辟了道路。
明治民族主义的文化和政治诉求
主导明治思想演进的皇国史观和民族史观以及最后形成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上是来源于德川时代民族意识的滥觞。明治思想是德川思想合乎逻辑的结果。
德川思想在明治前夜完成了文化民族主义的三项前提工作：
- 水户史学提出的“尊皇敬幕”的主张，以确认天皇作为国家最高权威和幕府作为国家实际最高统治者的双重合法性，经过后期水户学的再阐释，被改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皇国史学，以确认“神州万国之元首，皇统不得有二，以万民奉一君，其义在尽臣子之分也。”这套说法为明治维新的“尊王倒幕”、“大政奉还”的政治主张创造了直接的理论根据。
- 古学派对宋学的批判、返回古典儒学以及倡导儒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彻底解构了朱子学作为德川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打破儒学对日本官方和民间思想的束缚，为日本迎接新的西方思想扫清了障碍。
- 国学派彻底告别儒学，回到日本的古典，以《日本书纪》、《古史记》和《万叶集》为依据重建日本历史意识和民族意识，不仅为皇国史观提供了主要思想资源，而且也为后来的一系列民族主义动员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性支持，国学、国粹、国体成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可以共享的关键词。
从文化民族主义到政治民族主义的准备：
对于新生的明治政府来说，在等级分明的“四民”（士农工商）转变为平等的“国民”之后，首先需要在国民中建构一种新的国民意识，即 对国家的认同——“使全国人民的心里都具有国家的思想”。
福泽谕吉提出文明论，试图以自由主义的理论方式来建构一种不同于皇国史观的民族主义叙事，在民族主义的国权论和自由主义的人权论之间达成某种思想平衡。但是日本早期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既没有民众的自觉参与，民众只是被灌输的对象，又缺乏自由民主因素， 很难建立国权论与人权论的平衡，导致民族主义向国家主义的质变。
福泽谕吉晚年亲眼见证日本在甲午战争的胜利，自己都对日本的近代化过于乐观，实质上已经单方面倾向于国权论。
民族主义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理论前提，也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的结果。
当“民族”以“国家”的形态出现时，民族主义对于推动形成统一的民族（国民）意识，加强国民的民族（国家）认同，意义重大。
而且，近代民族国家建设不是如以前封建体制那样，处在在与外部世界隔绝的条件下，而是处在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新的世界秩序中。
明治初期的日本面临民族主义建构的双重挑战。
一方面，是如何通过民族主义教育来整合日本的国民意识，培养日本的民族精神；
另一方面，是如何通过民族主义动员来应对外部挑战，特别是来自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挑战。
这两个挑战，对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思想转型和制度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治时代民族主义的思想和政治运动
明治维新的时代课题
明治维新的主要任务：
- 重建天皇的中央集权；
- 重建日本的民族精神。
制度转型：
- 王政复古、废藩置县、版籍奉还等措施，封建的幕府体制向中央集权的天皇体制转变；
- 君主立宪、置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等措施，近世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
日本的民族主义建构和民族国家建设紧密相关，如何建设一个既符合天皇制又具有英美式文明准则的国家，以及如何在既有的世界秩序中维护国家主权和争取国际地位，成为明治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紧张
1880年，日本自由党成立；
1892年，藩阀政府干涉大选，“官民倾轧”不断；
1893年，自由党转向，“官民倾轧”变成了“官民调和”，直至大正末年。
自由党的重大政治转向——从“官民倾轧”到“官民调和”，看起来像是达成了“官”（国权）和“民”（民权）之间的一种政治平衡，这是福泽谕吉一直试图达到的目标：基于平等、自由、独立的观念，建立“民权”和“国权”的统一。
福泽谕吉之所以特别推崇英国的政治制度，是因为立宪制、议会制以及责任内阁制是基于相同的执政逻辑，“议会制只有建立在私权与政权均等抗衡的基本原则上才算正常化”，“日本开设议会，在原理上当然应是政党内阁制”。
正是基于英国宪政的理念与经验，福泽谕吉明确反对“卢梭-雅各宾型”的民主主义，主张“官民调和论”，主张“国权”和“民权”的统一，即“对内主张民权，是为对外伸张国权……民权与国权，两立不可分也。”
福泽谕吉从自由主义的理念出发，始终在理论上把民权置于比国权更加重要的位置，“官民调和论”更多地是一种策略主张或权宜之计。
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包括《大日本帝国宪法》和《皇室典范》以及附属的《议院法》、《贵族院令》、《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等法令。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第11条的“统帅权独立”和第55条的“国务大臣单独责任制”。
前者是导致1931年（昭和六年）满洲事变以后当地军人不受控制的原因，后者是造成1941年（昭和十六年）对英美开战以及战争结束时自首相以下的各大臣互相推诿责任（无责任体制）的原因。
自明治宪法颁布之后，日本的自由主义实际上退出了政治舞台，而让位于“绝对主义”——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明治时期的民族主义已不需要或已被剥去了自由主义的外衣。明治政府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通过民族主义总动员在全体国民中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
德川时代古学派和国学派一直梦寐以求的以日本取代中华的梦想，终于在明治时代一举实现，日本以东亚大国的身份跻身世界列强之林，这等民族崛起的图景让每一个身临其境的日本人都会油然而生一种民族自豪感。
国权论成为主流
加藤弘之《日本的国是》提出了“武国主义”还是“商国主义”的问题，强调了应该采取“武国主义”的理由。
明治时期的国家主义基于明治宪法所确立的天皇制国体和日本对外扩张的“国权”论，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和日本朝野的共识。
德富苏峰代表着国家主义“自上而下”的路径，北一辉代表着“自下而上”的路径，最后都汇流到国家主义的潮流中，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即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由此奠定了日本在昭和时期确立“超国家主义”（绝对或极端国家主义）体制的思想基础。
德富苏峰：
1886年《将来之日本》，倡导以自由、平等、民主、和平通商的平民主义，坚持“天赋人权必须要有自由”的理念，反对藩阀专制。
他的议院内阁制论主张实行政党政治、议会中心、责任内阁和地方分权，提倡民党联合起来向藩阀政府发起攻击。
大致从1893年起，政治主张从“官民对立”走向“官民调和”，对藩阀政府的立场也从抵抗走向妥协。在甲午战争前后，从平民主义迅速向国家主义演变。
基于国家主义的观念，提出了“一君万民”论，明确主张“皇室中心主义”：“甲午战争向世界显示了日本的实力。日俄战争后，我大和民族阔步于世界。树立皇权民权和国权源于国民的努力，归根结蒂源于皇室中心主义。因为 以皇室为中心全民族能够统一，举国一致抵挡外患，伸张国权。”
在《大日本膨胀论》中认为：“我国民在向世界各处膨胀之际，不要忘记其大敌不是白色人种，而是支那人种。”“我国将来的历史，无疑就是日本国民在世界各地建设新故乡的膨胀史。” 从国家主义必然走向帝国主义。
1916年《大正的青年与帝国的前途》自述：“贯串平民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皇室中心主义，是君民一德、举国一致的帝国主义。即 对内行平民主义，对外行帝国主义，而以皇室中心主义将两者一贯、统制起来。”
北一辉：
1905年《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日本国家改造论：主张国家的主权既不属于天皇，也不属于国民，而是属于由天皇和全体国民组成的、具有实在人格的“国家”，明治宪法中规定的“天皇的国民”与“天皇的日本”，在他的“国体论”中被改变为“国民的天皇”与“国民的日本”。
提出以“纯正社会主义”来改造日本国家的理论方案，提出“国家主权的社会主义”，实质是国家社会主义，即 建构以国家为轴心的社会主义体制，以暴力的形式来改造国家，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剥夺私有制，以国家的名义来控制和垄断社会的一切资源，实行国家所有制。
1920年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根据国家主义理论纲领，提出了全面改造日本的政治设想：停止明治宪法，废止华族制，实现普遍选举，恢复国民自由，国家改造内阁，国家改造议会，皇室财产的国家管理，私有财产限度超过额的国有，私有土地超过限度的国纳，私人生产业限度超过部分的国有，保障劳动者的权利，等等。《法案大纲》的国家主义体现出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看起来高度关注“底层正义”，把建立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视为实现“纯正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行路径。
从国家主义必然走向帝国主义，以国家民族主义为思想武器，以国家力量为后盾，以战争方式挑战欧美构筑的国家秩序。日本作为世界上的无产者，为反抗横跨全世界之大富豪英国和占有地球北半球之大地主俄国，只能“诉诸战争匡正非正义之国际性划界。假若此为侵略主义、军国主义，那么，日本就应在全世界无产者阶级欢呼雀跃声中，加冕此黄金之冠。”
北一辉关于改造日本的法案大纲已不限于国家主义层面，而是“倾向于超国家主义”，成为日本二战前右翼的“教主”和“日本的超国家主义的理论指导者”，他的“远大抱负”是夺取全地球，建立一个“革命性的大帝国”。
一方面主张通过国家的力量来完成社会进化， 把国家视为社会存在的前提，进而把国家间的“生存竞争”，即现实中的 帝国主义战争视为建立“革命性帝国”的首要方式。
另一方面，着力揭示社会不公的根源在于财阀官僚占有了社会的主要资源，把改造国家的希望寄予社会底层，认为 来自底层的反抗才是革命性变革的唯一动力，尤其是军队下层军官最有希望成为改造国家的有生力量。
大正时代民族主义向国家主义的演变
民权：政党政治尽管取代了藩阀政治，却没有形成稳定的民主制度，实际上还是官僚政治在国家运作上发挥了核心作用；
国权：日本寻求改变既有的国际秩序、重新确立其国际地位的主张遭致了英美国家的抵制和约束，尤其是日本对华“二十一条”的要求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列强的反对，并激起了中国的反日运动。
大正民主主义运动
大正元年1912年，第一次宪政维护运动明确提出了“打倒阀族，拥护宪政”的口号，由此开启了“大正民主主义运动”。
1913年2月11日，在全国性群众抗议活动中，桂太郎内阁不得不提出总辞，西园寺亦退出政治舞台，“桂园时代”结束了，“大正民主主义”时代开始了。
1919年日本政府降低了纳税资格，有选举权的人从45万人增加到300万；
1925年（大正十四年）日本实行了男子普选制度，废除了选举资格上的财产限制，凡年满25岁以上的日本成年男子皆被赋予了选举权资格（被选举权为30岁以上），使得日本的选举人口从334万增加到1415万。
新闻言论自由空间不断扩大。东京、大阪的著名大报社均有全国的通讯网和读者网，《大阪朝日》、《大阪每日》等报纸的发行量为百万份，东京的《朝日》、《日日》、《报知》等报纸的发行量也在七八十万份。独立于政府的新闻界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社会势力，成为国家的“第三种权力”。
民本主义
吉野作造提出的“民本主义”理论，奠定了大正民主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基础。
吉野在《中央公论》上发表《论宪政本意及其贯彻之途径》，为大正民主主义运动提供理论依据。详细阐述“民本主义”政治学，提出民本主义就是民主主义的一种翻译，本意是指“ 国家主权运作的基本目标属于政治上的人民”，宪法的根本精神在于民本主义，进而指出了民本主义所要求的两大纲领是： 国家主权运作政治是为了一般民众的福祉，政策的决定依归于一般民众的意志。
为实现民本主义的两大纲领，吉野主张改革枢密院、贵族院、军部等特权机构，提倡基于言论自由和普选制的政党政治。
明治时代的启蒙运动以来，最有代表性的思想是福泽谕吉的“民权”论，德富苏峰的“平民主义”，中江兆民的“民约”论和“君民共治”说，包括加藤弘之曾经倡导的“天赋人权”说。但思想始终无法转化为具体的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安排。
大正民主主义运动在吉野作造民本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具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具体的政治运作方式，它区别于明治时期自由民权运动的显著特征，就是确立“议会主义”指导下的代议制和内阁制，突出强调“ 能够接受国民监督而运行的政治是最好的政治”，其核心要义是：
- 彻底遵守选举道德，并实现思想、言论自由和普选；
- 实现以责任内阁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政党内阁；
- 限制上院和元老的各种超法律权力，尽可能减少枢密院、贵族院、军部等非立宪势力对政治的介入。
但吉野作造仍然没有跨越国体论和民族主义。
民本主义提倡的人民主权论——其制度载体是议会主权论，与明治宪法所确立的天皇主权论——“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拥有国家统治大权，天皇制是日本国体，构成了根本性的理论冲突。
吉野作造一直回避谈论国体论，他把“德谟克拉西”翻译为民本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就是试图在不直接对抗天皇国体论和明治宪法的前提下，主张人民的参政权以及确立议会在国家权力架构中的最高位置，却放弃了对天皇主权论的合法性追问。
美浓部达吉提出“天皇机关”说，“统治权的主体不在天皇，而属于国家，天皇是国家机关”。对明治宪法的批判实际上是对君主主权的批判，而吉野作造不接受天皇机关说。
在法律上承认天皇主权而在政治上实现民主主义，也就是实现天皇主权和内阁治权之间的平衡，在大正后期遭遇了根本性挑战，吉野作造一直试图回避的日本天皇制国体恰恰就是大正民主主义寿终正寝的终极根源。
他在“中国政策”论上无法始终如一地贯彻“国际民主主义”精神，而是被一种潜藏于其内心的民族主义情结所牵引。一旦涉及到中日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时，基本上是站在本国政府一边，支持以一种战争的方式来解决中日关系问题。
明治政府的帝国主义教育和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培养了他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生存观。
社会主义运动一直拒绝参与普选制，而期待以俄国苏维埃革命的方式来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导致普选运动和吉野民主主义失去了左派的支持。
社会主义者激进的政治主张不仅试图彻底颠覆天皇制度，而且也试图彻底颠覆普选制。因此，社会主义运动从诞生起，就与日本政治转型进程格格不入，最后走向北一辉的“国家社会主义”。
国家主义
日本的国家主义不仅在朝野均有持续的回应，更重要的是会转化为一种强大的政治实践和政治力量，进而决定政治制度演变的方向与路径。大正民主主义或许不惧与国家主义的理论对抗，但它最终无法抗拒国家主义必定演化为一种国家暴力的趋势。
发源于北一辉的民粹主义思想动员形成了三个集团：
- 西田税发起的青年军官运动，企图从国家手里夺取军队，再通过政变来改造国家。
- 井上日召成立的恐怖主义集团血盟团，专门从事暗杀活动，自述天皇亲政、废除议会制、改革教育、限制私有财产等内容的“国家改造”构想。
- 以大川周明和桥本欣五郎大佐为核心的“樱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一些陆军幕僚和青年军官。将北一辉视为精神导师，广泛传播北一辉著作的思想。
三个集团在价值观上与社会主流人群格格不入，打着改造国家的旗号而从事反国家的行为，遭到政府持续打压。
但民粹主义最终还是进入到国家主义的轨道，成为被国家主义利用和操控的底层力量。
在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合流进程中，大川周明扮演了一个远比北一辉更重要的角色，他成了军部的灵魂人物。
1922年，大川周明受聘成为东京社会教育所的讲师。1923年，大川周明将研究所改名为“大学寮”，扩大了招生规模，引进了新的研究课题，如经济、社会和国防问题等。大川周明开设的课程叫作“日本精神研究”，这项研究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是—— 日本是最好的国家。与北一辉彻底分道扬镳后，大川周明开始游走上层路线，在1920年代中期赢得了一群有权有势的政治和军事精英的垂青。
他的《亚洲，欧洲和日本》，预言为了达到东方和西方在道德上的统一，将会爆发一场战争：“如同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在创造新世界的过程中，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殊死搏斗是必然的。”他竭力向日本国民证明，东方最强大的代表是日本，西方最强大的代表是美国，两国会在争夺霸主地位的斗争中短兵相接。
文人的思想力量在国家主义机制下会成百倍地放大武夫们所施行的战争暴力，大川周明全力营造的“昭和维新”，实践了他与北一辉关于国家改造的构想，为迎来了一个军部主导的极端国家主义时代奠定了思想基础。
昭和时代国家主义向极端国家主义的蜕变
军部时代是明治以来军事体制演变的必然结果，与天皇制国体紧密相关。
在法律上：
明治宪法明确规定：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统帅陆海军，拥有对外宣战权。
而且，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这意味着不能以任何理由剥夺天皇的皇位，不能让他为行使君权时逾越了法律界限而负责。
行使其君权的所有责任必须由国务大臣和其他机关承担。所以不会专对天皇进行任何批评，而只能批评其君权的工具。
法律，尤其是刑法，原则上不适用于天皇，因为没有一个法庭能够审判天皇本人，他不受制于任何法律。
在精神上：
1882年，日本陆军省以天皇名义发布《军人敕谕》，要求所有军人尊天皇为大元帅，定下尽忠节、正礼仪、尚勇武、重信义、强质素五条精神，将“武士道”精神所推崇的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纳入在新的军人规范中，转化为对天皇的道德忠诚，要求军人用生命誓死捍卫天皇。
在政府制度上：
《军人敕谕》同时也规定了军人“不介入政治”的原则，要求军人在效忠天皇的同时不参与政治事务。
但是，自明治政府以来，以长州藩和萨摩藩为代表的藩阀政治所衍生出来的军阀系统，实际造成了军人可以介入政治、政治家却不能介入军事的局面。
明治内阁制度实行一条特殊规定：内阁成员中陆相和海相必须是现役陆军和海军大将或中将，陆相和海相名义上为内阁成员，却只须对天皇负责，可以直接向天皇请辞。
在此规定下，陆相和海相在内阁中成为关键性阁员，他们的去留决定了内阁的存废。军部与内阁发生冲突时，他们可以指使陆相或海相向天皇请辞，同时又不指定继任者，从而导致内阁不完整，首相只能率内阁总辞。
在军部内部：
军部并非是一个抽象的统一的整体，其内部存在着复杂的构成。
如果说由北一辉和大川周明发起的国家改造运动，是从“外部”对军部的影响，那么，在军部“内部”，自大正以来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势力——少壮派军人，他们主张通过改造军队进而来改造国家。
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后来被称为“陆军三羽乌”）是日本士官学校第十六期同学，派驻欧洲期间充分领略了军队体制、武器、战略战术现代化的重要性，立志以欧洲先进国家为榜样改造日本军队。1921年10月，三人与东条英机一起，在德国南部度假胜地巴登巴登签署密约，约定“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态势”。
密约既是军事纲领，也是政治纲领，力求以此为指导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政治军事局面，既反对军部中的“萨长系”势力，也反对政党内阁对军队的控制与限制，主张军队不再是传统的国家保护者，而是能动性的国家体制改造者。
裕仁天皇登基之后，少壮派军官开始着手推动“昭和维新”运动，军队系统内部形成了多个青年军官组织。
一夕会：1929年5月成立，由永田铁山成立的二叶会与铃木贞一成立的木曜会合并而成。
主要目的是要刷新陆军人事，拥立非萨长系的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林铣十郎三位将军重整陆军，把解决满洲问题作为重点。
主要成员除了“陆军三羽乌”之外，还有建川美次、河本大作、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山下奉文、石原莞尔、铃木贞一、武藤章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日本主导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罪犯。
樱会：1930年成立，以大川周明和桥本欣五郎中佐为核心。
参谋本部里的近三分之一军官成了樱会骨干。理念接近一夕会，行动上更加激进，主张采取以武装政变和暗杀等暴力方式来消灭军部和内阁的官僚体系。
五一五事件中，首相犬养毅被暗杀，标志着政党政治的终结。
昭和维新
丸山真男划分日本法西斯主义或极端国家主义形成与发展的三阶段：
- 准备期，大正八、九年（1919—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31年“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民间右翼运动时代；
- 成熟期，民间的右翼运动开始与部分军部势力勾结，昭和六年（1931年）的满洲事变前后到昭和十一年（1936年）著名的“二二六事件”，急进的法西斯主义的全盛期；
- 完成期，也即体制化时期，国家主义运动以“近卫新体制和战争”的形式而高度集中，从“二二六事件”之后到二次大战结束。
在昭和时期，朝野上下几乎没有人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对于推动日本走向自我毁灭的巨大危害性，相反，“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及运动”被冠名为“昭和维新”而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右翼分子和军部认为明治维新所确立的天皇制国体在大正民主主义的冲击下面临着崩塌的危险，昭和时代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就是要“革新”日本的国家体制。
昭和维新刚开始的目标是北一辉、大川周明、西田税等推动的国家改造运动。
“满洲事变”之后，石原莞尔、桥本欣五郎等军部分子开始构想“昭和维新”的理论纲领。
石原莞尔“主张先处理外政（处理满洲问题等）而后实行内部改造，论证对美“最终战争”的必然性，鼓吹日本应该尽快通过战争方式解决所谓“满蒙问题”。
为配合进行国民总体战，石原莞尔提出了建设“统制国家”的构想，即制定国家产业统制政策，在国家层面最为合理且最为有效地动员现行经济机构以及运用这些经济机构的有用之才，强化国家对经济和国民生活的统一管制与管理。
石原莞尔对“昭和维新”的定义是：
“所谓昭和维新，就是 从西洋式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向全体主义、统制主义、国家主义的跃进。”
“昭和维新”不仅要完成日本 由自由主义转向统制主义的国家革新，而且还要完成 以东亚大同为目标的东亚革新，最后是 通过最终战争完成世界革新。
进入法西斯主义时代
以1931年“满洲事变”为转折点，日本开始进入法西斯主义时代。
民间右翼团体迅猛发展：
以北一辉和大川周明为代表的“犹存社”提出的“日本改造方案”，才是昭和时期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思想指南。
陆军激进派成立的秘密组织“樱会”和大川周明等民间右翼组织走到一起，开始发挥其政治实践力。
“全日本爱国者共同斗争协会”和“大日本生产党”诞生（1931年），开始将零散的右翼运动汇集成一股更统一的政治势力。
左翼被法西斯主义思想所主导：
社会民众党内部赤松克麿等掀起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发生分裂之后，又筹划成立国家社会主义新党。
全国工农大众党松谷与二郎支持军部势力策动满洲事变，后来又主张成立日本国家社会党。
1933年，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共同发表“转向”声明，宣布脱离共产国际，转向“天皇制下的一国社会主义”，反对“反君主斗争”，主张建设日本、满洲、朝鲜、台湾劳动群众结合的社会主义国家。
共产党干部中村义雄出狱后，于1934年成立“皇魂社”，从共产主义者变成天皇主义者。
1931年东京大学成立“朱光会”，鼓吹皇国史观，信奉天皇中心主义，誓言要将大日本精神“宣布世界”。
到了1937年中日爆发全面战争，知识分子几乎整体参与到军部发动的“总体战”的理论动员中，为大东亚“圣战”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制造理论根据。
在乡军人和官僚为主的政治势力成为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
成立于昭和七年（1932年）以田中国重大将为中心的“明伦会”，鼓吹用武力征服中国。
成立于昭和八年（1933年）的“皇道会”，成员包括在乡军人和农民协会的会员。
平沼男的“国本社”、安冈正笃的“金鸡学院”及新官僚为主的“国维会”，聚集了军部、官僚、财界等占领导地位的人物，强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横向联系。
论证天皇制国体的合法性
自明治立宪以来，天皇制国体的合法性从“神道”、宪法和国民教育三个层面获得了全面论证。
- 展现“国体论”的 神道体系：强调日本国体是万世一系的皇国，也是被诸神护佑的神国，基于王政复古而打造国家神道，将“惟神之大道”视为“国体论”的灵魂，将天皇视为天下大神，提倡“敬神崇皇”和“忠君爱国”。从1879年东京招魂社升格为官币敕祭的靖国神社，全日本形成了以国币、官币神社为根干，都道府县市町村各级神社配套的国家神道体系。
- 将“国体论”写进 国家大法：明治宪法明确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一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三条），“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第四条），从而将“皇国论”和“神国论”等“国体论”的核心价值观植入国家大法。
- 将“国体论”确定为 教育总方针：1890年发布《教育敕语》强调，“朕惟皇祖皇宗肇国深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在于此。”
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和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共同构成了大正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
天皇机关说将国家最高权力置于国家而不是君主，认为君主是作为最高的国家机关而总揽国家的统治权，君主不可将这一权力视为自身的权利而享有之。天皇机关说在不触犯天皇主权的前提下，对帝国宪法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宪政主义诠释。
而昭和时期的“国体明征”运动把天皇机关说视为干犯天皇大权、紊乱国宪的罪恶邪说，不是当作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而是当作一个政治问题来讨伐，强调天皇机关说是反国体学说，标志着昭和“维新”时代对大正民主时代的彻底否定。
主张“昭和维新”的军部势力“革新派”，包括“皇道派”和“统制派”：
皇道派：以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两位大将为盟主，以来自农村的底层青年军官为主干，主张在天皇亲政下改造国家，实行“尊皇讨奸”以彰显“国体”；统制军队开展革新，尤其是把统制经济作为其重点”，强调组织和机构比人重要，革新的重点是建立军部主导的“举国一致”体制；
统制派：以永田铁山少将、东条英机少将等高级幕僚为核心，主张合法地进行国家革新，也就是采取由陆军大臣向政府提出政治上的要求，进而强力推进政府的方式。按照皇道中心的精神主义开展革新”，不重视经济政策，强调人比组织重要，革新的重点是人事，强烈要求清除蒙蔽天皇圣心的“君侧之奸”。
二二六事件后，来自底层的青年军官和民间激进右翼组织为中心的法西斯运动开始后退，军部的皇道派被彻底肃清，统制派完全占据了军部的首脑层。
自下而起的法西斯化被压制，由上而来的法西斯化则迅速扩展，军人的疯狂并没有因为皇道派的失败而有所收敛，军部在统制派的主导下，把日本推向了更加疯狂的战争轨道。
国家总动员与“一国一党”运动
侵华战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
8月15日，近卫内阁发表声明，表示日军的行动目的是要教训无视日本权益的中国。
9月2日，日本正式将7月以来的一系列军事冲突总称为“支那事变”，中日两国在双方政府均没有宣战的情况下展开了全面战争。
1938年11月3日，近卫文麿首相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声称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在于在亚洲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这是符合世界历史潮流的行动，如果中国政府改变立场协助日本建立亚洲新秩序，日本保证两国可以平等协作。
1938年12月中旬汪精卫逃出重庆以后，近卫内阁于当月23日再次发表声明，表示中国的新政权只要满足承认“满洲国”、同意日军在部分地区驻扎、共同防共等条件，日方可以不要求割地赔款，并保证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中国展开经济合作。
战争总动员
1937年9月11日，近卫文麿首相在日比谷举行的纪念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演讲会上，宣称这场战争是日本为了真正的国际主义，通过调和东西方的道德来为世界历史作出贡献的机会。随后，内阁迅速启动了“国家总动员”计划。
1937年10月，成立了“企画院”的新机构，专门指导国家总动员计划的落实与展开。
1938年4月，国会发布《国家总动员法》，并根据该法先后发布了《军需工业动员法》、《临时资金调整法》、《进出口物质等临时措施法》等相关法案，将国民经济转入战时统制模式，实行战时军需生产的物资管理，以及国家对劳动力、资金、物流等多方面的统制，对工业原料和粮食实行配给制。
一国一党运动
头山满和一条实孝公爵、山本英辅海军大将在1937年12月16日的报纸上联名发表《敬告全体国民书》，声称把宪法政治理解为政党对立的政治实乃西洋思想的余毒，号召建立“皇国之政党”，“实现我国独特的政治结合，使之成为内外国运发展之基轴，……实现强有力政党的新组织，应明征全体国民民意之归趋……”。
1938年1月11日成立了举国一致联盟，该联盟公开提出“一国一党”的口号，要求取消政党，通过一国一党实现举国一致，支持近卫内阁的战争政策。
1939年1月4日，近卫内阁因为与军部在处理中国战事问题上存在重大意见分歧而宣布总辞。近卫文麿意识到要想对抗军部干预政治，必须出现一个获得国民各个阶层支持的强有力的政党。
近卫文麿的御用理论家矢部贞治的理论根据是：
“要把所有的政治势力和国民的全部力量集中、统一、协同于一元化政治的指导意志之下，就是要建立一种国策的决定及落实，能够妥善、有效、迅速、果断推进的体制。
这种强有力的国家体制作为20世纪现代国家的体制，乃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尤其是对于正面临着处理中国事变、建设东亚新秩序这种伟大事业的我们日本来说，身处世界性战乱的旋涡之中，无论是为了确立高度国防的国家，还是为了实现东亚的自主外交，都是绝对必需的根本制度。
投入全体国民的所有力量，通过其自发能动的参与，结合一元化的国家意志协同、集中，正是一君万民的日本政治的根本原理。
强大有力的政治体制的根本条件……第一，国家的政治性指导意志必须经常保持一元化；第二，全体国民的灵魂与指导意志必须结合在一起。”
近卫内阁建立了“新体制”，其核心内容是解散政党体制，实行一国一党；建立“大政翼赞体制”，实行超政党的国民运动。
1940年7至8月，民政党、政友会、社会大众党等先后宣告解散。同年10月12日，“大政翼赞会”正式成立，近卫文麿任党魁，大政翼赞会成为国民总动员体制的唯一政治组织，从道府县到市区町直至村庄街道，都建立了支部，日本真正进入了“一国一党”时代。
近卫内阁引入了两个极端法西斯分子作为重要阁员，东条英机担任陆军大臣，松冈洋右担任外务大臣，为日本进一步开辟了“走向战争的道路”，近卫内阁被称之为“发动战争的内阁”。
军部与内阁达成的共识是：
- 进一步加强德意日同盟关系；
- 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 将英、法、荷在亚洲的殖民地置于东亚新秩序内加以处理；
- 决心排除美国用武力干涉建设东亚新秩序。
至此，日本进入了“法西斯主义的完成期”，法西斯主义与现实的国家机构合为一体，开始走向正规、完善的法西斯主义。
第三届近卫内阁总辞时（1941年9月），东条英机接棒组成战争内阁，将“大政翼赞运会”进一步发展成军部主导的“翼赞运动”。
1942年众议院选举，以众议院议员为中心的政治团体“翼赞政治会”，军部内阁，民间各种右翼团体，共同构成了三位一体的翼赞政治体制，也就是东条英机的战争体制。从政治合法性来看，法西斯主义政权获得了巨大的民意支持，包括来自于知识分子的学术支持。
知识分子参与“总力战”的理论总动员
实行战时统制体制，进行国家总动员，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发动全体国民参加“总力战”。
1937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在紧急派遣陆军部队前往中国淞沪地区参战的同时，决定开展“国民思想运动”。8月24日，内阁会议通过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实施纲要”，号召全国上下“以举国一致、坚忍不拔的精神，克服持续的艰局，扶翼皇运，应官民一体，兴起一次大的国民运动。”
9月11日，近卫文麿首相在日比谷举行的纪念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演讲会上发表演说，宣称对华战争是日本为了真正的国际主义，通过调和东西方的道德来为世界历史作出贡献的机会，他呼吁国民支持政府和相关民间团体为战争出力，节约消费、增加税收、努力工作、购买战争国债以及到政府邮局存钱。大众媒体纷纷赞扬近卫文麿的这一演说从哲学层面说明了中日战争的正当性，之后开始流行用“圣战”来称呼这场战争，把战争神圣化。
在“总力战”的体制下，从报界到大学教授和各类文化人，既是国家总动员的统制对象，又是国家总动员的推进力量，少数对战争性质持异议的人士和媒体，则遭到严厉打压。
新闻媒体在国家总动员时期的主要使命，是宣传日本对外战争的正当性，鼓动国民的参战热情，号召社会各界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参与国家总力战。
而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等知识分子，则要系统地论证战争的深远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推动建构“总力战”的意识形态。
“昭和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国家主义，其理论逻辑是“近代的超克”——即用东亚（以日本为中心）现代性来超越西方现代性，重建日本在“世界史”和世界秩序中的支配性地位，用战争手段推动建设“东亚协同体”和“大东亚共荣圈”。
学者们需要建构比明治时期“文野之战”（以福泽谕吉和德富苏峰为代表的日本知识人，主要是以“文野之战”论（文明对野蛮之战）为日本进行对中国的战争提供正当性理由）论更为新颖的理论，以便为日本政府进行“大东亚战争”提供更为全面的理论证明。昭和时代提出的“东亚”论，“世界史”论，“近代超克”论，构成了“昭和意识形态”的主要理论基础。
“东亚”论：重构亚洲主义叙事
亚洲主义具有双重理论面向：既学习欧洲，又对抗欧洲，亚洲与欧洲处于一种错综复杂的二重关系。
到了1930年代前后，日本的亚洲主义叙事日趋被一种“东亚”主义话语所取代，“东亚”概念既承载着关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想象，更是承载着帝国日本进行大规模军事扩张的政治想象。
1930年，京都帝国大学校长、考古学家滨田耕作出版了《东亚文明的黎明》一书，该书在日本思想史上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东亚”和“东亚文明”的概念：
东亚首先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它是在亚洲的东部，以支那（中国）为中心，韩国、日本与其接壤而自然形成的一个共同的文化圈。
东亚内部存在着多元的文化，即中国文化、日本文化和韩国文化，这意味着中国文化和东亚文化并不完全是重合的。
“东亚”概念的提出，首先是在文化上否定传统的“中国中心主义”，把中国从东亚的中心位置里驱除出去，取而代之以确立日本在东亚的中心位置。
其次就是在政治上重新勾画东亚的地缘政治版图，为近卫文麿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中日爆发全面战争，需要学者们进一步论证战争的正当性，于是，从“东亚新秩序”的政治理念又进一步演绎出“东亚协同体”的构想，发表了大量相关著述，并通过汪伪政府翻译引进到中国，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有：《大东亚战争的性质》、《真正的中日和平》、《东亚之自主圈与共荣圈》、《东亚共荣圈与民族主义》、《日本民族之优秀性》。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东亚”概念又进一步演化为“大东亚”概念。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家矢野仁一在1944年，也就是在日本即将全面战败的前夜，发表了《大东亚史构想》一书，提出了“大东亚史”的范围：
大东亚史的范围应该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这包括以下内容：
- 以日本为主；
- 以支那为中心的周边诸国家民族，即认为属于支那政治文化史范围的诸国家民族；
- 受印度阿拉伯等商业宗教文化影响，属于支那政治文化圈外的南方圈诸国家民族。
“大东亚战争”让“东亚”概念明确具有了双重面向：
一方面是消解“中国中心主义”，对中国说不，进而确立日本在亚洲的中心地位；
另一方面是用“东亚”概念来抵抗“西方中心主义”，对西方说不，进而确立东亚在世界秩序中的核心位置。
基于东亚概念所建构起来的有关东亚的一系列哲学和历史学叙事，为日本同时进行两场战争——对中国的战争和对英美的战争——提供正当性的理论依据，从而彻底沦为国家主义政治动员的工具。
“世界史的哲学”：重构世界新秩序的原理
在与世界秩序相冲突的形势下，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目的，不仅是要在东亚世界中确立日本的中心地位，而且要通过东亚地缘政治力量的崛起重组世界秩序，让日本重新成为“国际政治游戏中的主要制衡力量”。要完成这项历史性任务，日本必须提出自己关于世界秩序的理论，重述“世界史”和“世界史哲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主要代表人物是深受著名哲学家西田几多郎影响的一批年轻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西洋近代哲学研究者高坂正显、宗教哲学家西谷启治、历史哲学家高山岩男、西洋史学者铃木成高等。
他们在1942年连续召开了三次座谈会，座谈会的主题分别是：“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与历史性”，“总力战的哲学”。三次座谈会的纪要发表于1942—1943年的《中央公论》上，后结集为《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一书。京都学派的“世界史的哲学”构成了昭和战时话语体系中一个哲学和历史学制高点。
西田几多郎《世界新秩序的原理》：
“各国家民族以各自个性化历史生命为生存根基，同时，秉承各自不同的世界史使命而结合为一个普世的世界……这必然是由此次世界大战所要求的世界新秩序的原理。”
高山岩男的《世界史的哲学》进一步引申出关于多元论世界的观点：
“我们在地球上的人类世界中，必须承认多种世界史、多种历史性世界的存在。总之，坚持历史性世界的多元化立场，乃是考察真实的世界史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西田几多郎关于世界新秩序的原理，高山岩男关于多元论世界的看法，在学术上有其正当性理由，世界普遍史的构成当然取决于各民族国家的个性化历史生命，东亚史的撰写者参与世界史的重新书写亦是其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尤其是在殖民主义时代形成的世界史带有深刻的帝国主义印记，重撰世界史应该成为东亚学者的理论使命。
但是，京都学派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提出的“世界史的立场”和“世界史的哲学”，针对所谓一元论的“欧洲世界史”的统治提出了与之对抗的多元论世界，旨在证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必然崩溃解体的命运，形成了关于“欧洲近代原理彻底破产”的历史认识，最后得出了与“世界史”同时成立的“世界秩序”必须被重组的结论。
正是基于重构的“世界史哲学”和“世界史立场”，高山岩男把日本对英美的战争视为是“秩序转换之战、世界观转换之战，……要言之，对内对外均使其完成新的思想转换，这是本次战争真正的意义所在”。
高坂正显表述了相同的看法： 为了世界新秩序而进行战争，乃是拥有道义性生命力的民族所展开的主体性、能动性行动，所谓世界史的革新即成为道义性民族所负有的“世界史的使命”，承担此种“世界史的使命”的是日本， 日本决定着世界史的方向，承担着引导世界前行的“世界史的必然性”。
子安宣邦指出他们关于“世界史”的一整套理论作为一种隐蔽的欺骗性叙事，实质在于：
“对于世界史的再认识和追求其重组的要求，也便是对近代进行批判性超越的要求。世界史的哲学最初便披上了超越欧洲近代的世界观外套。但是，这个世界史的哲学从自身立场出发所形成的世界认识和近代批判的话语，成了也只能成为推行大东亚战争之帝国日本立场的哲学化粉饰。”
从日本新的“世界史立场”出发，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和对英美的战争在学者的理论论证中都具有了重组“世界史”的正当性。
高山岩男毫不掩饰其为大东亚共荣圈提供合法性证明的理论企图，认为日本作为“共荣圈的核心国家，只有以周围其他国家为媒介才能确立起世界史中的主流地位。没有政治支撑的文化是无力的，没有文化支撑的政治是盲目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今世界已经进入新的政治史时代。而且，这种政治力量不是单纯一国的政治力量。它终将是以文化为媒介的广域政治力量。”而所谓“以文化为媒介”，不过就是对“世界史哲学”的一种自我期许。高坂正显也是在“实现世界史之意志”上，赋予“大东亚战争”以“圣战”的性质，认为日本通过战争重建世界秩序，标志着“世界史的转折”正在发生。
正是通过重述“世界史”和“世界史哲学”，京都学派最终建构了关于“圣战”、“总力战”和战争的形而上学，并 把重组“世界史”和世界秩序的权力赋予国家这个“绝对性存在”，认为在历史性世界中惟有国家才具有绝对权威和权力。抽象的哲学和历史学演绎，最终走向了国家主义的政治叙事，成为国家精神总动员运动中的一个核心部分。
“近代的超克”论：重构现代性理论
昭和十七年（1942年）7月23日、24日，“近代的超克”座谈会以“知识性协作会议”的名义在东京举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近代的超克”，构成了昭和时代日本人自我理解的话语，即“昭和意识形态”。
座谈会要重新建构与“世界史”叙事能够相提并论的现代性理论。
就是要重新认识日本的“近代”问题：何谓“近代”？为什么要“超克”近代？
首先，是重新定义“近代”。
原本“近代”代表着一种文明化进程，日本的近代化实际上就是一个“欧化”进程。
“近代的超克”就是要重新改写“近代”（现代性）标准，建立非欧洲的“世界史哲学”和“世界史立场”，创立日本自己的“近代”尺度。
其次，欧洲近代国家原理引起了世界规模的战争，导致以欧洲为中心的近代世界的终结。
日本必须创造有别于欧洲的近代发展模式，重构欧洲对世界的支配及其世界秩序。
第三，昭和意识形态实质是一种反“近代”话语：“被西方近代所侵犯而陷入混乱、备尝艰辛的就是近代日本。”因此，重新建构的日本“近代”是对近代欧洲模式的“超越”与“克服”，战争成了“超克”的主要形式。
第四， 日本“近代”与欧洲“近代”的对立，必然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制造地缘政治学的对立，这是日本发动对英美战争的特有逻辑：不是与欧洲帝国主义相同的“近代”逻辑，而是承担着超越“近代”逻辑的日本“世界史”逻辑，由此赋予日本对外战争以重新建构世界秩序的正当性，也就是赋予大东亚战争的“圣战”性质。
国民精神总动员进程中主要由知识人参与制造的“东亚论”、“世界史的哲学”和“近代的超克”论，为日本军部政府展开对中国和英美国家的全面战争提供了正当性证明，从“东亚”论到“东亚协同体”论再到“东亚共荣圈”论，从重构“世界史”到重构世界秩序，从重新解释“近代”标准到确立近代日本与近代欧洲的对抗性关系，均是为了证明日本进行的大东亚“圣战”具有转换“世界史”和建设“世界新秩序”的深远意义。
走向最后的崩溃
第三届近卫内阁在意识到与美国开战的巨大风险时，却已经无力阻止军部的疯狂行动了。
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赢得了初步胜利，在国内极大地刺激了民众的战争热情，许多人认为这是日本为了缔造亚洲的美好未来而作出的光荣而英勇的选择。
其后仅仅半年时间，日军势如破竹，先后侵占了新加坡、缅甸、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等战略要地，征服了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等广大领域，控制了这个领域的1.5亿人口和386万平方公里土地，连同以前侵占的朝鲜、中国沦陷区和印度支那，总面积达7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亿，形成了一个北起阿留申群岛，南临澳大利亚，西迄印度洋的庞大帝国，基本上实现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计划。
1942年4月18日，美军杜立特尔中校率领16个B25轰炸机组从海军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上起飞，成功空袭东京，对日本国民心理造成极大的冲击。
6月4日至7日，美国海军在中途岛海战中重创日本帝国海军，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美军转入战略进攻，日本被迫转入战略防御。至1944年3月，美军发动“马里亚纳海战”时已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同年10月23日至26日，美军再次发动“莱特湾海战”，几乎全歼日本帝国海军的残余舰只，使其丧失了远洋作战能力。
在日本败局已定的形势下，除了一些极端的军部分子还想负隅顽抗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出来鼓动年轻的学生们为国赴死。
1943年5月19日，京都帝国大学哲学教授田边元为学生作了题为“生死”的演讲。在演讲中区分出三种有关死的立场，即“自然的立场”、“自觉的立场”和“实践的立场”。
田边元向学生们推销的是死的“实践的立场”，即“不是将死观念化，而是实际上赴死”。
田边元为此提供的哲学证明是：
“我们所说的决死乃是更为积极的实践，并非把死视为可能，而是觉悟到其必然发生而仍然果敢地区实践。这实际上是将生投入死之中，而非一边活着一边在观念上思考死，并非自己处于安全的生之境地而去思考死的可能性。懂得必死，知道死无法逃遁，而依然去做应该做的、实践应该实践的，即把我们的生投向死。”
子安宣邦认为，在学生们死之将至的时刻向他们宣扬“为国而直截了当去赴死”的意义，“与其说是厉害，不如说是惊世骇人！”
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1943年作为小学高年级学生曾在恐怖之中被决意去死的情境，他要追问的是， “为国而死”作为民族主义的终极命题究竟有何意义——“为了国家，人们何以必须去死？”
田边元的国家哲学将国家与神的存在关联在一起，强调人惟有通过献身国家而与神同构一致性。
在子安宣邦看来，纯粹是“虚拟的神国主义话语”，是“残酷的哲学逻辑”，必须予以唾弃。
在田边元的演讲10天之后即5月29日，人们看到了阿图岛上日军玉碎的报道。10月21日，征召入伍的学生们怀揣着岩波书店文库本为难免一死而准备的书——《叶隐》，以及铭记着田边元教授为他们讲授的关于“死的实践”的教诲，毅然奔赴战场，迎接死亡。
神风特攻队自杀性进攻战术的实际效果极其有限，却反映出日军高层鼓励年轻士兵视死如归的决策与田边元的国家哲学如出一辙： 从来就没有把年轻士兵的生命当作真实的存在。
参加神风特攻队的士兵有不少是来自于大学生，这些年轻的特攻队员都是顶尖的知识精英，是名牌大学的公费学生，为了应征入伍提前毕业。他们思想活跃，阅读广泛，既拥抱现代性，也试图超克（overcome）之；他们学习西方文明成就，但也抵制西方的文化与政治霸权。大学期间，他们阅读了大量日本及西方思想和文学巨匠的作品，阅读的范围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人物，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斯多葛学派创始人芝诺，到日本及西方19和20世纪的文学和哲学，涉及的作者有康德、黑格尔、尼采、歌德、席勒、马克思、托马斯・曼、卢梭、马丁・杜加尔、纪德、罗曼・罗兰、列宁、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别尔嘉耶夫等，而且常常阅读的是外文原版。
但这些著作却没有挡住田边元对他们的影响，他们阅读的日本作者的书，最多的还是田边元。年轻大学生们原来并不想死，田边元的演讲强化了他们去牺牲的决心。
日本在二战前后所发生的令人震惊的变化——从疯狂的崛起到疯狂的自我毁灭，在许多时间节点上是可以被避免的，但是，日本最终还是走上了毁灭与自我毁灭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