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道德选择和信息长久保存的方式

因为最近《流浪地球》改编电影上映，刘慈欣科幻小说的话题又一次被炒热，有人翻出了几年前的一次吃人辩论让大家评说：

2007年在成都的白夜酒吧，刘慈欣和上海交大的科学史教授江晓原同样有过一场关于“吃人”的辩论。当时刘慈欣假设，如果世界末日，只剩下他、江晓原和现场一位主持人美女，“我们三人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我们必须吃了她才能够生存下去，你吃吗？”

江晓原说他肯定不会吃。

刘慈欣强调，可是全部文明都集中在我们手上。“莎士比亚、爱因斯坦、歌德……不吃的话，这些文明就要随着你这个不负责任的举动完全湮灭了。要知道宇宙是很冷酷的，如果我们都消失了，一片黑暗，这当中没有人性不人性。只有现在选择不人性，将来人性才有可能得到机会重新萌发。”江晓原则认为：“如果我们吃了她，就丢失了人性，一个丢失了人性的人类，就已经自绝于莎士比亚、爱因斯坦、歌德……还有什么拯救的必要？”

“毫无疑问，我们谁都说服不了谁。”8年后在接受《人物》电话采访时，江晓原对这场辩论仍然记忆犹新。

在江晓原看来，国际科幻创作的潮流——或者说主流都是反思科学。在19世纪末跨过儒勒·凡尔纳“科学颂歌”的旧时代之后，一个多世纪以来，整个西方世界的科幻创作者们，几乎都是在一个共同纲领下进行科幻创作的，这个纲领可以称为反科学主义。

“这个纲领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赞成这个纲领的人会自觉地在这个纲领指导下进行创作，而不赞成或尚未深入思考过这个纲领的人，也会不自觉地被裹挟着在这个纲领下进行创作。”江晓原说。20世纪之后，几乎所有西方科幻作品中的未来世界，都是黑暗和荒谬的，就是这个纲领最有力的明证。而中国的情形固然与之不同，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内的科幻作家们，整体上毫无疑问也都汇入了这股国际潮流。”

而刘慈欣是个例外。他仍然顶着那张“相信科学技术终将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过气纲领在写作。江晓原的疑问是，在科学主义这样的陈旧纲领下，为什么能诞生《三体》这样的一流作品？

“在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理论中，这样的现象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因为按照拉卡托斯的看法，研究纲领虽然会‘过气’，但我们永远无法判定任何一个纲领彻底失去活力。所以，一个过气的纲领，在刘慈欣这样的‘大神’手下，仍然有可能产生出一流作品。换句话说，《三体》的成功，并不能成为科学主义纲领优秀的证明，但是可以成为刘慈欣创作能力强大的证明。”

对刘慈欣来说，科技发展的焦虑当然存在。他说他一生从未有过怀疑科学的时刻，但他所面对的困境是：科技的进步逐渐从“轰”的一声变成了“簌”的一下，科技不再让人震惊了。

科幻小说家、同时也是科幻小说研究者夏笳曾与刘慈欣就此有过一次对谈，“比如说像我们更年轻的作家，我们可能会更关注人类面对变革之后，就是那个震惊劲儿过去了之后，我们怎么慢慢地适应新的这种过程，它可能是一种相对来说更加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写的作品里的主人公可能一开始就已生活在一个发生了变化的世界里面。通过他对这个世界的反应，让读者看到这个世界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世界有什么微妙的不同。”夏笳告诉《人物》记者。“但是刘慈欣并没有因为遇到的困境而调整他的写作策略，他仍然希望写出那种让人震惊的感觉。”

吴岩则更为悲观地认为，在这个科技早已被祛魅的世界，从长远看来，科幻小说整体而言都在走向衰亡。“这是大家的共识。”

江晓原问过刘慈欣一个问题，在中国的科幻作家中，其他人已走在了对科学理性存疑、反思，焦灼于科学给人带来的“异化”上，唯有刘慈欣仍然保持着一种老式的信仰，坚信科技发展会带来未来和光明。“但你又是最成功的，这是什么原因？

刘慈欣的答案是，“正因为我表现出一种冷酷但又是冷静的理性。而这种理性是合理的。你选择的是人性，我选择的是生存，而读者认同了我的这种选择。”他套用康德的一句话：敬畏头顶的星空，但对心中的道德不以为然。

在我看来，不需要像江晓原那样迂腐。不想死就吃呗，这是生物的生存本能。生命不存在了，文明有什么意义呢？

但另一方面，要清醒地认识到，吃人的动机是生存，不是冠冕堂皇的保存文明，不要用保存人类文明的名头来说服自己心安理得地吃人。
人类的文明不是像黄金珠宝一样可以打包保存转移的静态事物，抛开人及其实践活动谈文明也没有意义。
不存在“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吃了人生存下来后，人类的文明遗产就可以保存——只能是生存下来后“有可能得到机会重新萌发”，要重新萌发的也是文明。

这就像《三体》中认为在石头上刻字是保存信息最长久的方法。
当我们把信息当作死物时，能够想到的只有“保存”的方式，不管刻在石头、金属还是 DNA 中，都没有区别。
我倒是认为，想办法让信息对所有生命开放、共享和有价值，在全宇宙所有的文明中传播，成为永远流动的活着的信息，才是最长久地保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