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雷德·戴蒙德的《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Upheaval: Turning Points for Nations in Crisis》中，关于芬兰和苏联的那一章，可以对比乌克兰来看。戴蒙德本人应该也是认为乌克兰要避免直接与俄罗斯强硬对抗。
戴蒙德认为芬兰一开始有误判，但后来的多个选择很明智，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取得了苏联在安全方面的信任，哪怕在二战期间和纳粹德国有过合作。
而在俄罗斯-乌克兰关系中，这样的信任基础已经没有了，而且随着战争进行，越来越难以修复。俄罗斯认为北约咄咄逼人，乌克兰则认为克里米亚仅仅是开始。
芬兰坚持捍卫国家独立的核心价值观，用顽强抗争让苏联相信，使芬兰保持独立才是正确的选择。然后又达成了对危机的举国共识，在缺少外援和选择自由受到地缘政治因素严重制约等条件下，牺牲部分原则获取了最不可侵犯的政治独立。
但乌克兰-俄罗斯不可能照搬芬兰-苏联的经验，有太多变量，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比芬兰紧密得多，军事力量和国际环境差异很大，外部的援助起码比当年的瑞典们强，民族意识和决心，地形和气候条件， 核讹诈手段，政治家的素质和能力，等等。
置身事外者没有资格指手画脚。诸如“怎么还不投降，这是在拖全乌克兰下地狱”，或者“要是投降就是背叛自由世界的罪人”，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屁话。
芬兰调动1/6的人口投入战争，付出了总人口2.5%，10%的人背井离乡，也没有放弃保持独立；
然后在许多政策上又做出了屈服让步。孰是孰非、是否值得只有当事人自己有资格评判。
戴蒙德总结的影响个人和国家危机结果的因素：
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
1.直面身处危机的现实。
这是开展危机治疗的前提。如果缺乏对危机的认识，人们压根儿就不会出现在危机治疗中心，也不会想着自己着手解决所面临的危机。只有在人们承认“我的确身处危机”（这也许要花上很长的时间）之后，对危机的解决才有可能取得进展。
2.愿意承担责任。
仅仅承认自己身处危机是不够的。承认自己身处危机后，人们的下一句往往就是：“但我之所以会身处危机都怪别人，是其他人或外在因素导致我的生活如此悲惨。”这样的自我怜悯，以及受害者心态，是人们逃避个人危机时最常用的借口。因此，在承认自己身处危机之后，人们解决危机的第二道障碍，便是主动承担解决危机的责任。“没错，确实存在外在因素和其他人的影响，但他们都不是我。我无法改变其他人，我能全然控制的只有我自己的行为。如果我希望那些外在因素和其他人发生改变，我就得承担责任，有所作为，先改变我自己的所作所为。如果我都不采取行动的话，别人更不会主动地去改变什么。”
3.划清界限。
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身处危机，愿意承担解决危机的责任，并出现在危机治疗中心时，那么，他第一次治疗的重点就是“划清界限”，也就是发现并界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身处危机的人不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束手无策。所以，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身处危机者要审视自我，哪些方面正常运作，不需要改变，哪些方面应当抛弃或改变。
4.向外界寻求物质及情感支持。
我们当中大多数成功度过危机的人都会意识到物质支持和情感支持的珍贵，这些支持来自我们的朋友，以及一些互助群体，比如癌症病人互助会、戒酒互助会和戒毒互助会。常见的物质支持包括：为那些刚刚走出婚姻、从家里搬出来的人提供暂时的容身之所；为那些身处危机、暂时陷入无力状态的人提供细思明辨的建议；在获取信息、寻找新工作或新伴侣，以及重新安排托儿事项等方面提供实际帮助。情感支持则包括：做一名好的聆听者，帮助身处危机的人从千头万绪中理清问题，帮助其重拾暂时失去的希望和自信心。
对于前往危机治疗中心的当事人来说，向外界寻求支持是解决危机的过程中无法避免的首要问题之一：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需要帮助，当事人才会来到治疗中心。对于那些陷入危机但并未选择走进危机治疗中心的人来说，他们的求助也许来得更早，也许来得更迟，也许根本不会发生：有些人试图靠一己之力解决危机，不找援手，尽管这对他们来说会非常困难。
5.借鉴他人应对危机的方法。
我们当中大多数经历过危机的人都会发现，如果我们认识经历过相似危机的人，并且可以借鉴他们成功处理危机的方法，那对我们而言将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这些可借鉴的人最好是我们的朋友或者其他我们能够与之交流的人，这样我们就能从他们身上直接学到处理相似危机的办法。但这些人也可能是我们不认识的，我们只能从书中或从别人口中得知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应对危机的方法。
6.自我力量。
自我力量包含自信，却又比自信的范围要广得多。自我力量意味着人作为一个独立、自信的个体，无须寻求他人的认可，也不依赖他人而存活，拥有对自我和对目标的认知，并且接受真实的自己。自我力量包括能够面对强烈的情感，在压力下保持镇定，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准确认识现实，以及做出稳妥决定的能力。这些互相关联的品质对于人们探索新的解决方法，克服通常在危机中产生的无力感和恐惧是至关重要的。自我力量从人的童年时期开始产生，尤其受到父母的影响。对孩子本身的接受度高，不把自己的愿望强加在孩子的身上，不强求孩子早熟，也不要求他们一直扮演自己怀中的稚儿，帮助孩子学会如何应对挫折，对待孩子并非有求必应，但也不是所有的要求都不满足，这样的父母会使孩子具有更高的自我强度，从而使其更好地应对危机。
7.诚实的自我评估。
这一项因素同自我力量相关，但二者存在差别。对身处危机的人而言，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尽管这一过程难免会伴随着痛苦），弄清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区分应该继续保持的方面和应该做出改变的方面，是做出妥善抉择的基础。只有做出诚实的自我评估，人们才可以选择性地做出改变，发扬长处，改进短处。也许你会觉得，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诚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无须专门强调。但实际上，人们总会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欺骗自己。
8.应对过往个人危机的经验。
如果你以前曾成功地应对过几次不同类型的危机，那么你对解决新的危机会更有把握。相反地，如果你过去应对危机时没有成功，那种无助感会一直萦绕左右，暗示你这次无论如何都不会成功度过危机。过往经历的重要性解释了为什么相比年纪大一些的人，青少年和年轻人在面对危机的时候遭受的创伤通常会更严重。尽管亲密关系的破裂对每个年龄段的人来说都很令人痛心，但人们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时的确受到的打击更大。之后，当你再经历同样的事情时，无论有多痛苦，你都记得自己曾经历过类似的问题，并且最终走出了这种痛苦。
9.耐心。
我们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承受起初尝试改变时的不确定性、模糊性，或者是失败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耐心。面临危机时，人们很少一开始就能找到恰当的应对办法。相反，人们也许要尝试好多种不同的方法，检验这些方法是否能够解决危机，是否适合自己，直到最终找到最适用的解决方法。不能承受不确定性和失败的人，还有那些早早放弃寻找新的解决方法的人，没那么容易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全新的应对危机的方法。
10.灵活的个性。
通过选择性做出改变来克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理是，灵活的个性远比僵化刻板的个性要占优势。“僵化刻板”意味着故步自封的单一思维，认为凡事只有一种解决方法。这样的想法对探索其他的方法和破旧迎新来说无疑是一块拦路石。僵化刻板的个性可能源于个体以往受虐或受创的经历，又或者是成长过程中不被允许大胆试验，家规太严。灵活的个性可能源于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拥有自己做决定的自由。
11.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人心中所持的对自己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的那些信仰，这些信仰是人们的道德准则和人生观，诸如宗教信仰和家庭责任感形成的基石。在身处危机时，你必须清楚进行选择性改变的界限：哪些核心价值观是你拒绝改变的，毫无商量的余地？换句话说，在哪些方面你会告诉自己，“我宁愿死也不愿改变它”？比如，许多人认为对家庭负责、信仰宗教和诚实是不可动摇的核心价值观。我们倾向于欣赏那些在危机面前不背弃家人，不说谎，不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不偷盗的人。
但危机会衍生出一些灰色地带，在这些地带，曾经被看作不可动摇的信念和价值观也许会被重新衡量。
正因为这样，核心价值观也许能让解决危机的过程变得更容易，也可能会使其变得更艰辛。一方面，一个人的核心价值观能使他非常明确，这是力量和确定性的根源，在此基础上他可以深入思考自己身上有什么要改变。另一方面，当一个人的核心价值观在变化的环境中暴露出缺陷时，若他还要对其紧抓不放，就很可能会阻碍危机的解决。
12.不受约束。
最后一个因素是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意味着不受现实问题和责任的约束。假如你身上背负着照顾他人（比如孩子）的沉重担子，或者不得不应付一份强度极大的工作，又或者你的身体长时间暴露在危险中，那么尝试新的解决危机的方法对你来说难度就更大。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负担会使你无法走出危机，但它们确实会带来额外的挑战。
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因素
12个因素中，有大约7个因素和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
1.对国家陷入危机的举国共识。如同个人，国家有可能承认自己陷入危机，也有可能否认。不过，承认国家陷入危机需要取得某种程度上的国民共识，而是否承认个人陷入危机全凭个人决定。
2.愿意承担责任。国家和个人相同，要么愿意承担责任，采取行动解决危机，要么推卸责任，怨天尤人，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3.划清界限。通过“划清界限”，国家对自身的体制和政策做出选择性变革，区分需要改变的与无须改变的体制和政策。类似地，个人也通过“划清界限”做出选择性改变，区分需要改变的与可以保留的个人特质。
4.从他国获得物质和资金方面的帮助。国家和个人都有可能得到来自他国或他人的物质及资金援助。个人还可能会得到他人情感上的支持。
5.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经验。国家可以从他国应对危机的体制和政策中吸取经验，正如个人可以借鉴他人应对危机的方法。
7.诚实的国家自我评估。和个人一样，国家可能会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也可能不会。国家是否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需要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国民共识，而个人是否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则完全由自己决定。
8.应对过往国家危机的经验。国家拥有应对过往危机的经验，正如个人拥有应对过往危机的记忆。
以下两个因素与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之间的对应关系相对抽象一些，没有那么直接。
9.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在探索解决危机的方法时，假设第一次尝试的方法失败了，各国对失败的处理和探索其他解决方法的意愿各不相同。个人在面临失败和初次解决危机的尝试受挫时，表现也是不同的，我们通常把这种特质归为“耐心”。
12.不受地缘政治约束。各个国家的选择自由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限制，原因主要来自地理环境、经济实力和军事或政治力量的差异。个人的选择自由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约束，但与国家不同的是，个人选择的自由主要受育儿责任、工作要求和个人收入等因素制约。
余下的三项因素与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仅存在隐含的相似性。
6.国家认同。心理学家详尽地定义和描述了个人特质中的“自我力量”。这种特质是个人所特有的，我们不能说国家具备自我力量。不过，国家有一种被称为“国家认同”的特质，我们将会多次对此进行讨论，国家认同对国家的影响会让我们想起自我力量对个人的作用。国家认同囊括了一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特征，这些特征使一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保持自己的特性，是国家自豪感的源泉，也是一国民众所共享的价值观念。
10.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另一项被心理学家详尽定义和描述的个人特质是一个人随机应变的灵活个性，它的对立面是个人所呈现的僵化刻板的个性。这是深入个人性格的特质，并不会因事而异。比方说，假如一个人有从来都不借钱给朋友，但在处理别的事情上都比较灵活，那他就不能被贴上“僵化刻板”的性格标签。一个僵化刻板的人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会严格地遵循着设定好的准则去行动。国家是否也有这种贯穿大部分情况的僵化刻板特质，我们尚未明确。
11.国家核心价值观。最后一点，个人拥有诸如诚信、抱负远大、信仰宗教和承担家庭责任等个人核心价值观。国家也拥有一些可以被称为国家核心价值观的特质，其中部分国家核心价值观和个人核心价值观重合（例如诚信和信仰宗教）。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国家认同有关，但不能等同于国家认同。比如，莎士比亚和丁尼生的语言文字均是英国国家认同的一部分，但在被称为“至暗时刻”的1940年5月，它们并不是英国拒绝与希特勒进行谈判的原因。英国的铮铮铁骨来自这样一种核心价值观：“我们绝不投降。”
国家危机还会带来额外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个人危机中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也与在国家危机中的相似度较低。这些问题包括：
- 政治和经济制度在国家层面的关键作用。
- 国家领导者在解决危机中的角色。
- 更宽泛的关于集体决策的问题。
- 国家危机是通过和平演变还是通过暴力革命走向选择性变革。
- 不同类型的国家变革是作为一个统一的项目同步展开，还是在不同时间分别展开。
- 国家危机是由一国内部因素触发，还是因其他国家带来的外部冲击而导致。
- 曾经产生冲突的各方——国内各群体之间或一国与他国之间达成和解的问题（特别是在牵涉到战争或大规模屠杀的危机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