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过，艺术品的目的是表现基本的或显著的特征，比实物所表现的更完全更清楚。艺术家对基本特征先构成一个观念，然后按照观念改变实物。经过这样改变的物就“与艺术家的观念相符”，就是说成为“理想的”了。可见艺术家根据他的观念把事物加以改变而再现出来，事物就从现实的变为理想的；他体会到并区别出事物的主要特征，有系统的更动各个部分原有的关系，使特征更显著更居于主导地位；这就是艺术家按照自己的观念改变事物。
…幻想世界中的事物和现实世界中的一样有不同的等级，因为有不同的价值。群众和鉴赏家决定等级估定价值。五年以来，我们论列意大利，尼德兰和希腊的艺术宗派，做的就是这个工作。我们随时随地都在判断。我们不知不觉的手里有一个尺度。别人也和我们一样；而在批评方面像在别的方面一样有众所公认的真理。今日每个人都承认，有些诗人如但丁和莎士比亚，有些作曲家如莫扎尔德与贝多芬，在他们的艺术中占着最高的位置。在本世纪的作家中，居首位的是歌德。在法兰德斯画家中，没有人和卢本斯抗衡；在荷兰画家中，没有人和伦勃朗抗衡；在德国画家中，没有人与丢勒并肩；在威尼斯画家中，没有人与提香并肩。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的三大家，雷奥纳多·达·芬奇，弥盖朗琪罗，拉斐尔，大家更是异口同声，认为超出一切画家之上。－－并且，后世所下的最后的判断，可以用判断的过程证明判断的可靠。先是与艺术家同时的人联合起来予以评价，这个意见就很有分量，因为有多少不同的气质，不同的教育，不同的思想感情共同参与；每个人在趣味方面的缺陷由别人的不同的趣味加以补足；许多成见在互相冲突之下获得平衡；这种连续而相互的补充逐渐使最后的意见更接近事实。然后，开始另一个时代，带来新的思想感情；以后再来一个时代；每个时代都把悬案重新审查；每个时代都根据各自的观点审查；倘若有所修正，便是彻底的修正，倘若加以证实，便是有力的证实。等到作品经过一个又一个的法庭而得到同样的评语，等到散处在几百年中的裁判都下了同样的判决，那末这个判决大概是可靠的了；因为不高明的作品不可能使许多大相悬殊的意见归于一致。即使各个时代各个民族所特有的思想感情都有局限性，因为大众像个人一样有时会有错误的判断，错误的理解，但也像个人一样，分歧的见解互相纠正，摇摆的观点互相抵消以后会逐渐趋于固定，确实，得出一个相当可靠相当合理的意见，使我们能很有根据很有信心的接受。－－最后，不但出于本能的口味能趋于一致，近代批评所用的方法还在常识的根据之外加上科学的根据。现在一个批评家知道他个人的趣味并无价值，应当丢开自己的气质，倾向，党派，利益；他知道批评家的才能首先在于感受；对待历史的第一件工作是为受他判断的人设身处地，深入到他们的本能与习惯中去，使自己和他们有同样的感情，和他们一般思想，体会他们的心境，又细致又具体的设想他们的环境；凡是加在他们天生的性格之上，决定他们的行动，指导他们生活的形势与印象，都应当加以考察。这样一件工作使我们和艺术家观点相同之后能更好的了解他们；又因为这工作是用许多分析组成的，所以和一切科学活动一样可以复按，可以改进。根据这个方法，我们才能赞成或不赞成某个艺术家，才能在同一件作品中指责某一部分和称赞另一部分，规定各种价值，指出进步或偏向，认出哪是昌盛哪是衰落。这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按照一个共同的规则的批评。
…我们所要借用的评价的原则叫做“特征从属原理”…某些特征被认为比另外一些特征重要，那是“不容易变化的”一些特征；由于不容易变化，这些特征具有比别的特征更大的力量，更能抵抗一切内在因素与外来因素的袭击，而不至于解体或变质。
自然科学交给精神科学的结论，就是特征的重要程度取决于特征力量的大小；力量的大小取决于抵抗袭击程度的强弱；因此，特征的不变性的大小，决定特征等级的高低；而越是构成生物的深刻的部分，属于生物的元素而非属于配合的特征，不变性越大。
我们现在把这个原则应用于人，先应用在人的精神生活方面，以及以精神生活为对象的艺术，戏剧音乐，小说，戏剧，史诗和一般的文学。在这里，特征的重要的次序是怎样的呢？怎样确定各种变化的程度呢？－－历史给我们一个很可靠很简单的办法；因为外界的事故影响到人，使他一层一层的思想感情发生各种程度的变化。时间在我们身上刮，刨，挖掘，像锹子刨地似的，暴露出我们精神上的地质形态。在时间侵蚀之下，我们重重叠叠的地层一层一层剥落，有的快一些，有的慢一些。容易开垦的土质好比松软的冲积层，完全堆在浮面，只消铲几下就去掉了；接着是粘合比较牢固的石灰和更厚的砂土，需要多费点儿劲才能铲除。往下去是青石，云石，一层一层的片形石，非常结实，抵抗力很强；需要连续几代的工作，挖着极深的坑道，三番四复的爆炸，才能掘掉。再往下去是太古时代的花岗石，埋在地下不知有多深，那是全部结构的支柱，千百年的攻击的力量无论如何猛烈，也不能把那个岩层完全去掉。
浮在人的表面上的是持续三四年的一些生活习惯与思想感情；这是流行的风气，暂时的东西。一个人到美洲或者中国去游历回来，发见巴黎和他离开的时候大不相同。他觉得自己变了内地人，样样都茫无头绪；说笑打趣的方式改变了；俱乐部和小戏院中的词汇不同了；时髦朋友所讲究的不是从前那种漂亮了，在人前夸耀的是另外一批背心，另外一批领带了；他的胡闹与骇人听闻的行为也转向另一方面；时髦人物的名称也是新兴的；我们前前后后有过“小爷”，“不可思议”，“俏哥儿”，“花花公子”，“狮子”，“根特佬”，“小白脸”，“小浪荡”。不消几年，时行的名称和东西都可一扫而空，全部换新；时装的变化正好衡量这种精神状态的变化；在人的一切特征中，这是最浮浅最不稳固的。－－下面是一层略为坚固一些的特征，可以持续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大概有半个历史时期。我们最近正看到这样的一层消灭：中心是一八三〇年前后，当令的人物见之于大仲马的《安东尼》，见之于雨果戏剧中的青年主角，也在你们父亲伯叔的回忆中出现。那是一个感情强烈，郁闷而多幻想的人，热情汹涌，喜欢参加政治，喜欢反抗，又是人道主义者，又是改革家，很容易得肺病，神气老是痛苦不堪，穿着颜色刺激的背心，头发的式样十分触目，就象台威利阿在版画上表现的。如今我们觉得这种人物浮夸，天真，但也不能不承认他热烈豪爽。总之他是血统簇新的平民，能力和欲望很强，第一次登上社会的高峰，粗声大气的暴露他精神上和心底里的烦恼。他的思想感情是整整一代人的思想感情；要等到那一代过去以后，那些思想感情才会消灭。这是第二层，历史挖掉第二层所费的时间，既指出那一层的深度，也说明那一层的重要程度。
现在我们到了第三层，非常广阔非常深厚的一层。这一层的特点可以存在一个完全的历史时期，例如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时代。同一精神状态会统治一百年或好几百年，虽然不断受到暗中的摩擦，剧烈的破坏，一次又一次的镰刀和炸药的袭击，还是屹然不动。我们的祖父看到过这样一种精神状态的消灭：那是古典时代，在政治上是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爆发的时候告终的，在文学上是和台利尔与特·风塔纳一同消失的，在宗教上是由于约翰·特·曼斯德的出现和法国教会自力更生派的衰落而结束的。这个时代在政治上从黎希留开始，在文学上从玛布兰开始，在宗教上从十七世纪初起法国旧教的和平而自发的改革运动开始；持续了将近两世纪，标识鲜明，一望而知。文艺复兴期的风雅人物穿的是骑士与空头英雄式的服装，到古典时代换上真正交际场中的衣着，适合客厅与宫廷的需要：假头发，长统袜，裙子式的短裤，舒服的衣衫同文雅而有变化的动作刚好配合，料子是绣花的绸缎，嵌着金线，镶着镂空的花边，美观而庄严，合乎既要漂亮又要保持身份的公侯的口味。经过连续不断的小变化，这套服式维持到大革命，才由共和党人的长裤，长统靴，实用和古板的黑衣服，代替用搭扣的皮鞋，笔挺的丝袜，白纱颈围，镂空背心，和旧时宫廷中的粉红，淡蓝，苹果绿的外衣。这个时期有一个主要特点，欧洲直到现在还认为是法国人的标识，就是礼貌周到，殷勤体贴，应付人的手段很高明，说话很漂亮，多多少少以凡尔赛的侍臣为榜样，始终保持高雅的气派，谈吐和举动都守着君主时代的规矩。这个特征附带着或引伸出一大堆主义和思想感情；宗教，政治，哲学，爱情，家庭，都留着主要特征的痕迹；而整个精神状态所构成的一个大的典型，将要在人类的记忆中永远保存，因为是人类发展的主要形态之一。
但这些典型无论如何顽强，稳固，仍然要消灭的。八十年以来，法国人采用了民主制度，丧失了他的一部分礼貌和绝大部分的风流文雅，他的语言文字不同了，变质了，有了火气对待社会和思想方面的一切重大问题也改用新的观点。一个民族在长久的生命中要经过好几回这一类的更新；但他的本来面目依旧存在，不仅因为世代连绵不绝，并且构成民族的特性也始终存在。这就是原始地层。需要整个历史时期才能铲除的地层已经很坚固，但底下还有更坚固得多，为历史时期铲除不了的一层，深深地埋在那里，铺在下面。－－你们不妨把一些大的民族，从他们出现到现在，逐一考察；他们必有某些本能某些才具是在血里，和血统一同传下来的；要这些本能和才具变质，除非使血变质，就是要有异族的侵入，彻底的征服，种族的杂交，至少也得改变地理环境，移植他乡，受新的水土慢慢的感染；总之要精神的气质与肉体的结构一齐改变才行。
文学价值的等级每一级都相当于精神生活的等级。别的方面都相等的话，一部书的精彩程度取决于它所表现的特征的重要程度，就是说取决于那个特征的稳固的程度与接近本质的程度。以后你们会看到，文学作品的力量与寿命就是精神地层的力量与寿命。
首先有表现时行特征的时行文学，和时行特征一样持续三四年，有时还更短促；普通和当年的树叶同长同落：包括流行的歌曲，闹剧，小册子和短篇小说。你们倘使有勇气，不妨念一念一八三五年代的一本杂剧或滑稽剧，你们一定看不下去。戏院往往翻出这一类的老戏重演；二十年前轰动一时，今日只能叫观众打呵欠，戏码很快在广告上不见了。某一支歌曲当年在所有的钢琴上弹过，现在只显得可笑，虚假，乏味；至多在偏僻鄙塞的内地还能听到；它所表现的是那种段时期的感情，只要风气稍有变动就会消灭；它过时了，而我们还觉得奇怪，当年自己怎么会欣赏这一类无聊东西。时间就是这样在无数的出版物中做着选择，把表现浮浅的特征的作品，连同那些浮浅的特征一同淘汰。
另外一些作品相当于略为经久的特征，被当时的一代认为杰作。例如丢尔灰在十七世纪初期写的那部大名鼎鼎的《阿斯德雷》，牧歌体的小说，其长无比，尤其是沉闷无比；但当时的人对宗教战争的凶杀抢掠厌倦已极，很高兴在花丛与树荫之下听听赛拉同的叹息和细腻的谈吐。又例如特·斯居台利小姐的那些小说，《居鲁士大王》，《克来利》，无非铺陈一套西班牙王后带到法国来的过分与做作的风流文雅，用新的语言发表的堂皇的议论，细腻的感情，周到的礼貌，就象朗蒲依埃府中夸耀气派很大的袍子和姿态强直的鞠躬一样。许多作品都有过这一类的价值，现在都变为历史文献：例如利利的《攸费斯》，玛利尼的《阿陶尼斯》，巴特勒的《休提布拉斯》，该斯纳的取材于圣经的牧歌。现在我们也不缺少类似的作品，但我还是不提为妙。你们只要记得一八〇六年的时候，“埃斯梅那先生在巴黎完全是大人物的排场”；你们也可以计算一下，在文学革命初期被认为登峰造极而现在暗淡无光的作品有多少：《阿塔拉》，《阿庞赛拉日族的最后一人》，《那契士》，以及特·斯塔埃夫人和拜伦的好几个人物都在内。如今路程过了第一个站头，从我们的地位上远远的回顾，当时人看不见的浮夸与做作，我们不难一望而知。米勒伏阿写的有名的悼歌《落叶》，卡西米·特拉维的《美西尼阿女子》，我们读了同样无动于衷；因为两部作品都是半古典派半浪漫派，混合的性格正合乎处在两个时期的边境上的一代，而两部作品风行的时间也正是作品所表现的精神特征存在的时间。
好几个非常凸出的例子很显著的指出，作品的价值或增或减，完全跟着作品所表现的特征的价值而定。仿佛自然界在此有心作正反两方面的实验。有些作家，在一二十部第二流的作品中留下一部第一流的作品。既是同一作家，他的才具，教育，修养，努力，始终相同；但写出平庸作品的时候，作者只表达了一些浮表而暂时的特征，写出杰作的时候却抓住了经久而深刻的特征。勒萨日写的十几部模仿西班牙人的小说普累伏神甫写的一二十个悲壮或动人的短篇，现在只有好奇的人才搜求；但个个看过《吉尔·布拉斯》和《玛侬·雷斯戈》。因为在这两部作品中，艺术家很幸运的找到了一个经久的典型，每个读者在周围的环境中或自己的感情中都能发见那个典型的面貌。吉尔·布拉斯是一个受过古典教育的布尔乔亚，当过大大小小的差事，发了财，不大计较是非，一辈子脱不了当差身份，少年时代脱不了流浪汉作风，在社会上随波逐流，绝对谈不到清心寡欲，爱国心更其缺乏，只顾到自己的利益，拼命捞公家的油水，可是他心情快活，讨人喜欢，决不假仁假义，偶尔也能批评自己，做出一些老实的事来，骨子里还识得善恶，心地慈悲，老年安分守己，做一个规矩人收场。这样一个在各方面都说好不好，说坏不坏的性格，这样一种复杂而挫折很多的命运，不但存在于十八世纪，现在也有，将来也会有。同样，在《玛侬·雷斯戈》中间，那交际花心地不坏，为了爱奢华而堕落，但天生感情丰富，最后，对于她作了那么多牺牲的死心塌地的爱情，也能用同样的爱情报答。显而易见，那是一个非常经久的典型，所以乔治·桑在《雷奥纳·雷奥尼》中间，雨果在《玛利翁·特洛尔末》中间叫她重新出台，只是颠倒了角色，更动了时代。－－笛福写过两百卷作品，赛万提斯写过不知多少戏剧和中篇；前者以清教徒和生意人的头脑，那细节写得逼真，精密，正确到枯燥的程度；后者的笔下完全表现出西班牙骑士和冒险家的幻想，才华，缺点，豪侠；一个留下一部《鲁滨孙飘流记》，另外一个留下一部《唐·吉诃德》。两部作品所以能传世，首先因为鲁滨孙是个十足地道的英国人，浑身的民族本能至今可以在英国水手和垦荒者身上看见：下起决心来又猛烈又倔强，纯粹是新教徒的感情，老在暗中酝酿的幻想和信仰就是引起改宗和期求灵魂得救的那一种，性格坚强，固执，有耐心，不怕劳苦，天生爱工作，能够到各个大陆上去垦荒和殖民；其次，因为这样一个人物除了民族性以外，还代表人生所能受到的最大的考验，代表人类全部发明的缩影，说明个人一脱离文明社会，就不得不赤手空拳把多少的技术，工艺，重新建立起来，平时我们却像水中的鱼一样，时时刻刻受着技术与工艺的好处而不知道。－－同样，在《唐·吉诃德》里面，你们先看到一个骑士式的，精神不健全的西班牙人，就象八世纪的十字军和夸张的幻想所造成的那样；但除此以外，他也是人类史上永久典型之一，是个英勇的，了不起的，想入非非的理想家，身体瘦弱，老是挨打；而另一方面，为了加强我们的印象，他又是一个有头脑，讲实际，鄙俗而放荡的粗汉。－－在标志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不朽的人物中间，我还想举出一个，他的名字已经成为日常用语，就是菩玛希的斐迦罗，一个更神经质更有革命性的吉尔·布拉斯。作者不过是个小名家；他锋芒太露，不能像莫里哀那样创造出活生生的人物；但一朝描写他自己，写出他快活的心情，花样百出的手段，玩世不恭的态度，伶俐的口齿，写出他的勇敢与仁厚的本性，无穷的生气，他就不知不觉的画出了真正法国人的肖像，而他自己也从小名家一跃而为天才。－－历史也作过反面的实验。有些例子，天才降落到小名家的地位。某个作家能够叫最伟大的人物站起来，自由活动；但在许多角色中间留下一些没有生命的人，等到一个时代告终就象死了一样，或者可笑之至，只有考古家和历史家才感到兴趣。例如拉辛剧中的情人都是一般侯爵，除了态度文雅，没有别的特点；作者有意粉饰他们的感情，免得“小爷们”看了不快；在他手里，他们变了宫廷中的傀儡，直到今天，外国人，即使有学问的外国人，也受不了西卜利德和瑟法兰斯那一类角色。－－同样，莎士比亚的小丑毫无风趣，他的青年贵族荒谬绝伦，直要职业批评家和好奇的专家才会另眼相看；他们的文字游戏使人无法接受，他们的比喻无法了解；他们装腔作势与莫名其妙的废话是十六世纪的习惯，正如字句高雅，长篇大论的台词是十七世纪的风气。这些也是时行的人物；当时的外貌和作用在他们身上过于凸出，其余的东西都给遮掉了。－－从这个正反两面的实验上，你们可以看出深刻而经久的特征多么重要；缺少这些特征，一个大作家的作品就降为第二流，有了这些特征，才具平常的作家可以产生第一流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