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乎纯粹观念与纯粹形象之间的精神状态既有利于图画，坚强的性格与慓悍的风俗也帮助人认识并爱好美丽的肉体：这种千载一时的形式和民族天赋汇合起来，在意大利产生了第一流的完美的人体画。我们只要走到街上或者踏进画室，就可看到这种绘画是自然而然出现的。它不象我们这儿是学派的出品，批评家的专业，好事者的消遣，鉴赏家的癖好，花了大本钱用人工培养的植物，下足肥料仍不免枯萎憔悴，因为是外地来的种子，在只会产生科学，文学，工业，警察和礼服的土地与空气之中勉强保存。在当时的意大利，那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各个城邦在市政厅和教堂里摆满人体的图画，固然是不能持久的，可是更豪华；所以画家的作品只是概括了社会上的活的图画。一般人对于绘画不是只在一二小时之内，在生活中的一个孤立的场合欣赏，而是在整个生活中，在宗教仪式，全民庆祝，招待贵宾的盛会，大小事务与寻欢作乐中欣赏的。

要产生伟大的作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自发的，独特的情感必须非常强烈，能毫无顾忌的表现出来，不用怕批判，也不需要受指导；第二，周围要有人同情，有近似的思想在外界时时刻刻帮助你，使你心中的一些渺茫的观念得到养料，受到鼓励，能孵化，成熟，繁殖。这个原则到处都能应用，不论是创办宗教社团还是建立军功，是文学创作还是世俗的娱乐。人的心灵好比一个干草扎成的火把，要发生作用，必须它本身先燃烧，而周围还得有别的火种也在燃烧。两者接触之下，火势才更旺，而突然增长的热度才能引起遍地的大火。

相互之间的争奇斗胜，从来没有这样普遍这样强烈；产生绘画艺术的气候从来没有这样适宜；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环境。各种形式的汇合可以说空前绝后：先是民族的想象力对节奏与形象特别敏感，一方面已经有了近代文化，一方面还保存封建时代的风俗，把刚强的本能与精细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惯于用生动的形体思索；其次，组成这个民族的许多自由的小团体，有一股自发的，声气相通的，有感染力的热情在各方面推动使民族精神能充分发挥，创造出理想的模型；而在这个民族手里暂时复活的气魄雄伟的异教精神，也只有完美的人体能表现。－－一切表现人体的艺术都依赖这些形势。形势不存在，那种绘画也不存在；形势解体，那种绘画也解体。形势一天没有完备，古典绘画一天不能产生。一朝形势改变，古典绘画立即败坏。古典绘画从成长到兴盛，到瓦解，到消灭，都一步一步的跟着形势走。到十四世纪末为止，在神学思想和基督教思想笼罩之下，绘画始终停留在象征与神秘的阶段。十五世纪中叶，在基督教精神与异教精神作长期斗争的时候，象征与神秘主义的画派继续存在，而且十五世纪还有一个最纯洁的代表，由于孤独的修院生涯，圣洁的心灵不曾受到新兴的异教精神的感染。从十五世纪初开始，战争不像以前残酷，各个城邦逐渐安定，工业逐渐发展，财富与安全都有增加，古代文学与古代思想开始复兴：这些情形使凝视来世的眼光重新转到现世，追求人间的幸福代替了对天堂的想望。同时，由于雕塑的榜样，透视学的发展，解剖学的研究，造型技术的进步，肖像画的应用，油画的发明，绘画关心到真实的血肉之体。到雷奥纳多·达·芬奇和弥盖朗琪罗的时代，罗朗·特·梅提契和法朗采斯谷·但拉·罗凡尔的时代（十五世纪末），新文化成为定局，人的眼界扩大了，思想成熟了，在复兴古学之外又产生民族文学，从粗具规模的希腊精神进而发展为完全的异教精神；这时候，绘画才从正确的模仿过渡到美妙的创作。它在威尼斯比别处多延长半个世纪，因为威尼斯好比沙漠中的一片水草，在异族入侵的巨潮中仍不失为独立的城邦，在教皇面前保持宗教的宽容，在西班牙人面前保持爱国精神，在土耳其人面前保持尚武的风俗。后来，异族的侵略和与日俱增的苦难，把意志的活力消耗完了；君主政体，宗教迫害，学院派的迂腐，把天生的创造力加以正规化和削弱了；风俗习惯变为雅驯，精神上沾染了感伤情调；画家从天真的工匠一变而为彬彬有礼的绅士；铺子和学徒的制度被“画院”代替；艺术家不再自由放肆，诙谐滑稽，不再在泥刀会的饭局中一面游戏一面雕塑，而变作一个机警的侍臣，自命不凡，处处讲礼法，守规矩，存着一肚子的虚荣，对教内教外的大人物逢迎谄媚：这时绘画便开始变质，在高雷琪奥手中显得软弱无力，在弥盖朗琪罗的后继者手中失去热情。－－环境与艺术既然这样从头至尾完全相符，可见伟大的艺术和它的环境同时出现，决非偶然的巧合，而的确是环境的酝酿，发展，成熟，腐化，瓦解，通过人事的扰攘动荡，通过个人的独创与无法逆料的表现，决定艺术的酝酿，发展，成熟，腐化，瓦解。环境把艺术带来或带走，有如温度下降的程度决定露水的有无，有如阳光强弱的程度决定植物的青翠或憔悴。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类似的风俗，而且是在那一类中更完美的风俗，在古希腊好战的小邦中，在庄严的体育场上，曾经产生一种类似而更完美的艺术。也是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类似的风俗，但在那一类中没有那么完美的风俗，以后在西班牙，法兰德斯，甚至在法国，也产生一种类似的艺术，虽则民族素质的不同使艺术有所变质，或者发生偏向。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要同样的艺术在世界上重新出现，除非时代的潮流再来建立一个同样的环境。

拉丁民族天生的早熟和细腻带来许多不良的后果；第一他们要求舒服；他们对于幸福十分苛求；他们要数量多，变化多，不是强烈就是精致的娱乐，要有谈话给他们消遣，要有礼貌使他们心里暖和，要满足虚荣，要有肉感的爱情，要新鲜的意想不到的享受，形势与语言要和谐，对称；他们很容易变为修辞学家，附庸风雅的鉴赏家，享乐主义者，肉欲主义者，好色之徒，风流人物，交际家。由于这些恶习，他们的文明逐渐腐化，以至于灭亡；古希腊和古罗马衰微的时代，十二世纪的普罗望斯，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十七世纪的西班牙，十八世纪的法兰西，就是这种情形。他们的气质很快的变得文雅，但也很快的走上过于精致的路。他们要求微妙的刺激，不满足平淡的感觉，好比吃惯了桔子，那红萝卜和其他的蔬菜扔得老远；但日常生活是由红萝卜白萝卜和其他清淡的蔬菜组成的。……——另一方面，他们的感觉太敏锐，行动太迅速，往往趁一时之兴；遇到刺激，兴奋得太快太厉害，甚至忘了责任和理性，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随便动刀子，在法国随便放枪；因为这些缘故，他们不大能等待，服从，守规矩。可是要事业成功，就得耐着性子，不怕厌烦，把事情拆散，重做，来了一遍再来一遍，永远继续下去，不让一时的怒火或幻想的冲动使日常的努力中断，或者改变方向。总而言之，把他们的性情气质和人生的过程相比，那末人生的一切对他们太机械，太严酷，太单调；面对人生的过程来说，他们太激烈，太细巧，锋芒太露。每隔几个世纪，他们的文化总显出这个不调和的现象；他们向外界要求太多，而因为处理不当，连本来能得到的东西也得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