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本能所要求的，刺激艺术家的创作的，是表现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生活，像肉眼所看到的一样，包括布尔乔亚，农民，牧口，工场，客店，房间，街道，风景。这些对象用不着改头换面以求高雅，单凭本色就值得欣赏。现实本身，不管是人，是动物，是植物，是无生物，连同它的杂乱，猥琐，缺陷，都有存在的意义；只要了解现实，就会爱好现实，看了觉得愉快。艺术的目的不在于改变现实，而在于表达现实；艺术用同情的力量使现实显得美丽。
这些画家中只有两个人越过民族的界限与时代的界限，表现出为一切日耳曼种族所共有，并且是引导到近代意识的本能；一个是拉斯达尔，靠他极其细腻的心灵和高深的教育；一个是伦勃朗，靠他与众不同的眼光和泼辣豪放的天赋。伦勃朗是个收藏家，性情孤僻，畸形的才具发展的结果，使他和我们的巴尔扎克一样成为魔术家和充满幻觉的人，在一个自己创造而别人无从问津的天地中过生活。他的视觉的尖锐与精微，高出一切画家之上，所以他懂得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对眼睛来说，有形的物体主要是一块块的斑点；最简单的颜色也复杂万分；眼睛的感觉得之于构成色彩的原素，也有赖于色彩周围的事物；我们看到的东西只是受别的斑点影响的一个斑点；因此一幅画的主体是有颜色的，颤动的，重叠交错的气氛，形象浸在气氛中像海中的鱼一样。伦勃朗把这种气氛表现得好像可以用手接触，其中有许多神秘的生命；他画出本乡的日色，微弱的，似黄非黄的，像地窖中的灯光。他体会到日光与阴暗苦苦挣扎，越来越少的光线快要消灭，颤危危的反光硬要逗留在发亮的护壁上而不可能；他感觉到一大批半明半暗，模模糊糊，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在他的油画和版画上像从深水中望出去的海底世界。一朝走出这样的阴暗，白昼的光线登时使他目眩神迷，给他的感觉仿佛一连串的闪电，奇幻的照明，千万条的火舌。结果他在没有生命的世界中发见一出完整而表情丰富的活剧，包括所有的对比，冲突，黑暗中最沉重凄厉的气氛，模糊的阴影中最飘忽最凄凉的境界，突然倾泻的阳光的猛不可当的气势。－－发见了这一点，他只消把人间的戏剧放进客观的世界的戏剧；这样构成的舞台面，本身就决定登场人物。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只看到人和人生的最高最挺拔的枝条，在阳光中开放的健全的花朵；伦勃朗看到底下的根株，一切在阴暗中蔓延与发霉的东西，不是畸形就是病弱或流产的东西：穷苦的细民，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区，在大城市和恶劣的空气中堕落受苦的下层阶级，瘸腿的乞丐，脸孔虚肿的痴呆的老婆子，精疲力尽的秃顶的匠人，脸色苍白的匠人，一切为了邪恶的情欲与可怕的穷困而骚扰不安的人；而这些情欲与穷困就像腐烂的树上的蛀虫，在我们的文明社会中大量繁殖。他因为走上了这条路，才懂得痛苦的宗教，真正的基督教；他对圣经的理解同服侍病人的托钵派修士没有分别；他重新找到了基督，永久在世界上的基督：数千年如一日，在荷兰的酒坊中，客店中，像在当年的耶路撒冷一样，他安慰穷人，提他们治病，只有他能救他们，因为他和他们一样穷而心中更悲伤。影响所及，伦勃朗自己也动了怜悯；在一般贵族阶级的画家旁边，他是一个平民，至少在所有的画家中最慈悲；他的更广大的同情心把现实抓握得更彻底；他不回避丑恶，也不因为求快乐求高雅而掩饰可怕的真相。－－因此他不受任何限制，只听从极度灵敏的感官指导；他表现的人不象古典艺术只限于一般的结构和抽象的典型，而是表现个人的特点与秘密，精神面貌的无穷而无法肯定的复杂性，在一刹那间把全部内心的历史集中在脸上的变化莫测的痕迹；对这些现象，唯有莎士比亚才有同样深入的目光。他在这方面是近代最独特的艺术家；倘把人生比作一根链条，那末他是铸造了一头，希腊人铸造了另一头；所有佛罗棱萨，威尼斯，法兰德斯的艺术家都在两者之间。到了今日，我们的过于灵敏的感觉，竭力追求微妙的差别的好奇心，不顾一切的要求真实的愿望，对于隐蔽与原始的人性的猜测，想寻访一个先驱者和前辈大师的时候，我们的巴尔扎克和特拉克洛阿只找到伦勃朗和莎士比亚两人。
首先我们要对种族有个正确的认识，第一步先要考察他的乡土。一个民族永远留着他乡土的痕迹，而他定居的时候越愚昧越幼稚，乡土的痕迹越深刻。－－法国人到波旁岛或马蒂尼克岛上去殖民，英国人到北美洲和澳洲去殖民，随身带着武器，工具，艺术，制度，观念，带着一种悠久而完整的文化，所以他们能保存已有的特征，抵抗新环境的影响。但赤手空拳，知识未开的人只能受环境的包围，陶冶，熔铸；他的头脑那时还像一块完全软和而富于伸缩性的粘土，会尽量向自然界屈服，听凭搓捏，他不能依靠他的过去来抵抗外界的压力。
分析各种观念，注意它们的隶属关系，建立它们的连锁，不让其中缺少一个环节，使整个连锁有一项颠扑不破的定理或是大家熟悉的一组经验作根据，津津有味的铸成所有的环节，把它们接合，加多，考验，唯一的动机是要这些环节越多越好，越紧密越好：这便是希腊人在智力方面的特长。他们为思想而思想，为思想而创造科学。我们今天建立的科学没有一门不是建立在他们所奠定的基础之上；第一层楼往往是他们盖造的，有时甚至整整一进屋子。发明家前后踵接！数学从毕太哥拉到阿基米提，天文学从塞利斯与毕太哥拉到希巴尔卡斯与托雷美；自然科学从希波克拉提斯到亚理斯多德和亚历山大里亚的一般解剖学家；历史学从希罗多德到修西提提斯与波利俾阿斯；逻辑学，政治学，道德学，美学，从柏拉图，赛诺封，亚理斯多德到斯多噶学派和新柏拉图学派。－－如此醉心于思想的人不会不爱好最崇高的思想，概括宇宙的思想。十一个世纪之内，从塞利斯到查斯丁尼安，他们哲学的新芽从未中断；在旧有的学说之上或是在旧有的学说旁边，老是有新学说开出花来；便是思考受到基督教正统观念拘禁的时候，也能打开出路，穿过裂缝生长。有一个教皇曾经说：“希腊语文是异端学说的根源。”在这个巨大的库房中我们至今还找到后果最丰富的假定；他们想得那么多，头脑那么精密，所以他们的猜想多半合乎事实。
希腊是无事生非的强辩家，雄辩学教师和诡辩家的发源地。我们在别处从未见过一群有声望的优秀人物，像哥尔基阿斯，普鲁塔哥拉斯，波吕斯等等，能把以曲为直，对一个荒谬绝伦的命题振振有词加以肯定的艺术，传授得如此成功，如此光彩。赞美瘟疫，热病，臭虫，赞美波利非玛斯和瑟塞提斯的；就是希腊的雄辩学教师，某一个希腊哲学家还说哲人在法拉利斯的铜牛中快乐无比呢。有些像卡尼阿提兹那样的学派同时站在正反两面作辩护；有些像亚纳西台谟斯那样的学派，认为没有一个命题比反命题更真实了。在古代传给我们的遗产中，似是而非的和怪癖的议论比任何时代为多。他们的机智要不在谬误方面和真理方面齐头并进，就会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
这一类的聪明从推理转移到文学方面，便形成所谓的阿提卡趣味：讲究细微的差别，轻松的韵味，不着痕迹的讥讽，朴素的风格，流畅的议论，典雅的证据。相传阿培利（Apelles）去拜访普罗托哲尼斯（Protogenes），不愿留下姓名，拿笔在盘中画了一条又细又曲折的线。普罗托哲尼斯回家看了，说那必是阿培利，然后在图旁画了一条更细更活泼的线，叫人下次拿给来客看。阿培利第二次来，看到人家画得更好，心下惭恨，便画了第三条更精练的线，把原有的两个轮廓一分为二。普罗托哲尼斯看了说：“我输了，我要去拥抱我的老师。”－－这个传说可以使我们对希腊的民族精神约略有个观念。他们就是用这种游丝一般的线条勾勒事物的轮廓，就是凭着这种天生的巧妙，精密，灵敏，在观念中漫游，目的是要把观念加以区分，加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