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如此狭小的区域之内，一切都清清楚楚映在脑子里；国家的观念不象在我们心目中的抽象，渺茫，无边无际；那个观念是感官所能接触的，和地理上的国家混在一起的；两者都轮廓分明，映在公民的头脑中。他一想到雅典，科林斯，阿哥斯或斯巴达，就想到那个地方的山谷的凹凸，城镇的形状。他既熟悉一邦的疆界，也认识一邦的公民；而政治范围的狭小，和地形一样首先给人一个大小适中，界线确定的模型，作为他一切思想活动的范围。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考察他们的宗教。他们并不意识到宇宙无穷，并不觉得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切有限的生物，不管如何巨大，在宇宙中只是一刹那和一小点。时间并没有在他们前面竖起亿万年的金字塔，像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使我们渺小的生命显得像一个蚁穴，一撮沙土。希腊人不象印度人，埃及人，闪米人，日耳曼人那样挂念永无休止的轮回，坟墓中的静寂与永恒的睡眠；他们不想到没有形状的无底深渊，其中冒出来的生物似乎只是一阵水汽；也不想到独一无二，包罗万有，威力无边的上帝，自然界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他身上，而天和地在他只是一个帐幕和一个台阶；他们也没有虔诚的心情，在万物之中和万物之外发现那个庄严的，神秘的，无形的威力。希腊人的思想太明确，建立在太小的尺度之上。“包罗万有”的观念接触不到他们，至多只接触到一半；他们不奉之为神，更不视之为人；这个观念在他们的宗教中并不凸出…
…他们把推动命运和分配命运的那股隐藏的力造成一个内美西斯（Nemesis），专门打击骄傲的人，抑制一切过分的事。神示的重要箴言中有一句：“勿过度”。全盛时代的一切诗人与思想家的忠告不外乎勿存奢望，忌全福，勿陶醉，守节度。他们看事情最清楚，理性完全出于自发：这种种都非其他民族可比。他们开始思考，想理解世界的时候，就按照自己心中的形象去理解。他们认为宇宙是一种秩序，一种和谐，是万物的美妙而有规则的安排，而万物又是变化无穷，生生不灭的东西。后来的斯多噶派把宇宙比作一个有最完善的法律统治的大城市，其中既不容许有巨大无边，渺渺茫茫的神明，也不容许有专制暴虐，吞噬生灵的神明。能设想这样一个世界的心灵当然健全平衡，不会感到宗教的迷惘。
希腊的灭亡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希腊人设想的国家太小了，经不起外面的大东西的撞击；那种国家是一件艺术品，精巧，完美，可是脆弱得很。他们最大的思想家，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把城邦限制为一个五六千自由人的社会。雅典有两万人口；在他们看来，超过这数目就要变作一群贱民了。他们想不到更广大的社团能够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们心目中的城邦只包括一座神庙林立的卫城，埋着创始英雄的骸骨，供着本族的神像，还有一个广场，一个剧场，一个练身场；几千个朴素，健美，勇敢，自由的人，从事“哲学或者公共事务”；伺候他们的是奴隶，耕田和做手艺的也是奴隶。在色雷斯，在黑海，意大利和西西利沿岸，这一类美妙的艺术品每天都在出现，完成；思想家看惯了，认为一切别种形式的社会都是混乱的，野蛮的。但这种艺术品的完美全靠它的小巧，在人世猛烈的冲动与震动之下，只能维持一个短时期。
与这些缺点向辅而来的有程度相等的优点。固然他们的宗教观念缺少严肃与伟大，固然他们的政治机构不够稳固与持久，但宗教或国家的伟大使人性趋于畸形发展的弊病，他们也免除了。－－在别的地方，机能的天然的平衡受到文明的破坏；文明总是夸张一部分机能，抑制另一部分机能；把现世为来世牺牲，把人为神牺牲，把个人为国家牺牲。文明造成印度的托钵僧，埃及与中国的官僚，罗马的法学家与收税官，中世纪的修士，近代的人民，被统治者资产阶级。在文明的压力之下，人有时胸襟狭窄，有时兴奋若狂，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他成了一架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或者觉得自己在无穷的宇宙中等于零。－－在希腊，人叫制度隶属于人，而不是人隶属于制度。他们把制度作为手段，不以制度为目的。他利用制度求自身的和谐与全面的发展；他能同时成为诗人，艺术家，批评家，行政官，祭司，法官，公民，运动家；他锻炼四肢，聪明，趣味，集一二十种才能于一身，而不使一种才能妨碍另外一种；他可以成为士兵而不变作机器，成为舞蹈家歌唱家而不成为舞台上的跑龙套，成为思想家和文人而不变作图书馆和书斋中的学究，他决定政治而不授权给代表，为神明举行赛会而不受教条束缚，不向一种超人的无穷的威力低头，不为了一个渺茫而无所不在的神灵沉思默想。仿佛他们对于人与人生刻划了一个感觉得到的分明的轮廓，把其余的观点都抛弃了，心里想：“这才是真实的人，一个有思想，有意志，又活泼又敏感的身体；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在呱呱而啼的童年与静寂的坟墓之间的六七十年的寿命。我们要使这个身体尽量矫捷，强壮，健全，美丽，要在一切坚强的行动中发展这个头脑这个意志，要用精细的器官，敏捷的才智，豪迈活跃的心灵所能创造和欣赏的一切的美，点缀这个人生。”在这个世界以外，他认为一无所有；即使有一个“他世界”，也不过像荷马说的那个西米利安人的乡土，是个暗淡无光的死人住的地方，罩着阴沉的雾，充满软弱的幽灵，像蝙蝠一样成群结队，发出尖锐的叫声，在土沟里喝俘虏的鲜血取暖。希腊人的精神结构把他们的欲望和努力纳入一个范围有限，阳光普照的区域，和他们的练身场一样明亮，界限分明；我们就得在这个场地上去看他们的活动。
“这些民族都活泼，轻快，心情开朗。残废的人也不垂头丧气：他看着死神缓缓降临；在他的周围，一切都笑靥迎人。荷马与柏拉图的诗篇所以有那种恬静的喜悦，关键就在于此。在《菲独》中叙述苏格拉底之死，也不大流露哀伤的情调。所谓生命无非是开花与结果；此外还有什么呢？假使像一般人所主张的那样，关心死亡是基督教与近代宗教情绪最重要的特征，那么希腊人是最缺少宗教情绪的民族。他是肤浅的，把生命看做既没有什么灵异，也没有什么远景的东西。这样朴素的观念大部分是由于风土，由于空气的纯净，由于在这个空气中感觉到意外的愉快；但更大的原因是民族的本能使希腊人天生是个可爱的理想主义者。一点儿极小的东西，一棵树，一朵花，一条蜥蜴，一只乌龟，都令人会想到诗人们所歌咏的无数变形的故事。一条细小的流水，一个嵌在岩石中间的空隙，所谓水仙之窟；一口井，井栏上放着一个杯子；一个那么狭窄的海峡，往往蝴蝶从中穿过，但是最大的船舶也能通航，像波罗斯岛上的那样；浓荫直罩到海上的桔树和扁柏，山岩中间的一个小松林：所有这一类的小景使希腊人在美感中得到满足。晚上在园中散步，听着蝉鸣，坐在月下吹笛；或者上山去喝泉水，随身带着一小块面包，一条鱼，一瓶酒，一边喝一边唱；家中有喜事的日子，门上挂起一个树叶编成的环，头上戴着花冠；遇到公众的节日，拿着藤萝和树叶编成的棍子整天跳舞，跟驯服的山羊玩儿；这就是希腊人的乐趣；一个清寒，俭省，永远年轻的民族的乐趣。他住着美丽的乡土，所谓财富就是自己的生命和神明赐予的才能。诗人西奥克塔利斯在牧歌中描写的，确是希腊的实际情形。希腊人始终喜欢这一类清秀可爱的小品诗歌，那是最有特色的文学品种之一，也是他生活的镜子；但在别国那样的诗只显得无聊与做作。开朗的心情，乐生的倾向，是十足地道的希腊气质。这个民族永远只有二十岁：对于他，所谓任情适性决不是英国人的颛顼沉醉，也不是法国人的粗俗的轻狂；而不过认为人性本善，可以而且应该加以放任。希腊人的天性的确带希腊人走上典雅，正直，修身晋德的路。引诱我们作恶的欲望，他认为只是愚蠢。爱好装饰是现代希腊爱国志士的特色，在古代的希腊也表现得非常天真，但既不是野蛮人的虚荣的夸耀，也不是布尔乔亚的冒充高雅，摆出一脸骄傲可笑的暴发户样子；而是纯朴的青年人借此流露他纯洁和高雅的感情，因为祖先是美的创造者，他觉得应该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子孙。”见勒南著：《圣·保尔》第二〇二页。我有一个朋友在希腊旅行很久，告诉我说，往往一般马夫与向导在路上采下一株美丽的植物，整天小心翼翼的拿在手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放在安全的地方，第二天再拿着欣赏。
这种气质使人把生活看做行乐。最严肃的思想和制度，在希腊人手中也变成愉快的东西；他的神明是“快乐而长生的神明”。他们住在奥林泼斯的山顶上，“狂风不到，雨水不淋，霜雪不降，云雾不至，只有一片光明在那里轻快的流动。”他们在辉煌的宫殿中，坐在黄金的宝座上，喝着琼浆玉液，吃着龙肝凤脯，听一群缪斯女神“用优美的声音歌唱”。希腊人心目中的天国，就是在阳光普照之下的永远不散的筵席；最美的生活就是和神的生活最接近的生活。在荷马的诗歌中，最幸福的人是能“享受美好的青春，到达墓年的大门”的人。宗教仪式无非是一顿快乐的酒席，让天上的神饮酒食肉，吃得称心满意。最隆重的节会是上演歌剧。悲剧，戏剧，舞蹈，体育表演，都是敬神仪式的一部分。他们从不想为了敬神需要苦修，守斋，战战兢兢的祷告，伏在地上忏悔罪过；他们只想与神同乐，给神看最美的裸体，为了神而装点城邦，用艺术和诗歌创造辉煌的作品，使人暂时能脱胎换骨，与神明并肩。希腊人认为这股“热诚”便是虔诚；他们先用悲剧表现情感的伟大庄严的一面，再用喜剧发泄滑稽突梯和色情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