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第四次中东战争50周年纪念日，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发起代号为“阿克萨洪水”的军事行动，发射火箭弹并进行地面进攻，随后以色列开始还击。巴以冲突再次升温，演变成又一次人道悲剧。
巴以这事太混乱了，各种因素掺杂其中，谁的屁股上都有屎，搞清楚历史和事实就很难，更何况还要各方面达成共识。
1、宗教信仰冲突，实际上是同宗的一神教之间的冲突，更加剧烈
宗教观和价值观冲突，再加上对圣地的执念
2、历史领土问题，如何认定谁应该有领土所有权
自古以来不是通行无阻的唯一标准
按当下的实力算也不合理，否则就相当于承认侵略他国然后承认既成事实有理
按人口划分既不现实也不合理，按什么维度划分就够吵的，再加上大规模移民移居改变了人口结构，等于鼓励各种软硬手段的种族隔离、驱除、灭绝
3、双方都有不受制约的极端派别，还喜欢拿极端派别当枪使
极端派一方面不把对方当人看，一方面自己人死了就寻求人道同情，典型的部落主义思维
4、双方手上都沾满了鲜血，劝说放下过去选择宽恕的都会被骂为圣母婊，除非像卢旺达和南非那样大和解，否则没法解开
5、国际社会自身有责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建国过程中各种出尔反尔、勾心斗角，英国、苏联、美国、阿拉伯国家都出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利益需要，不干人事
基于民族国家概念的国际体系和基于个人主义的现代价值观，功利主义和人道主义价值观，自相矛盾，无力给出满意的答案
如果一个政治问题现在无解的原因仅仅是过去千年都解决不了，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都解决不了。因为在这种表述中，沉没成本被当做唯一的原因，其他原因都可能因为时间流逝而一一化解，唯有沉没成本一直都在增加。
这让我想到了图图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他们会惊讶地发现他们竟蒙昧了那么长时间，会意识到善良、和平与宽容是那么美好而且那么简单，而他们却浪费了多少时光和生命。我提醒他们，我们本来也觉得达到现在的地步不可思议。我们的梦魇结束了，他们的也必将很快结束，如同昼夜相随一般。
我们在南非认识到，枪杆子打不出真正的安全。只有当为众人敬仰的中东的所有居民都认为其人权和尊严得到尊重与维护，真正实现了正义的时候，真正的安全才会到来。我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我仍然认为有宽容的必要，必须既保证以色列国的安全，也保证对巴勒斯坦人的正义和公平。
如果你请求得到一个人的宽恕，你可能遭到回绝；你曾伤害的人可能拒绝原谅你。如果你是受伤害的一方，希望给予宽恕，那么冒的险就更大。罪犯可能傲慢而冷酷或毫不觉悟，不会或不愿道歉或请求宽恕。因而他或她无法接受别人给予的宽恕。这种拒绝可能破坏整个过程。我们南非的领导人可以说他们甘冒一切危险，走完坦白、宽恕与和解的路。他们似乎赌赢了，因为我们的国土没有遭受似乎不可避免的灾难。
关键是，当某种关系受到损害或可能崩溃时，罪犯应该承认真相，准备并愿意道歉。这大大有助于宽恕与和解的进程。这并非易事。我们都知道承认错误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是多么艰难的事情。这也许是世界上最难的事—在几乎每一种语言中，最难启齿的都是“我很抱歉”。因而，那些被指责犯下滔天罪行的人以及他们为之服务的群体，总是找出各种借口为自己开脱，甚至不承认自己能干出种种暴行，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他们采取否认策略，声言某某事根本没发生过。当证据确凿时，他们便装傻充愣。德国人说他们根本不知道纳粹想干些什么。南非白人也用了同样的遁词。前种族隔离政府内阁部长雷昂·维塞尔斯的话更近情理，他说尽管有人提醒过我们，但我们不想知道。长着眼睛的人都可以看到关于犯人在狱中神秘死亡的报道。长着耳朵的人也会经常听闻令人不安甚至胆寒的事情。但是，他们对邪恶却选择了不看、不听、不说。即使坦白的人也会推诿罪责—“我们不过是执行命令”，拒绝以负有道义责任的个体来承认罪责。但每个人都必须为执行有昧良心的命令而承担责任。
没有人愿意暴露自己脆弱或罪恶的一面。但是，如果要进行宽恕与复原的进程并取得成功，罪犯的认罪是必不可少的。承认真相，承认错待了他人，是触及犯罪根源的重要条件。
宽恕与和解不是假装事情并非其本来面目，不是相互拍肩搭背，对错误视而不见。真正的和解会揭示出恶行、欺侮、痛苦、堕落和真相。有时它甚至让情况恶化。真正的和解是冒险，但终究是值得的，因为处理真相最终会真正抚平创伤。虚假的和解只能带来虚假的复原。
在宽恕时，我们没有要求人们忘却。相反，铭记过去是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暴行的重演。宽恕不等于纵容已犯下的错误，而是意味着认真对待既往，拔除威胁我们生存的毒刺，而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宽恕要求我们理解罪犯，设身处地体谅迫使他们犯罪的种种压力和影响。
罪犯坦白和受害者宽恕，并不意味着整个进程的结束。罪行常常给受害者造成了有形的、物质上的伤害。种族隔离为白人提供了巨大的特权和利益，而其受害者则备受压迫和剥削。如果有人偷了我的钢笔，然后请求我宽恕他，那么他必须退还我的笔，否则其悔过和坦白等于零。只要条件允许，坦白、宽恕和赔偿应该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
和解可能是个旷日持久的过程，其中不乏崎岖坎坷，不是一朝一夕或靠一个委员会—无论效率多么高—就能完成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只是作出了贡献。和解必须是每个南非人的事。它必须是整个民族的事业，每个人都应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学习他人的语言和文化；准备和乐于补救过去的错误；拒绝成见，拒绝用种族或其他笑话讥讽某一群体；促进尊重人权的文化，加强宽容，对不宽容毫不宽容；建设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使大部分人甚至每个人都有归属感，感到自己是局内人，不是被挤到社会边缘的局外人或陌路人。
如果我们要继续前进，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就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有效了解肮脏的过去。我可以想到的最有效方式，就是罪犯或其后代承认已经发生过的残酷事件，受害者的后代以宽恕作为回应，同时应采取措施对影响依在的惨案受害者进行哪怕是象征性的补偿。
如果当代人不能合法地代表作古的人们，我们就不能对南非早在1948年实行种族隔离之前就存在的种族主义历史的罪孽予以宽恕。我们这块土地的复原就会遭到挫败，因为永远会有暴行被揭露出来，破坏我们既得的成就；或是总有人会说：“这样做可以解决当前的问题，但终究这是无效的，因为它不能卸下历史的包袱。”
真正的宽恕要了结过去，了结全部的过去，使未来成为可能。我们不能以无法再代表自己说话的人们的名义，冤冤相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现在所做的是为古人，为现在，也为将来。不论怎样，这才是群体成其为群体、人民成其为人民的东西。
谈判、和平对话、宽恕与和解往往不是在朋友或类似的人中间进行。之所以需要这一切，恰恰因为人们是死对头，视彼此为仇敌。但敌人是潜在的盟友、朋友、同事及合作伙伴。这不是什么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第一次民主选举出的南非政府，是一个由曾经相互殊死斗争的政党组成的民族团结政府，其领袖是一个被当做危险的恐怖主义分子而身陷囹圄27载的人。
如果世界上的冲突各方开始作出象征性的和平姿态，改变他们对敌人使用的语言，开始和他们对话，那么他们的行为也可能改变。例如，在得到承认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建造犹太人定居点，引起巴勒斯坦人的抵触和敌对，让他们感到被蔑视和侮辱，这对中东未来的各种关系又有什么好处呢？对那些注定要成为邻居的孩子来说，这又能给他们留下些什么呢？阿拉伯国家完全不切实际地认为他们可以摧毁以色列时，我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和平是可能的，特别是如果今天的敌人能够想象彼此化敌为友，并开始行动，使这种友谊成为现实。如果他们谈判时能够照顾到对方的需要，就太好了。愿意作出让步，是力量而不是懦弱的表现。有时值得输掉一场战役，去赢得一场战争。那些为和平与繁荣而谈判的人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一辉煌而无价的目标，因此应该不难找到让所有人成为赢家而不是争斗不休的办法。谈判者应该保证谁都能保全面子，谁都不会空手而归、对自己所代表的民众无法交代。我们多么希望谈判者能够避免规定底线、放弃过多的前提条件。在谈判中，我们就像宽恕进程一样，希望提供重新开始的一切机会。顽固不化只能让日子更难过，而表现出灵活性、愿意作出有原则的让步的人将成为最后的胜者。
我曾说过我们的委员会并不完美。尽管如此，我还是要以我的全部热情坚定地说，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处理实现民主后我们所面临的状况的最佳途径。尽管存在各种瑕疵，我们在南非进行的努力还是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个疲惫、失望和嫉愤的世界，在频繁而深重的痛苦之中，为看到这个在失望中带来希望的进程而无比振奋。在我访问所到之处，在我讲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地方，人们都把这一不甚完美的努力看作希望的灯塔，看作解决长期暴力、冲突、动荡及派系斗争，以及不仅在各国之间而且更经常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冲突的模式。冲突结束后，北爱尔兰、巴尔干、中东、斯里兰卡、缅甸、阿富汗、安哥拉、苏丹、两个刚果以及其他地方的交战各方，必须坐在一起，决定经过了流血的过去后，他们如何和睦相处，如何共同创造没有冲突的未来。从我们南非的努力中，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