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说过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的大名，比如他关于蚂蚁的专业研究，但还没有完整读过他的著作。近期在接触一些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的材料时，多次看到提及他的《知识大融通》，于是产生了兴趣。
这本书篇幅不小，中文翻译的质量谈不上非常优秀，阅读的体验一般。
好在内容很对胃口，解答了我一些长久以来的疑问，也印证了一些想法，颇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威尔逊认为，可以把人类的经验知识看作一个巨大的迷宫，最外围是最基础的物理学，内部的知识更上层和更复杂，向内是化学、生物学，直到中央深处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艺术和宗教。
如果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在内的所有知识可以融会贯通，就可以是人类探索这个知识迷宫完整路径的线索。
他回顾了人类至少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产生的知识融通的观念，启蒙运动首次追求融通尝试的惨痛失败，并介绍了当代几大知识学科之间的深厚隔阂。
好在随着物理学、生物学等领域的快速发展，自然科学不可阻挡地正在与其他学科加速融通。
因为生物系统和人类心灵的复杂程度最高，如果它们都是生物现象，那么生物科学就是结合所有的学术分支，上至人文学科，下至自然科学的关键学科。
知识融通有两种主要的方法——还原和综合。其中还原主义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一般方法；而如果要从底层知识向上了解复杂系统，生物学需要建立新的综合理论。
接下来，威尔逊介绍了生物学对人类心灵、自由意志和人性是什么和如何形成的探索发现，以及自然科学与艺术、宗教、道德伦理融通的可能和应用前景。
其中印象最深刻和最关键的是人类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机制，可以解释许多进化过程中的问题，在后续的文章中可能会反复提到。
最后，威尔逊提醒了知识融通带来的危险，展望人类的未来。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完全弄清楚人类是什么和从何而来，并能够决定人类将向何种方向进化，融通的知识会是人类做出关键抉择——人类将成为什么——的重要指引。
下面是本书内容的摘抄，经过了一些修改调整：
什么是知识融通
威尔逊对融通的定义是：
经由综合跨学科的事实和以事实为基础的理论，创造一个共同的解释基础，以便使所有学科的知识融合在一起。
融通世界观的中心思想认为，从恒星的诞生到社会机构的运作等所有可理解的现象，不论涉及的程序有多么冗长和曲折，都是基于最终可以化约成物理定律的物质过程。
自然科学正在由找寻新的基本定律，转移到建立新的综合论，以便了解复杂的系统。其研究策略是在各个组织层次之间建立一致的因果解释。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差别在于问题涉及的层面，而不在于解决问题采用的原理，这些学科的未知领域是相同的。
包含人类心理活动在内的物质世界地图，由零散的地域组成，地域之间隔着大块未知的空白，可以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来探知。
最具潜力的探知方向包括：
物理学的最终统一、活细胞的重建、生态系统的组合、基因-文化的协同进化，心灵的物质基础，以及伦理宗教的起源。
除此之外还有艺术，它不仅拥抱所有可能存在的物质世界，还涉及所有可想象的世界。
这种所有学科融通的想法本身不是一种科学，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
从古希腊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提出“万物由水组成”开始，形成了“统一的世界物质基础”的哲学思想。
相信融通的存在也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如物理学追求的大一统理论。
人类有渴望一个比自身更远大目标，并归属于团体的需求，受到这种心灵最深处需求的驱使，人类开始用宗教解释宇宙。
而科学是一种解放了的宗教，希望用更具事实基础的新知识达到同样的目标。
它追求客观的真实性，而非神的显现，借由解放人类心智，而不是对神的屈服，来了解我们是谁，为什么在这里。
越来越多的政治政策问题，如种族纠纷、军备竞赛、人口压力、贫穷、生物伦理，都依赖于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了解，但又不能抛开社会科学、人文知识由自然科学单独回答，需要所有学科的融通才能更好地思考与解答。
如果知识的融通是可能的，最终所有的社会和人文学科，都会向自然科学靠拢、结合或发生极大的变化。
启蒙运动的失败
启蒙运动是知识融通的首次尝试，它最终失败了。
启蒙运动精神的代表人物之一孔多塞深信，支配文化的定律和物理定律一样精确，只要能从研究过去的历史中推导出来这些法规，就可以让人类沿着它命中注定的旅程，走向一个由科学和世俗哲学所统治而且具有更完美秩序的社会。
在培根、笛卡尔、牛顿的化约主义（相信大自然是由简单而具有普遍性的物理定律所组成）和数学模型方法的影响下，启蒙思想家相信从最基础的原子，到神经细胞、大脑、个人和社会，都是一个机制和秩序统一的整体，世界是一台由一组物理零件组成的机器，可以拆开来个别分析。
所有的知识具有统一内在性，可以大一统，科学能够显现出一个具有规律、可被了解的宇宙，提供自由理性的持久基础。人类具有无限的进步空间，有能力建立起一个政治上的乌托邦。
但启蒙运动并不成功，原因有：
第一，启蒙运动并没有产生一个有客观基础的道德理性思考。
传统神学认为理性思考的地位低于神的启示，两者不可能冲突。
自然神论者则认为要用理性思考来证明神的存在。
人类需要向一位不会犯错而且仁慈的神明屈服，同时，对一个不会灭亡的生命力给以正式的肯定，这是人类与生俱来无法取代的需求。
人们不需要没有非理性的仪式，没有吸引力和震撼力的新形而上学，因此自然神论和科学无法伸展到伦理学的范畴内。
于是，神学家继续求助于宗教权威，哲学家则以主观方式推演自然权利。
第二，启蒙运动追求唯一、完美的社会秩序，可能使人类失去自由，或者自以为正确而找到错误的答案。
由科学所推动的社会可能会破坏长期形成的自然秩序。自认为代表科学真理的法国大革命、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暴露了启蒙思想的这个黑暗面。
在启蒙运动中遭遇了强大的反对势力后，自然科学家不再探讨人类的心灵生活，而把这个领域让给哲学家和诗人。
脱离形而上学的陷阱后，物理学和生物学知识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而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和政治理论等社会科学兴起并占领介于基础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领域。
化约主义成为启蒙运动的主要科学方法并带来无比的成功后，又阻止了复兴启蒙运动中所强调的知识“整体性”。
科学的信息以几何级的速度在增加，大多数研究人员并不关心知识统一的问题，更不在乎哲学思维。科学家专注在专业上，对世界没有广泛的了解。
因为专业上的要求而把人当作原子般细分的现象，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普遍存在。其结果是，丧失了借助科学统一知识的希望。
科学是人类理解宇宙规律的最好工具
接下来威尔逊重新尝试努力论证基于科学的知识大融通的可能性。
神秘主义虽然能够满足人类情绪上的需求，但在探索世界的未知方面，成果为零。
我们的大脑和感官系统以生物器官的形式进行进化，最终的目标在于保存基因和繁衍。但是它们只能引导我们满足原始需求。当科学充分发挥作用时，能使用仪器来延伸人类感官的范围。
除此之外，科学创造的过程还同时包含了对数据的分类，以及采用理论来解释这些数据。
科学如果没有理论，就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理解，生命也是如此。人类基于本性，会把所有知识综合起来产生一个故事，并且从中重新创造整个世界。
科学是一种有组织、系统化的产业，它收集和这个世界相关的知识，并且把这些知识凝聚成可以验证的定律和原理，产生有史以来了解真实世界的最有效方法。
基于此，威尔逊提出了区分科学与伪科学的标准：
第一是再现性（repeatability）：同样的现象接受其他独立方法的检测，则先前的解释如果不是得到支持，就是被新的分析和实验所推翻。
第二是精简性（economy）：科学家企图将信息抽象化成最简单又最赏心悦目的形式，这两种特质合称为简洁（elegance）；同时，他们也希望以最小的力气产出最多的信息。
第三是测量法（mensuration）：如果可以用举世皆的量度恰当地测量事物，那么当我们对这些事物做广泛的推论时，就不会含糊不清。
第四是启发性（heuristics）：最佳的科学研究能够刺激进一步的发现，而且往往是朝着一个不可预测的新方向；新知识也能对当初导致这个新发现的原理提供进一步的测试。
第五是融通性（consilience）：在对各种不同现象所做的解释中，那些能够彼此关联而且证实为具有一致性看法的解释，最有可能存留下来。
科学上最锐利的工具是化约主义（还原主义），相信大自然是由简单而具有普遍性的物理定律所组成，而且，其他所有的定律和原理最终都可以化简为这些物理定律。
它是科学研究上的一种策略，目的是在寻找入囗，以便进入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复杂系统。
科学家最终的兴趣在于复杂的系统，不在于简单性，而化约主义只是了解复杂系统的途径。
将某个组织层内的定律和原理，融入更普遍也更基本的层次内，这也称为化约主义。
其中最强而有力的表现形态是完全地融会贯通，也就是相信大自然是由简单而具有普遍性的物理定律所组成，而且，其他所有的定律和原理最终都可以化简为这些物理定律。
但是它也可能是错的，至少肯定是一个过于简单的想法。
在每一个组织层次中，尤其是活细胞及其以上的层次，都存在某些现象需要新定律和新原理来做诠释，而无法借由较普遍的定律来做预测。
其中也许有些现象是我们永远也无法掌握的，也许永远无法从较普遍的层次预测最复杂的系统。
在大脑之外，存在着独立的真实世界。
在人脑内，则是依据感官输入和观念的自我组装来重新建构的真实世界。
心智的构成是来自输入的信息和自我组装的过程，而不是来自大脑内的独立实体。
外在世界和它在人类心智上的表征，因为受到人类特殊进化过程的扭曲而出现了不协调的现象。
天择发展出大脑的目的，是为了在这个世界中求生存，只因为意外的巧合，才在生存需求之外，发展出进一步了解这个世界的能力。
科学家的正确使命，是诊断和修正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不轻言放弃认识真实世界的努力。
知识融通的方法
借助科学方法，我们已经获得一个远远超出人们早期梦想且完整的物理世界观。
现在，这个伟大的冒险行动开始转向，改为朝内探索我们自身。
历经过去数十年的扩展，自然科学已经触及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边界。
在这个领域中，指引冒险行动的融通性原理，必将遭到最严峻的考验。
自然科学是相对容易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才是终极的挑战。
人类在一个无迹可寻的物质世界里诞生，并永无止境地挣扎着想要对它有进一步的理解，而克里特岛的迷宫恰好反映出这个世界的神话象征。
为了融通迷宫中的各个学科，需要阿里阿德涅的线团。
忒修斯代表人类，弥诺淘洛斯则是我们自身危险的非理性部分。
迷宫由经验知识所构成，靠近入囗处的是物理，之后分岔的走道，是所有探险者必经的途径；
迷宫的中央深处像星云般密集的走道，贯穿着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艺术和宗教。
如果能建立起其间的因果关系，便可能通过行为科学回头走向生物学、化学，最后抵达物理学。
迷宫没有中心点，只有许多终点，可以从其中一个终点循着因果关系返回到最基础的物理定律。
但由物理学走向终点，离物理学越远，知识的复杂性呈指数级数上升。
甚至无法预知，想象中的完整历程到底存不存在。
把一个现象分解成元素，是经由还原而达成的融通。
重新组合元素，则是经由综合法达成的融通，尤其是再利用由还原法获得的知识来预测自然界当初是如何组合的。
这两个步骤组成的程序，是自然科学家做研究时一般采用的运作方法：
由上而下用分析法跨越两三个组织层次，之后再由下而上用综合法跨越相同的层次。
具有推测性的综合法极难达成。然而从另一方面看，从相反的方向利用还原法所做的解释，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贯穿所有的组织层次，从而包含所有的学术分支。
以蚂蚁和梦中巨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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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的例子：
相隔一段距离的蚂蚁，会互相通告彼此的危机状况。
威尔逊猜想发出的紧急信号可能是化学性的，通过实验确认存在信息素，并找到其来源。
接着他求助于化学家，采用化学分析方法，确认信息素的有效成分。
然后又请数学家为信息素的扩散过程建立物理模型。
最终通过模型和实验，确认了工蚁通过散发信息素来沟通。 -
梦中巨蛇的例子：
在梦和幻觉世界中，蛇经常出现并引发畏惧、退缩和崇敬的情绪，让人动弹不得。
霍布森提出了活化综合模型（activation-synthesis model），尝试解释梦的本质。
然后人们进一步了解了梦的分子基础和过程。
接下来，以孟德克为主的人类学家兼艺术史家探讨蛇和人类相关的终极原因，即生物体因为进化过程机制而获得的利益：
人类像其他灵长类一样，对蛇有一种深刻而原始的畏惧。
但人类的反应不是无法改变的本能，而是有备学习（prepared learning）的发展倾向。
小孩很容易学会畏惧蛇。5岁前不会特别不安，之后越来越谨慎小心。只要有一两次不好的经历，就会对蛇产生深刻而永久的畏惧，并且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强。
而经过自主强迫的过程，人类也可能会适应和喜爱蛇。
这种现象的最终原因十分明了：厌恶感会带来求生价值。几十万年来，毒蛇是人类受伤和死亡的主因，大脑有足够的机会经由基因变化产生有备学习的模式。
对于蛇带来的威胁，人类的反应并不是单纯的躲避，而是焦虑和病态的迷恋。
蛇的图像能带来许多额外的意义，激发强烈的情绪，为世界各地文化添加了丰富的色彩。
巨蛇形象常在恍惚状态和梦境中出现，邪恶的造型、威力和神秘感，使它成为许多神话和宗教的组成成分。
了解自然界的蛇类是如何由爬行动物转变而来，形成心灵和文化上的巨蛇形象，这一过程是穿过科学和人文边界地带的途径之一。
生物医学指出了从身体和器官往下经过细胞走到分子和原子的道路，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人类神经细胞的一般结构，神经细胞的放电和突触上的化学反应，并采用物理学和化学原理来描述。
接下来要探究大脑中数千亿个神经细胞如何一起产生功效而生成意识。
综合融通的生物学理论
宇宙内的已知系统中，最复杂的是生物系统，而所有生物现象中，最复杂的是人类的心灵。
如果大脑和心灵在本质上是生物现象，那么我们必须仰赖生物科学，才能圆满结合所有的学术分支，上至人文学科，下至自然科学。
生物科学间的融通，建立在对不同时空尺度的透彻了解上。
根据在分析上所采用的时空尺度大小，生物学内基本可以由上而下划分为：
进化生物学、生态学、有机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
各学科由上贯通到下，由实体中最特殊的部位（如大脑）一路贯通到最普遍的分子和原子。
由进化时空的尺度入手来分析梦中巨蛇，比相反方向的综合来达到融通容易得多。
生物学各个领域之间是密切相关的，这个想法很简单，但实际上，分析要比综合容易得多。
利用综合法来达成融通的方法，经常被称为“整体论”（holism）。
这个方法所面对的最大的阻碍是，当我们由下往上沿着不同的组织层次前进时，所遇到的复杂程度将沿指数曲线上升。
当今最大的挑战，是能对复杂的系统提供一个精确完整的描述。
科学家已经将许多系统拆开来研究，对大多数的因素和作用力已经有所了解。
下一项任务是将它们重新组合，找寻自然界用来展现众多组织层次共同特征的演算法，让我们在穿过真实世界的迷宫时，能够较快地从简单的系统进入较复杂的系统。
物理学上，麦克斯韦和玻尔兹曼开创了统计力学，以古典力学描述组成气体的大量运动分子，而正确预测出气体在不同温度下的运动状态。
许多像这样的进展已经把物理学铸造成最准确的一门科学学科。
超越传统的物理领域，在更高、更特殊的组织层次上，在综合上的问题更加困难。
复杂理论的研究者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在生物学上。
因为生物体和生物体的组合是已知系统中最复杂的，而且具有自我组织和适应的特质。生命系统的自我建构是由分子到细胞、到生物体、再到生态系统，其中必然会显示出我们可以理解的、与复杂和涌现相关的深奥定律。
在某个特定时刻，从大量的模拟过程中，极可能出现深刻、具潜力并且和复杂性相关的原理。
这些原理将显示出存在于许多组织层次中——包括想象中最复杂的系统——守恒不变的演算法。
这些系统将能够自我组合，自我维生，不断变化，并且进行繁殖。即，有生命的生物体。
到时候，我们将具备真正的生物学理论，而不再只是当今科学中对特殊生命过程的冗长描述。
这个新的生物学理论所包含的原理，将加速我们对心灵、行为和生态系统的探讨。
这些现象都是生物体的产物，因为极度复杂，也必将成为人类的最终挑战。
心灵
相信知识具备内在的统一性，是迷宫的本体。其基础是：每一项心理活动都有它的生理基础，并且和自然科学相符。
自笛卡尔和康德以来，现代哲学史多半是由不成功的大脑模型所组成。这个缺陷不能归咎于哲学家，他们已经尽力把自己的方法推演到了极限。这其实是大脑生物进化过程的必然后果。
大脑这个组合机器的目标是求生存，而不是自我了解。这两个目标基本上截然不同。
所以如果没有科学真知的协助，我们的心灵只会看到这个世界支离破碎的片断。
它只会照亮它必须了解的部分，以便存活到明日，而将其余的部分遗弃在黑暗中。
数千个世代以来，人类继续生存和繁殖，从来不需要知道大脑这个机器如何运作。
人类的适应能力往往来自神话和自我蒙骗，以及部落认同感和典礼仪式，而远多过客观的事实。
这正是直到今天人们对自己车子的了解要比对自己心灵的了解多的原因。
这也同时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对心理功能的基本解释，将会来自经验而不是哲学或宗教上的探索。
要达成这个目标，我们需要亲身经历大脑内部的黑暗区，并且放弃以往的成见。
如果有一位神圣的工程师，在不受人类生物历史限制的情况下设计大脑，他也许会选择依照自己的形象，塑造出一种生命有限但如天使般纯洁的生命体。
想象中，这应该是有理性、有远见、有智慧、仁慈、不具背叛性、不自私而且无罪的生命体，也因此，他们应该是自己脚下美丽星球的最佳管理者。
但是我们人类和这个形象截然不同，我们带有原罪，所以比天使更“优秀”。
我们的优良品质，是经由长期艰辛的进化过程所赢得的。
人类大脑是4亿年试错的结果。根据化石和分子的同源性，这个过程可以一路不间断地由鱼类追踪到两栖类、爬行类、原始哺乳类，再到和我们直接相关的灵长类祖先。
大脑在最后的阶段，跃进到一个极端的新层次，准备好要产生语言和文化，但因为它具有古老的族谱，所以没法像计算机一般安装到空白的头颅当中。
旧有的大脑被组合成一部本能的机器，新功能会随着心脏每次的跳动一一添加上去，但旧脑的功能仍然维持它的重要性。
在紧急的状况下，新脑必须逐步加入旧脑的内部或外围，不然生物就无法世代相延地存活下来。
结果，人性产生了：一种洋溢着动物的灵巧与情绪、结合了理性以及对政治、艺术的热情，创造出求生新技能的特质。
心灵是一连串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经验，代表感官印象以及对这些感官印象的记忆和幻想。
大脑能够同时记录多种感官印象。其中有一部分印象是真实的，不断由神经系统之外的刺激引发，其他印象则是从皮质记忆库中抽取出来。
这些印象会共同创造出在时间上前后一贯的真实情节。然而，这些情节却是一种虚拟实境，和外在世界的图像可能相关，也可能相距无穷远。它们重新创造过去，并产生对未来的可能憧憬，并且以此作为未来思想行动的选择依据。
意识则是由这些情节组合而成的虚拟世界。
大脑中并不存在一个叫作“自我”的总经理，负责把所有资讯汇集成为单一的意识流。实际上，大脑内部同时存在着多种活动，其中有些会对意识思想有片刻贡献，随后逐渐消失。
意识就是由这类互助线路交织成的巨型聚合物，心灵则是具有自我组织能力的群体情节，其中每一个情节都各自萌生、成长、进化和消失，偶尔也会稍加逗留，以产生更多的思绪和身体活动。
意识经验的某些性质，无法由大脑物理功能方面的知识推导出来，如思想实验中终生接触不到彩色的人，就无法想象别人对颜色是什么感受。
人类可以借助工具将其他生物感知的事物转译成我们能够探察的生物感觉形式，但没有相应的感觉器官，就永远不能像其他生物一样感觉。就连最具想象力的人和最专业的观测者，也无法像动物一般思考。
科学所观测的是，谁能感受蓝色和其他感官刺激，而谁不能，并且解释为什么有这些差别存在。
相对而言，艺术则是在具有相同潜能的人群中，传播个人的感受。
也就是说，科学解释感觉，艺术传达感觉。
艺术是人们向其他具有类似认知能力的人传递感觉的方式，但是我们如何确知艺术这种沟通方式足够精确，如何确定人们面对艺术作品时会确实产生相同的感觉？
通过对许多艺术媒体所累积起来的反应，我们直觉地知道答案。也可以经由文字上对情绪的精细描述、评论分析，以及人性中带有细微差别但互相关联的大量数据得知。
文化分享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是人文的核心。
我们可以在艺术引发共同感受的当同时，研究大脑和感觉系统的动态模式。
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是组成意识心灵的许多情节互相竞争的结果。
最主要的情节能够激发情绪上的神经线路，并且对个人的沉思过程造成莫大的影响。
它们赋予整个心智充沛的能量和集中力，并且指挥身体采取特殊的行动。
它并不只靠意识和纯理性选择来做决定，相反，决策时的大多数计算都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进行的一一一自我就像由牵线掌控而跳舞的傀儡。
神经线路和具有决定性的分子程序，是在意识思考之外进行的。它们会把某些记忆存档而删除其他的，它们偏好联系和类比，并且会强化那些调节后续情绪反应的神经激素的循环：在帘幕拉起、戏剧上演之前，部分的舞台就已经安排好了，而剧本也已经大半完成。
这些已经准备好却隐藏着的心理活动，给人一种自由意志的错觉。
我们对自己做决定时所采用的理由，经常只有模糊的概念，很少完全了解。
有意识的心灵会把感知到的这类无知，当作有待解决的不确定因素，因而确保了自由意志存在。
然而，对于一个无所不知、完全投入于纯理性思考和固定目标的心灵而言，自由意志并不存在，连那位赋予人类自由并在人类做了愚蠢选择时会表现不满的神，都避免拥有这种噩梦似的力量。
哲学家会说：假如我们在科学的协助下，能得知所有的隐藏过程，到那时，我们是不是可以宣称特定个人的心灵是可预测的，所以心灵基本上是确实早己决定而缺乏自由意志？
原则上，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可能的，但只有在以下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成立。
如果在每个微秒内，我们在神经元、分子和离子的层次上，都能对组成思想的神经活化网络有所了解，那么就可能预期它们在下一微秒内的处境。
但是，这样的理性分析若运用到普通的意识思想领域内，实际效果并不大。
因为我们如果想要掌握、熟知大脑的运作过程，在这么做的同时，也必定引起大脑的变化。
而且，数学上的混沌理论原理仍然成立。身体和大脑是由吵闹繁杂的细胞组成的团队，它们在微观上呈现出的不协调模式，是单纯的意识无法想象的，这些细胞随时都受到外在刺激的冲击，而这些刺激又是人类智慧无法事先预知的。任何一项事件都可能产生一连串的微观变化，最后导致新的神经活化模式。
为了追踪这些因果相循的过程，我们所需采用的计算机将巨大得让人目瞪口呆，而且可以想象，操作过程将远比会思考的大脑本身更为复杂。
尤其，心灵中的情景都具有无穷的细节，它们的内容会随着个人独特的历史和生理状况的演变而变化，我们如何能把这些资料一并输入计算机？
物理定律能够描述物体的运动和分子中的原子组合，但关于人类的思考，没有一个简单的决定性主张，能够像物理定律那样描述因果关系。
我们既然无法完全了解并预测个人心灵，自我就可以继续充满热情地相信本身具有自由意志。
这个状况很幸运，人类对自由意志具备信心，有利于生物体的调适，这种信心一旦丧失，心灵在宿命论的桎梏中，将逐渐颓废。
因此，在有机体的时空中，对任何一个可以用来了解自我的感觉来说，心灵的确具有自由意志。
人工心灵
在原则上有可能人工创造出人类心灵，但实际运作上则否，至少在未来的数十年甚至数世纪内，人工心灵的远景并不存在。
实现人工心灵的障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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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障碍：
要用机器复制心理活动，仅仅具备完美的大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科技并不足够，因为从事模拟工作的先驱，必须先发明并安置一个全新的计算方式一一一人工情感（artificial emotion，AE）。 -
进化障碍：
人类的一般本性，也就是人类精神上的统一特性，是在现已多半为人所遗忘的环境中，历时数百万年进化出来的产物。
如果不详加注意人类本性的遗传蓝图，即使我们模拟出来的心灵极具威力，但也可能更接近于某种外星访客，而不是人类。
就算我们知道遗传蓝图是什么，甚至能够加以遵循，它也只是一个开端。
人工心灵要具有人类的特性，就必须模仿单独的个人，在记忆库中填满一生经验，包括视觉、听觉、化学感受、触觉和运动感觉，这些全都背负着情感上的细微差别。
另外还有社交，一个人必定会和无数人有学识或情感上的接触。
有了这些记忆后还必须产生意义，也就是附加在每个用词和感官信息上的广大连接网。
基因-文化协同进化
基因的选择需要以世代为单位，无法非常精细地调整，无法足够快速地适应复杂环境。
如动物的沟通方式大都受限于基因，即使非常复杂，既不能相互传授，也无法借由学习而改进。
生物学和文化通过“基因-文化协同进化”（gene-culture coveolution）在基因进化之外，平行添加了文化进化，并且两者之间互相关联影响，相比单纯的基因进化，是更广泛的天择进化。
这个关联相当曲折：
基因采取了表观遗传法则（epigenetic rule，指生物体在遗传和环境的共同影响下发展）， 也就是神经元在认知发展过程中所遵行的途径和规则，也是产生文化的动力和渠道，个别的心灵就是借此而自我组合的。
人类的心灵由生到死，都是靠着吸收既有文化中可获取的成分而成长，同时借由个人大脑天生固有的表观遗传法则来进行选择。
文化身为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一部分，在每个世代，都会在所有的个人心灵中重建。
当口头文化得到文字和艺术的补充和支持时，文化的发展因而无限扩大，甚至可以隔代相传。
然而表观遗传法则具有特殊倾向的基本影响却持续不变，既是遗传的，也是无法根除的。
继承基因表观遗传法则的人，比缺乏这些法则或具备较弱法则的人，更能在周遭的坏境和文化中具有较佳的生存和繁殖状态。借由这种方法，并经过许多世代之后．较为成功的表观遗传法则与造成这些法则的基因，将在族群中广为传播。
结果人类就经由遗传上的天择，在行为上发生了进化，正如大脑结构和大脑生理上的进化一样。
某些文化规范有助于决定哪一些基因能够存活并且世代繁衍，新生的成功基因会改变族群中的表观遗传法则。受到更改的表观遗传法则会改变文化生成渠道的方向和有效程度。
这使得文化能够和基因并行进化，而且速度往往更快，比其他与其竞争的文化规范更有优势。
文化进化的步调愈快，基因和文化之间的关联就愈松散。文化可快速因应环境中的变化，基因则无法产生和传播相当的适应力。
仍以梦中巨蛇为例：
在人类进化过程里，毒蛇几乎在所有社会中都是致命的重要原因。
天生容易对蛇感到害怕或着迷，是一种表观遗传法则，文化则是依据这种害怕和着迷的反应，创造出相关的隐喻和描述。
由于受到与蛇相关的表观遗传法则的指引，梦中巨蛇形象将不断地滋润世代相传的文化内容。
借由梦中巨蛇的形象和文化里的符号来加强对毒蛇的注意力，增大人类的生存机会。
人性
人性既不是基因，也不是基因的最终产物一一文化。
人性是表观遗传法则，也就是使文化进化朝某个方向发展、并因此联结起基因和文化的心理发展遗传规律。
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过程中，与因果相关的事件是由基因开始，再传到细胞、组织，接下来影响大脑和行为。这个过程会与物质环境和既存文化发生相互作用，再更进一步影响文化的进化。
文化能通过建立特殊的环境来影响行为基因。在过去的世代中，能够对文化做最佳利用的人，就能享有最大的达尔文式利益。
只要把部分的环境代换为文化，就可以想象出人类在史新世是如何进化的。文化在严格的定义下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学习行为，而且只局限于人类社会，但是，基因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基本上与基因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并没有什么两样。
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形成社会，社会生活反过来又会影响、选择个体行为，塑造社会组织性：
所有的哺乳类动物在形成社会时都是以个体的利益为出发点，包括人类在内。
对哺乳类动物而言，社会生活的产生是为了提高个体生存和繁殖的成功率。
因此，人类以外的哺乳类动物社会和昆虫社会相比，组织远较松散。
这类组织的决定因素包括优势阶级、快速转移的联盟和血亲关系。
人类放宽了限制，通过长期契约与其他人建立类似血亲的关系，由此增进社会的组织性。
契约的形成并不只是协议团体在共识之下单纯理性分析的结果。
相反，探测诈欺行为的能力会发展得极为敏锐，并成为快速的计算能力。
一旦确立契约的花费和收益，这个能力还会进一步引发一系列的计算程序和情绪、道德反应。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融通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离现状：
社会科学家整体都对人性的基础毫不关注，对它深远的起源也几乎全然不感兴趣。
大多数人相信自己能了解自己如何思考、别人如何思考，甚至了解制度如何发展。
他们对人性的领悟来自常识，也就是基于通俗心理。然而这些领悟却充满了误解。
政冶意识形态也阻挠了理论家往自然科学的方向探讨。
文化相对主义转为反对人性会基于遗传而统一。
人类处境因而出现了很大的难題：将人类联合在一起的如果既不是文化，也不是遗传的人性，那会是什么？
这个问题不能不解决，因为如果伦理标准是依文化而决定，而文化又无穷地多元且每一样都同等重要，那什么可以取消神权统治或殖民主义？或取消童工、虐待和奴役的政策？
“标准社会科学模型”（Standard Social Science Model，SSSM）是20世纪社会学理论的至高教条。SSSM 认为，文化是由能够塑造个人心智和社会机构的符号与意义所组成的复杂系统。这显然是正确的。但是，它同时也把文化看作是独立的现象，是环境和历史事件的产物，不可化约为生物学和心理学元素。
它以最单纯的形式，把直觉上很明显的因果关系上下颠倒了：人类心灵并不创造文化，它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这种思维方式轻视或全然否定了人性的生物基础。
与标准社会科学模型极端对立的是基因决定论的教条，相信基因决定了人类行为，因此最具摧毁性的人类特征是不可避免的，如种族歧视、战争和阶级划分。它在事实上和道德上都不正确。
在介于标准社会科学模型和基因决定论这两个强势理论之间的宽广中间地带中，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本质上其实是兼容的，它们的因果解释模式可以变得一致。
社会科学在描述和分析上都称得上是真正的科学，但仍不是真正的理论。社会科学家从丰富的数据库中，整理归类出社会现象，在无意中发现了社区行为的模式，并且成功地追溯到历史和文化进化之间的相互作用。
但是他们还无法建立因果解释的网络，来成功地贯穿不同的组织层次，由社会进到人类的心灵和大脑。正因为他们无法做这样深入的探索，所以仍然缺乏真正的科学理论。
只有跨越各组织层次、把既存的最佳知识串联之后，提出具有竞争性并且可验证的假设来解释跨越不同层次的所有可能现象时，才可能创造出严谨的科学理论。
社会学家喜欢分析此时此地的社会生活和最近历史中的与因果关系，并沉浸于细节之中。以他们的经验来看，人类社会行为的变异极大，具备了无穷的可塑性。
人类学家认为，人类行为的变异范围称不上无限，可以清楚看到某些限制和模式。从上千种文化的研究和数个世纪以来的文化进化实验中获得的信息中，也许可以建立起人类社会行为的规律。
灵长类动物学家看来，灵长类动物社会的规律是5000万年的进化过程创造完成的，如果想要了解文化的起源，就应该观察这些在遗传上和人类最接近的物种，从中找到社会进化的原理。
社会生物学家认为，人类也许有独特的行为可塑性，并且可能是具备语言、自觉和远见的唯一物种，但人类也只是数千种高度社会化的昆虫和脊椎动物向传统的一部分。要开创真正的社会行为学科学，就必须跟踪这些生物体在是数亿年中不同的进化。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如果要结合，不能如以往那般，按内容来划分学科，而必须根据学科各自涵盖的时空范围来定义。之后，还必须把各学科关联起来。
这个过程已经开始，自然科学在过去数十年当中已经向社会科学靠拢，在分离的学科之间搭起了四座桥梁：
- 认知神经科学，目标是解决意识思考之谜
- 人类行为遗传学，寻找行为程序的遗传基础
- 进化生物学，尝试解释社会行为的遗传起源
- 环境科学，探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论是人类生物学或社会科学，都必须先把人类与自然之间这个坚固的基本架构纳入世界观，才可能获得圆满的解释
科学与艺术的融通
艺术以情绪和感觉来表达人类的处境，召唤出所有的感官和知觉，激发出秩序和混乱。
艺术创作的目标是直接诉诸接受者的感觉，而不须经过分析和解释。
艺术创作能力不是基于事实的冰冷逻辑，或神的指引，而是来自对人性的直觉了解，能够从所有人心中都会流过的平凡思绪中，挑选出有力的影像。每个人都具备根植于人性的艺术灵感，有长久价值的艺术作品是最忠于这个创造源泉的作品，即生物进化的表观遗传法则。
艺术诠释包含的历史、自传、语言和美学判断，其基础全都建立在人类心灵的物质过程上。
而想要勾勒出大脑的运作图，创造出持久的艺术理论，则有赖于人脑科学、心理学和进化生物学所逐步形成的融通。
想要了解具有创造力的心灵，需要科学家和人文学家携手合作。
初步的推论是，创新过程是一种以繁复的神经线路和神经传导物质的释放为基础的生物过程。
对艺术创造起源的了解，将大大改变对艺术创作的诠释：
- 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有足够长的时间容许天择塑造创新的过程。数千个世代的进化，足以让基因产生影响人类大脑、感官、内分泌系统和人类思想及行为的变异，并且导致个人在生存和繁殖成功上的差异。
- 在某种程度上，这其中的变异是具有遗传性的。个人差别不仅表现在对文化的学习上，也表现在学习或回应特定事物的天生倾向上。这些倾向在统计上会表现出特殊的优势。
- 遗传进化的进行不可避免。天择偏好某些基因组合，由此塑造出表观遗传法则，也就是组成人性的心理发展遗传规律。如禁止乱伦的韦斯特马克效应，人类对蛇天生的厌恶感，儿童语言能力发展步骤，以及某些艺术创作过程。
- 普遍性或几乎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会在文化进化的过程中出现。各种基本的表观遗传法则具有不同的强度，所以某些思想和行为会比其他的更能有效地引发情绪反应，而且涉及幻想和创造性思考的频率也比较高。这些思想和行为使文化倾向于进化、发明出某些原型，也就是广泛重复出现的抽象观念和核心叙述，成为艺术上最常出现的主题。
- 艺术创作会自然地聚焦于某些形式和主题，架构过程却是自由的。原型所产生的大批隐喻，不仅构成艺术的一大部分，也构成了日常沟通的内容。隐喻是学习过程中大脑活化部位扩大的结果，是创造性思维的架构材料。隐喻会连接并协力增强不同领域的记忆。
虽然生物学在学术诠释上分量极重，但艺术创作本身永远无法被锁在生物学或任何其他科学之中，因为艺术扮演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
借由巧妙手法增强美感和情绪反应，以传达人类经验中精微复杂的细节。
艺术创作通过心灵直接沟通感情，并不试图解释这种影响力为什么发生。
科学的目标在于创造原理，把原理用到人类生物学上，以定义物种的独特性质；
艺术则采用精密的细节来充实作品，并把物种的独特性质蕴含并彻底表现在作品之中。
流传久远的艺术作品都极具人性，尽管它们是来自个人的想象力，却触及了人类进化过程所赋予人类的共性。幻想中不可能存在的世界，所凭借的仍然是人类的根源。
科学与艺术都是从真实世界出发，向外触及所有可能的世界，最后才进入所有的想象世界。
艺术会把人类的存在投射在宇宙的每一件事物上。
艺术家和作家只凭直觉和无法轻易用公式来描述的敏感度，就知道该如何激发情绪和美感上的反应。他们运用了一个又一个的技巧，完全遵照“不见斧凿痕，才是真艺术”（ars est celare artem）的格言，把我们从诠释作品的欲望中引开。
相反，科学家则尝试着去了解，迫切想要告诉你所有的事情，并且要把每一件事情都搞清楚。
科学提出的第一个前提是：人类是一种生物，诞生在天择支配下万物滋长的环境中。
引申定理是：在遗传进化过程中，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在这种环境下的需求，会塑造出影响人类大脑功能的表观遗传法则。
导出下述结果：文化是许多心灵在无数的世代中彼此交错、相互支持而产生的，扩张形成一个似乎具有无穷可能性的宇宙。但是，这样的扩张并不是在所有方向上都具有相同的可能性。在科学革命之前，每一种文化内经验知识的原始状态，都会强烈限制住那个文化本身，而文化进化也受到当地环境的影响。较不明显的是，文化的成长深受人性的影响。
在艺术方面，人性的表观遗传法则会影响人类的创新、学习和选择过程，把心灵的发展拉往某个特定方向。在这个重心上，艺术家、作曲家和作家数个世纪以来已经建立起许多原型，也就是在预料中最可能表现在原始艺术作品中的主题。
人类最特殊的性质，包括极高的智力、语言、文化和对长期社会契约的仰赖。
这些特质的组合，使早期人类在所有的竞争物种之中，具备了决定性的优越地位。
但这些特质也要我们继续付出代价，包括惊奇地认识到自我、认识到自我存在的有限，以及认识到环境的混乱。
人类是唯一必须承受心灵放逐之苦的物种。其他的所有动物虽然具有某种程度的特殊学习能力，仍是由本能所驱使，并因为环境中简单事件的引导而产生复杂的行为模式。
类人猿也能自我认识，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它们能够沉思自我的诞生和最终的死亡命运，或是思考存在的意义一一宇宙的复杂性对它们而言完全没有意义。
类人猿和其他动物只会适应环境中它们赖以生存的部分，而很少留意或毫不关心其余部分。
推动艺术诞生的主要影响力，是人类需要在智力所产生的混乱状态中添加一些秩序。人类心灵活动开始扩展之前，身为祖先的前人类也和其他动物一样地进化，借着本能反应来维持生命，并确保繁殖成功。当前人类具备了“人”的智力时，就能够在征兆出现之前先处理信息，而获得更大的利益。这些能力使他们能够采取较有弹性的反应，并且创造出有关遥远地区和遥远未来的心理情节。但是进化中的大脑无法靠一己之力转变成一般的智慧，它无法变成万能的计算机。
因此在进化的过程中，动物的生存繁殖本能就转变成人性的表观遗传演算法。
人类必须先安置好这些天生的程序，才能快速产生语言、性行为和其他心理发展过程。
这些演算法如果消失，人类将面临灭绝的命运；它们必须存在，因为人的生命并不够长，不足以通过一般化与未管控的学习途径来了解生命中的经验。
然而，这些演算法虽然能够发挥适度的功能，但并不理想。原因是天择的步调很缓慢，需要经过数十或数百个世代，才能把旧基因替换成新基因，因此人类的遗传性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处理高智力所发现的大量、新而特异的可能性。演算法不够多、不够精准，无法对所有的可能事件做出最理想的自动反应。
艺术能够弥补这个隔阂。早期人类发明艺术，是试图通过巫术来表达并控制环境中丰沛的资源，形成统一的力量，并且控制生命中其他与生存繁殖最密切相关的影响力。通过艺术，这些影响力可以变成仪式，并且以一种新鲜、仿效现实的方式来表现。艺术的一致性，来自它们能忠实地表达人性和表达心理发展过程中受情绪支配的表观遗传法则与演算法。方法是挑选出最具刺激性的文字、影像和节奏，在正确的取舍下，忠实地表达出符合表观遗传法则的情绪反应。当前的艺术仍然具备这种原始的功能，并且采用了相同古老的方法。至于质量的高低，则依作品带有多少人性、能够多准确地表达人性而定。这正是我们所谓的艺术的真和美。
道德伦理和宗教
人类的伦理观念，被认为不是独立存在于人类经验之外，就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
伦理上的先验主义者认为，道德指导原则存在于人类心灵之外。
经验主义者则认为，这些指导原则是人类心灵的精巧创作。
先验主义的论点一般具备下述的形式：在自然的规律中，存在着神圣的或是本质上至高无上的原则，而我们比较明智的做法是学习它，并找出服从它的方法。
神学家和哲学家几乎总是强调先验主义，由此确认伦理的正当性。
他们追求自然律法中的神圣指导原则，这是由道德行为中不容置疑和妥协的独立原则组成的。
他们认为人类有义务通过理性分析发现自然律，并且把自然律纳入日常生活的例行事件中。
在先验主义的想法中，因果关系是由上向下的，由宗教上的“该不该”或自然律，借法律的途径下行到教育，最后才到个人的选择。
例如，罗尔斯的想法指引我们走向政府调节下的平等主义，而诺齐克的想法则指向政府极小化之下的自由主义。
在经验主义者的想法中，以上的因果关系相反，他们追寻的是可以客观研究的伦理起源。
他们认为个人具有的某些生物倾向，会导致某些选择。文化进化的过程使其中的某些选择强化成规则，进而成为律法，进而成为神或宇宙自然规律中的命令。
经验主义者强调客观的知识。伦理规范能否成功，得看它对道德情操的诠释能有多么明智；因此，规范的构建者应该知道大脑如何运作，以及心灵如何发展。伦理的成功与否，也要看它是否能正确预测出特定行动与相反行动所造成的后果。这个条件需要大量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融通的知识。
经验主义者认为，经由探索道德行为的生物基础，以及诠释它们的物质起源和倾向，可以塑造出一个比以往更明智也更持久的伦理共识。
从自然科学的融通观点来看，伦理规范只是社会契约中的原则在强化后所形成的规定和命令，是社会成员热切希望其他成员能够遵守而自己也愿意为了大众利益而遵守的行为规范。
经验主义者承认，道德规范的设计是为了服从人性中的某些欲望而压抑其他欲望。“该不该”并不是直接由人性翻译而成，而是一种共同意志，如果我们能对人性的需求和缺陷有更多了解，就可以让共同意志变得更明智、更稳定。
经验主义同时体认到，新知识和新经验可能使承诺的力量消退，使某些信条不再神圣，旧律法因而废除，曾经受禁止的行为却得到解放。
基于相同的理由，我们必须设计新的道德规章，而且新规章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神圣。
道德情操来自表观遗传法则，也就是心理发展的遗传倾向。
道德本能的原始起源是合作和背叛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进化的历史过程中，促使人类产生合作行为的基因，在人类族群整体中占优势。当这类过程重复出现了数千个世代之后，道德情操将不可避免地从中产生。
最有数学头脑的科学家将能产生最终理论这个想法，似乎象征一种新的宗教欲望的兴起。但是它不会具有宗教的显灵现象。科学已经带领我们远离了一度笼罩西方文明的位格化的神，但科学无法满足我们本能上的饥渴。
伦理和宗教是科学所面临的最有趣也可能是最让人感到谦虚的挑战，而宗教若想维持信誉，就必须找到某种方法来包含科学发现。宗教能具有多少权威，要看它能把多少符合经验知识的人类崇高价值编成法规，并变成持久的诗篇。这是提供令人信服的道德指引的唯一方法。信仰若是盲目的，不论表达方式有多么热情，都不足以令人信服。科学的角色是毫无保留地测试每一个和人类处境相关的假设，并且及时地揭示道德和宗教情操的坚固基础。
我们可以从对道德的最新了解中，找出达成共识的最有效方法。没有人能够事先预测共识会具有什么形式，但可以明确预知达成共识的过程。它必然是民主的，并且能够减轻宗教和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冲突。
人类的未来
融通的带来的风险选择：
第一个是人类越来越依赖技术的进步才能维持生存，称为“进步棘轮”：
人类获得更多知识，增加人囗并改变环境，因此需要更多的新知识来维持生存。
在这个受人类控制的世界中，自然环境正逐渐萎缩，单位面积所能提供的能量和资源也相对降低，先进的技术已经成了人类最终的义肢。
这就像被卡在了进步的棘轮中，在转动的过程中不断遭受挤压，却又不得不持续转动。
第二个是有能力依照希望的方式改变或维持人类的生物本性，即“意向决定进化”。
人类掌握了自己基因组的完整知识后，不出几十年，只要有共识，就能选择进化的新方向，不再受天择的引导，社会选择成为主要动力。
未来的世代要是偏好过去那种遗传多样性的自由市场（维持族群间的遗传多样性）的话，也可以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放任百万年来的遗产继续流传。
这个“意向决定进化”（volitional evolution）的前景一一物种可以决定自己的遗传前途（或进化前途）一一使人类必须面对重大的理性与伦理选择问题。
回顾人类进化史，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稳定选择。人类族群因为受到稳定选择（stabilizing selection）的控制，每个世代中导致疾病或不孕的突变基因都被去除了。
第二阶段：抑制稳定选择。愈来愈多的遗传缺陷可以被刻意修正或更改，利用科学知识，有意识地掌握自己的遗传性，一次改进一个基因。
第三阶段：意向决定进化。出现一个完全受人类意志控制的进化时期。
智人是第一个真正自由的物种，即将摒弃创作人类的天择过程，而在我们的自由意志之外并不存在遗传命运，我们不再有指引行程的北极星了。从现在开始，进化在科学技术领域将逐渐受到伦理和政治抉择的影响，包括人性和人类潜能的遗传进展。再不久，我们就必须深入地自我探讨，决定我们到底想要变成什么样。
情绪和表观遗传法则的更改如果够大，人类就某方面而言也许会变得“更好"，但不再是人类了。
取消人性的某些成分而强调纯粹的理性，将形成一个以蛋白质为基础但结构糟糕的计算机。
一个物种经过数百万年反复的试错，才定义出自身的存在，那又为什么要放弃？
我们打从一开始就对人类存在的意义一无所知。我们需要知道得更多，才能解答终极问题：
为了哪个目的？或哪些目的？如果真有目的，人类这个天才又是否应该自我引导？
在伦理上存在两类意见不同的人，自然主义者和豁免主义者：
自然主义者：我们想要重建的理想的自然，是一个能够孕育人类的特殊物质环境和生物环境。尽管这个世界有许多灾难和危险，但人类的身心已经适应了，这也是我们认为它很美丽的原因。
豁免主义者：人类存在于自然之外，并且能够主宰自然，控制其他物种的生态铁律并不会限制我们。没有什么限制是我们的特殊地位和才干无法克服而能够遏止人类扩张的，我们可以咨意改变地球，产生一个比我们祖先所认识的还要更好的世界。
生物圈二号实验最重要的教训是：我们这个物种和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很脆弱。
还没有人知道该如何设计出一个系统，能像自然生态系统那样免费支持人类生命。
尽管地球充满了神秘和危机，它仍然是维持生命的唯一家园。
豁免主义者认为人类总能找到解决资源耗竭问题的方法，但这是代价为彻底毁灭的赌博。
透过生态学这个镜头来看，人类历史就像是由环境义肢所累积出来的。
当这些人为程序愈来愈多并且互相衔接上之后，地球的容纳量将扩大，人类也会产生典型的生殖反应，继续扩张以填满增加的容纳量。
这个交互上升的过程将不断发生。为了满足新的需求，人类以愈来愈多的方式操弄并支持环境，但环境也因此变得更加脆弱，需要日益复杂的技术不断地“关照”。
我们共同的目标，必然是为地球上恣意增长的人口扩充资源和改进生活品质，并且尽量不仰赖环境义肢。
当人们面对物种灭绝的证据时，普遍会进入三个阶段的否认反应：
第一阶段是为什么要担心？物种灭绝是自然的现象。在30亿年的生物历史当中，一直有物种在消失，但并没有永久伤害生物圈；进化的过程总是会产生新物种来取代灭绝物种。
回答是：生物历史上四次剧变之后，进化过程需要将近1000万年的时间，才能恢复灾害前的生物多样性水平。
进入第二阶段的否认反应时，一般会质问，我们究竟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物种？为什么要那么在乎？
回答是：生态系统存在的物种愈多，生产力就愈大，也就更能承担旱灾和其他环境压力。
既然我们需要依赖有效的生态系统来澄清水源，滋养土壤，并且制造可呼吸的空气，显然就不能轻易抛弃生物多样性。
每一个物种都是进化的杰作，也是大量科学知识的来源，目前既存物种的基因经过许多世代逆境的测试，已经设计出极其复杂的一系列生化工具，来帮助携带基因的生物体生存和繁殖，它们的产物能帮助人类维持生命。
第三阶段的否认仍然会出现：为什么现在就要赶快保存所有的物种？为什么不能把活标本先存放在动物园和植物园，以后再放回野地？
严酷的现实是，对于已知既存的2.4万种哺乳类、鸟类、爬行类和两栖类，今天世界上所有的动物园最多只能维持2000种；面对25万种植物，植物园就更加感到无能为力了。
就保存少数濒临灭绝的物种来说，这些避难所无疑具有相当的价值，把胚胎冻结在液态氮中也很有帮助，但是这些措施很难解决整体问题。更困难的是，还没有人设计出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以收容昆虫、菌类和其他生态上极重要的小型生物。
就算这些措施都能圆满完成任务，而科学家也准备好让物种重返独立生活，但是到时候，许多物种所需的生态系统可能已不复存在。
以目前现有的知识保存万物的唯一方法，是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维护万物。
但自然栖息地是多么快速地缩减，连这么直截了当的解答也将成为负担沉重的任务。
无论如何，人类必须找到办法挤过瓶颈，且不摧毁其他生命所仰赖的环境。
启蒙运动的精神在于相信我们可以完全凭自己的能力来认识事物，并且由认识中获得理解，由理解中做出明智的选择。这样的自信随着科学知识的成长而上升，这些科学知识也被包含在逐渐完各的因果诠释网络里。
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学到了许多关于我们人类的知识。我们已经比较了解人类从何而来，也比较知道人类是什么了。智人就和其余生命一样，也是自我组合而成的，因此，我们目前的处境并不是在任何人的指引、任何人的监督下造成的，而我们的未来也必须完全由自己决定。
我们既然对人类结构有这样的了解，现在应该更有能力反省，决定前进的方向。在这样的努力中，我们不能光说历史的过程太复杂，不适合采用化约法来分析。那只是世俗知识分子所举的白旗，相当于懒惰的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神的意旨”。但就另一方面而言，现在若认真谈论终极目标，比如完美的绿化城市，以及用机器人远征最近的星球，也言之过早。
只要能让人类在摧毁地球之前，快乐地安顿下来就够了。要度过眼前的数十年，仍需要进行许多严肃的思考。
在不同的政治经济选择中，我们愈来愈能够确认出哪些可能具有摧毁性，我们也已经开始探讨人性的基础，并发掘出人类内在的最大的需求和需求的原因。
我们正跨入一个新的存在主义纪元。旧有的存在主义赋予个人完全的自主权，但新的存在主义则相信，只有通过全球分享的统一知识，才可能产生正确的远见和明智的选择。
在这所有的过程当中，我们将学到一个基本原则：伦理是最重要的。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动物社会不同，它的基础是人类形成长期契约的遗传倾向，而这长期契约又通过文化进化出道德规章和法律。契约形成的规则并不是上天赋予人类的，也不是由大脑机制中任意出现的，这些规则是经过数万或数十万年的进化而产生的，因为它们能使设定规则的基因存活，并且有机会在后代身上继续出现。我们能够发现哪些契约是生存必须的，并宣誓承认捍卫这些契约的必要。
值得我们反复询问的是，我们最深的根源在哪里？
我们似乎是旧大陆中的狭鼻灵长类，是一种突然出现的聪明动物，在遗传上具有独特的起源，并且受惠于自己新发现的生物天分；同时，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也可以拥有一个安全的家园。
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这就是全部的含义：
我们如果依赖人工替代品来维持自身和生物圈的活力，所有的事物终将变得脆弱；
我们如果抛弃其他生命，必定使我们人类变得永远贫乏；
我们如果放弃遗传天性，接受机器辅助下的理性，并且以进步为名，让伦理、艺术和生命意义屈服于散漫不经的习惯之下，幻想自己如神一般尊贵，而不受古老传承的束缚，那么我们将变得什么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