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到2012年9月的时候，我曾经说，几年前我还觉得短期内发生大战的可能性是零，现在看到各国处理经济危机的方法，不敢说很有可能爆发战争，至少是不敢无视这种可能了。
2019年5月的时候，又说，经济矛盾如果不能在政治层面之下就化解掉，战争的阴影就始终笼罩在头上。
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首先想到的就是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
如果我今天回过头来试图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政治错误，那么我会认识到最大的错误是：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家们没有执行简单明确的威尔逊计划，而是歪曲了它。他的思想是给小国家以自由和独立，那种自由和独立只有在所有大国和小国参加的有约束力的统一组织内才能得到保证。
我每天从遥远的地方比我那些在祖国的朋友们更为奥地利缓慢而心切的最后挣扎而痛苦，他们用爱国主义的游行来欺骗自己，每天互相打气：“法国和英国不会抛弃我们，而首先，墨索里尼绝不会答应。”他们相信国际联盟、相信和平条约，就象病人相信贴有漂亮商标的药一样。
一直到一次大战后，由于民族主义作祟，世界才开始变得失常。而且，作为第一个看得见的现象，也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瘟疫，是对外国人的仇视：仇视异族人或至少是害怕异族人。
正如我在回家的路上忽然注意到我前面自己的影子一样，我也看到了在现在这次战争后面另一次战争的影子。战争的影子将漫延过我们那全部的时代，不会再从我这里消失，战争的影子笼罩着我日日夜夜的每一个念头，它的暗影大概也蒙住了这本书的某些章页。
可是不管怎么说，每一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过。经过多年来煽动仇恨的宣传，流毒是多么深，甚至在这里，在一座外省的小城里，这些毫无恶意的市民和士兵都已经对威廉皇帝、对德国抱有这样的成见，以致银幕上一幅匆匆而过的画面就能引起这样一场骚动。那只不过是一秒钟，仅仅一秒钟。当接着映出其他的画面时，一切又都忘记了。观众对一部正在放映的喜剧电影捧腹大笑，高兴得拍着膝盖，僻僻啪啪直响。尽管那仅仅是一秒钟，但那一秒钟却让我看到了，虽然我们自己作了各种努力，想方设法要促进互相的谅解，但是到了紧急关头，彼此双方的人民是多么容易煽动起来。
罗曼·罗兰说：“一旦发布动员令，究竟有多少人坚持得住，谁知道呢？我们都已陷入一个群情激愤，人人歇斯底里的时代。在战争中绝不能忽视这种歇斯底里的力量。”
“部队这样频繁的调动，干吗用？”另一个却激动地回答说：“是得采取预防措施。也就是说，一旦发生战争，德国人要从我们这里突破。”——“不可能！即便发生了什么事，法国和德国互相打得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你们比利时人也可以安安稳稳地坐著！”我非常自信地说，因为在从前那个世界里，大家还相信条约的神圣。
然而我们那位悲观主义者却不让步。他说，比利时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必然有道理，早在几年前就风闻德国总参谋部有一项秘密计划：一旦进攻法国，就从比利时突破。我说：“无稽之谈！如果德国人把军队开进比利时，你们就把我吊死在那根夜灯杆子上。”我今天还得感谢我的朋友们，他们后来没有把我这句话当真。1939年的世界不再像1914年的世界那样具备那么多让天真、老实的人信赖的东西。当时的老百姓还从不疑虑地信任自己的权威人物。当时每一个普通人还都非常尊敬“最高级人物”、大臣、外交家、以及他们的判断和诚实。如果发生了战争，那么这只能是违背他们自己政治家的意愿的事；那些政治家自己不可能有过错。
到了1939年，在整个欧洲已经没有这种对自己政府的诚实或者至少是能力近乎宗教般的信任。自从人们愤怒地看到外交活动怎样在凡尔赛背叛一种持久和平的可能性以来，人们就瞧不起外交。外交家们怎样无耻地用许诺裁军、许诺不搞秘密外交来欺骗各国人民，对此各国人民记得太清楚了。
从根本上来说，1939年的人不敬重任何政治家。没有人把自己的命运信任地托付给他们。当然，他们不能反抗，因为这是关系到祖国的事。人们服从，但不会欢呼。人们走向前线，但不再梦想当英雄。每一个人都已经感觉到，他们只不过是牺牲品，不是为了世界上愚蠢的政治，就是为了那不可捉摸的凶恶的命运威力。
而在1914年，广大群众享受了几乎半个世纪的和平，他们对于战争又能知道些什么呢？他们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事先几乎从来没有想到过战争。在他们看来，战争是奇遇，恰恰是因为离得遥远，从而赋予战争一种英雄色彩和浪漫色彩。
但是1939年的这一代人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不再自己骗自己。他们知道战争将延续许多年，一生中的这段时间是无法弥补的。他们知道，1939年的一场世界大战由于它的灭绝人性的机械化，要比人类以往的历次战争卑劣、残忍、非人性一千倍。
在1939年的那一代人中，已没有一个人还会相信战争中有上帝所希望的正义性。更糟糕的是，他们再也不相信通过战争而争得的和平会有正义性和持久性。因为他们对上次战争所带来的一切失望记忆太清楚了。
战争所带来的不是致富，而是贫困化，不是满意，而是怨恨；带来的是饥谨、货币贬值、动乱、公民自由的丧失、对别的国家的奴役、一种令人头疼的不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1939年的故争具有一种思想意义。这场战争关系到自由，关系到保存一种精神财富，是为了一种思想而斗争。这就使人变得坚决、矢志不移。1914年的战争则不同，它不知道要从现实中得到些什么，它只是为一种幻想效劳，即，梦想建立一个更美好、正义与和平的世界。
1939年的故争具有一种思想意义。这场战争关系到自由，关系到保存一种精神财富，是为了一种思想而斗争。这就使人变得坚决、矢志不移。1914年的战争则不同，它不知道要从现实中得到些什么，它只是为一种幻想效劳，即，梦想建立一个更美好、正义与和平的世界。
作家中的大多数人很少受到关于欧洲的教育，完全是在德意志的视野内生活。他们以为鼓动群众的热情和用富有诗意的号召或者科学的意识形态来为美化战争打基础，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贡献。有时候我仿佛听见一番神经错乱的人在狂吼。但是，这种疯狂最使人震惊的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诚实正直的。
他们诚心诚意地认为自己有责任干一种辅助性的“工作”。他们觉得，他们以前所创作的一切，对不起语言界，因而也对不起人民。所以，他们现在要通过语言来为自己的人民效劳，让人民听到自己想要听的声音：在这场斗争中，正义完全在自己这一边，非正义在别人那一边。德国必胜，敌人惨败。
强烈的感情不会无限持久，这是人的本性。个人如此，一个国家和人民也是如此。这一点军事当局知道得很清楚。因此它需要人为的煽动，需要不断地给人服“兴奋剂”，而这种刺激工作应该由知识分子——诗人、作家、新闻记者来做。他们做这种工作时，有的心安理得，有的问心有愧，有的出于真诚，有的例行公事。
没有一座城市，没有一个社会阶层不陷入那种可怕的仇恨的歇斯底里之中。传教士们从祭坛上说教，一个月前还把军国主义谴责为最大犯罪的社会民主党人聒噪得比其他人都厉害，为的是遵照威廉皇帝的话不当卖国贼。那是无知的一代人的战争，恰恰是各国人民一味相信自己一方事业的正义性，成了战争的最大危险。
当代世界的战争则是另一种形态。我们几乎实时地在电视和网络上看着千里之外的人们被杀死，仿佛是和生活中其他事物一样稀松平常的点缀和插曲，是从来不会降临到我们自己头上的一出戏剧。
这出戏剧从海湾战争开始，中间虽夹杂有卢旺达的后知后觉和也门的无人关心，起码大部分成为了许多人的共同记忆，然而一直到今天很多人才发觉，原来和平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发生在南联盟和科索沃、索马里、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突尼斯等等很多地方的悲剧，可能是更大型悲剧的前奏。
我当然没有悲观到认为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只是觉得燃烧的引线朝火药桶又近了几分，而应该为点燃引线负责的人仍在争论，是给火药桶里面加火药，还是给桶子漆上和平的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