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的《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中，有这么一段：
老实说，我觉得“普世价值”这个词有点偷懒。显然，全世界的人都热爱自由。用秦晖老师的话来说，如果自由不是“普世价值”，为什么全世界的监狱都要上锁？全世界的监狱都要上锁，说明全世界人都渴望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当然是普世价值。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或许不是全世界民众是否热爱自由，而是当自由与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比如当自由和平等发生冲突时、当自由和秩序发生冲突时，人们如何排序？面对价值的冲突，也就是所谓“诸善之争”的时候，价值的排序或价值序列中的权重不同，就带来政治文化的差异，这才是“文明冲突”的起源。
比如，有些文化重视秩序超过自由，有些文化则重视自由超过秩序；有些文化认为主权比人权重要，有些文化则认为人权比主权重要；有些文化更重视平等，有些文化更重视效率；等等。
自由与平等对立冲突的说法经常听到，主权比人权重要也被归结为政治文化差异。
我的看法是，政治文化是有差异，但很多时候这只是表面现象和其他差异的结果。
就像全世界的人都渴望自由，其实全世界的人也都极为看重人权。
那些口头喊着“主权大于人权”的人，在自己的基本人权被侵犯时，反应之激烈往往远超主权被侵犯时，只是很多时候并不敢体现在行动上，只在内心中愤怒——因为作出反抗行动的后果可能是权利进一步被侵犯。
除开情趣玩家，鲜有人身为奴隶而光荣。
同样的道理，表态“私有制度万恶”的人，真要损失自己的私有财产时，大概率万般不情愿——“真有一头牛”的笑话在现实中比比皆是。
自由和秩序也未必绝对对立——偏好秩序的人未必就是自由受限制的人。
所以，普世价值不能仅仅看作每个人为自己所珍视的价值。
什么时候觉得别人的自由和人权也很重要，才叫做普世价值。
这种推己及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同理心，才具有道德价值。
在等级社会意识中推崇的是我的自由和权利凌驾于他人之上，就和普世背道而驰了。
也因此在我看来，普世价值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互相冲突不成立。